一、初識《思痛錄》
《思痛錄》在成書前有一段難忘的口述史。
記得那是文革中期，1973年，我剛從雲南隴川農場轉到張家口聚氯乙烯廠當儀錶修理工。三年零七個月，我在遠離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親、湖北的母親、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家被抄，東西砸爛了，房子沒了，全家離散整整７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這劫後餘生的團聚。那時我常常在週六早晨上完24小時連班（化工反應釜需要儀錶持續監測，儀錶修理工每值24小時班可休息１天），覺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線，來回顛簸整整13個小時趕回到在北京永定門外沙子口那兩間狹小簡陋但是溫暖的小屋裡。
當時我真像母親在《當代人的悲劇》中提到的，開始從自己和家庭的傷痛中走出來，弄了一腦子的問題。在外面不能問，只有回到家裡問，有時想不通就和父母爭辯。當時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說要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嗎？那為什麼還要把那麼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右派搞多了還要摘帽，打了這麼多走資派為什麼七、八年了還是這個樣子？父母告訴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過那麼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佔區來又坐過敵人監獄的，無一例外都是被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原來那時就有「打著紅旗反紅旗」一說。我聽了還是不明白：「毛主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難道敵人越多黨就越安全嗎？」
記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駁的語言惹惱了母親，她憤憤地站起來在屋裡來回踱步：「團團，我不能再講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賣的。」這話一下子震驚了我，迄今我還記得她當時臉上的表情，記得我那莫名的驚詫。我的媽媽呀，竟會懷疑她的女兒會出賣她！自然，後來我就努力多聽、多想，插話也大都是問情況的了。我就是這樣聽到了所有後來被母親寫入《思痛錄》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故事。這故事越講越長，從打「ＡＢ團」，延安審干開始，講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輕騎兵」，解放後的肅反、打老虎、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等一系列曾經冤枉過人的運動，也包括大躍進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種種。讓我聽了震驚甚至恐懼的還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蘇共二十二大，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鬥爭，以及中蘇兩黨在整人上的驚人的一致和從建國前就存在著的矛盾。說老實話，我的真正的大學是在那4年（1973-1976）完成的。如果說文革頭７年的遭遇和磨難是鍛造我意志的鐵砧，那麼，後4年的家庭討論會則是開啟我心靈的鑰匙。我至今懷念那4年白天盼著天黑，吃過晚飯就拉緊窗簾，關上大燈，一家人圍坐在一盞檯燈前，同志加親人的熱烈而又有點神秘的討論。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約也就是從那時起，母親萌生了要寫一部書的念頭。她當時常常對我講，你們太幼稚了，這麼大一個國家，這樣的多災多難，交到你們這一代手裡怎麼得了。而父親對母親說：這是我們的不對，是我們過去什麼也不讓他們知道。其實，父親早在文革初期就對我講到過延安審干運動，告訴我他曾被戴上特務帽子遭批鬥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那時哲學社會科學部吳傳啟為搶「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頭功，在關鋒等人的授意下，在學部拋出了「批判青春漫語大毒草，揪出楊述反革命黑幫」的大字報。母親當時在河南安陽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學回家，父親神色嚴峻地說：「你怎麼才回來，我等你好久了。」然後他竹筒倒豆子,把學部當天所有的情形都對我這個當時才上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統統說了。我那時傻傻地看著他，怎麼也不懂昨天還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間怎麼就成了反革命？但是父親接下來的一段話卻像刀刻一樣此生此世銘記在我心裏了。他說：「團團，現在我才知道自己錯了。我以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這一代再也沒有苦難了。我只給你講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讓你知道黨犯過的錯誤，黨內鬥爭很殘酷、很壞的一面，其實我們這個黨從來就不純粹。你以為道路筆直，黨是永遠不會錯的，跟著黨走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結果別人一句都批評不得，一點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讓你變得這麼簡單、幼稚，我怕你經不起今後的生活打擊啊。」接著，父親講了1943年在延安審干運動中的經歷。他曾經被戴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一年多，其間向毛主席上書，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務，請你派人徹查」也未獲結果。後來由彭真同志出面談話才算摘帽平反。
我當時縮在寬大的籐椅上，兩手抱著膝，睜大了眼睛聽那可怕的一幕。我開始相信，這絕不是誑言，1943年共產黨就能把才二十歲就毀家紓難，動員一家老小變賣家資、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務，那麼今天學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裏已經模模糊糊意識到大禍臨頭了。當時父親在堂屋裡走著走著，忽然指著頭頂上的吊燈說：「那時候有一回挨鬥，我突然想一拳頭把屋裡那盞吊燈砸爛，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動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瘋了。我是拚命抑制自己才沒有變成瘋子啊。」今天每當回憶起這一幕，我就禁不住雙淚長流，因為隨後不久在學校鬥我這個未滿17歲的「校領導的紅人」，「反工作組的黑崽子」時，我也曾有過與父親一樣的念頭。我雖然挺過來了，但我親愛的媽媽，卻由於年輕時有過精神創傷（她的第一個愛人，清華同學孫世實在抗戰時期犧牲了）， 1966年8月她從河南四清前線剛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將」，不讓回家被拉走批鬥而精神失常。她患憂鬱型精神分裂症整整3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認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殺.....
就在那一晚，父親告訴我，這一次運動來勢凶猛，估計比延安搶救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準備，他的問題至少要３年才能解決。結果，連他自己也未料到，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12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結論時，當年那個壯健的中年人已經變成說不出幾句話也走不了幾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當時的我，突然遭遇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著說：「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哭著哭著綣縮在籐椅上睡著了。
現在想來，父親之所以在那一天夜裡一下子談這麼多，這麼深，完全是因為他對形勢的估計非常險惡。他唯恐第二天就會被關起來，從此幾年不見家人面，再也來不及做任何解釋。他唯恐他最寶貝最心愛的女兒會真的以為他是反革命。後來的事情證明，他什麼都可以忍受，只有這一點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當時他幾乎是當做遺言在講。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時，父親講述這一切已經沒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壯到極點的氣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討了，而我的認識仍然幼稚之極。也許正是從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親和父親一樣，痛切地感受到了對年青一代「愚民教育」的危害。為了免除子孫後代因無知、盲從重蹈他們那一代的苦難，為了讓普通老百姓瞭解和記住那一段痛徹心脾的歷史，為了讓後人在痛定思痛時，從史實中追索產生這種一整代共產黨人歷史悲劇的真正根源，如實記錄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自己人的想法在她腦海裡成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