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本人心裏何嘗不是對趙先生也懷著幾分敬意。且不說趙先生主政以來的諸多改革措施頗得民心，就單說在「六.四」事件中，為了反對軍事鎮壓，寧願失去萬乘之尊，在那個狹窄的小胡同裡屈辱地過著15年囚禁生活，而表示至死決不檢討，這要和那種為了乞求一碗電子部副部長的「噘來之食」，竟至於痛哭流涕的軟骨頭比起來，當然令人肅然起敬。
不過要是以為八九學潮和後來波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民運由趙總書記一手處理就萬事大吉皆大歡喜，那可就未免過於天真了。趙先生為萬千民運人士敬仰的就是他的那句「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確實，如由趙先生主導處理，相信當不至於動用坦克機關鎗，以至血洗京華，但民運諸公是否就可以逃過一劫，民主是否就可步入坦途，竊以為未必。
這裡最重要的判斷依據，就是對運動的定性。是的，我們知道趙先生在軟禁中外瀉出來的僅有的幾次談話中都表示他反對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當4月24日鄧小平在常委會上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後，趙在朝鮮復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當前動亂所作出的決策。」這樣關乎國家歷史走向，億萬人民生存權利，並直接涉及萬千運動參加者命運的重要表態，豈可一個「韜晦」，「違心」，「不得不」所了得？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即使在被囚禁了多年之後，據說又經過了沈重的反思，趙紫陽依然否認這是一場反對腐敗，要求改革的民主運動，仍然認為：「上街的學生有二部分人：絕大部分就是上面說的那種情況（指為胡耀邦鳴不平－－筆者注），一部分是因為對我們工作不滿，借題發揮，闖一鬧（似為「鬧一鬧」之誤－－筆者注）。當然，也確有少數人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據楊繼繩著「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轉引自「前哨」）切不要小視了這裡的「確有少數人」。共產黨歷來造成萬劫不復的歷史悲劇，所針對的都是這個「少數人」。毛澤東的口頭禪就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文化大革命的口號叫打倒一小撮。焉知我們的趙總書記會如何處置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少數人」呢？
趙總書記說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但民主的軌道在哪裡，法制的軌道又意味著什麼，卻又都語焉未詳。至今鮑彤也好，張良也好，都沒告訴我們他解決這場危機的方案。
我們不能代聖賢言，但從趙總書記對運動的定性看，他必認定學生中至少有一小部分是敵對分子，再加上他一再聲稱的要「依法處理」「打，砸，搶，燒，沖」，我們要預知其結果還很困難嗎？想必王丹烏爾開希們將不會遭遇坦克，但是這和面對囚車會有什麼很大的不同嗎？當然了，開花彈和手銬畢竟不一樣，一個太熱，一個太涼。能夠肯定的是，那些走「趙紫陽的路」的人們當不會進秦城賓館去享福，也不必偷渡海外去留洋。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趙紫陽和李鵬的分歧，僅止於「四.二六」社論和出動軍隊兩件事。他主張「從四.二六社論退回來」和反對動用軍隊當然是積極的和難能可貴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和李鵬的這種分歧只是手法與策略的不同，一個主張「剿」，一個主張「撫」，如此而已。從根本上說，他們作為專制政權的代表人物都處於運動的對立面，這沒有什麼區別。其程度有所差異，性質沒有不同。他多次談到他反對「四.二六」社論是因為它「激怒了學生」「把中間狀態的學生也趕到激進派裡」，反對流血是怕「對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他在任何場合，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私下裡，都沒有表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的（像萬里說的那樣），學生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有人說他同情支持了學生的愛國運動。同情可能有一點，支持不知從何說起。至於多年來有人抱怨學生們的過激行動暴露了黨內的改革派，使好端端的民主改革大業中途夭折，近來又有人說「六.四」使趙紫陽沒法韜晦到老人們過世，不得不公開與鄧小平決裂，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劇。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六.四」的主要訴求是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這不僅不為鄧小平所容，不為李鵬所容，也為趙紫陽所不容。現在人們津津樂道的就是趙紫陽的政治改革。一些趙紫陽的近臣和智囊，紛紛著書立說，把「十三大」前後趙紫陽政改的動作渲染成似乎中國的民主政治已功在垂成了。可是他們翻過來掉過去所講的不過就是政企分開，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改造黨的領導，鬆綁，透明化之類。這和學生們要求的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完全是鴨對雞講。提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問題：既然是黨政分開，如果提出把所有黨務機構的人員從國家幹部系列裡剔除，把共產黨的開支從國家預算裡刪掉的ㄒ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