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慶海常用筆名青松，系自由撰稿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加拿大作家筆會榮譽會員。1984年開始任職於中國農業銀行泊頭市支行，2000年3月離職，成為自由撰稿人。2000年9月15日被捕， 2001年4月，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於今年9月14日刑滿釋放，現居住於中國河北省泊頭市，繼續從事自由撰稿工作。
牢獄之苦
郭慶海接受大紀元採訪說：「剛出來3個月，前兩天就接到國安的警告，說不允許我寫東西了。最近電腦也不停地收到病毒攻擊，每天至少接到一封有病毒的電子郵件，網路也不時出現故障。」
郭慶海接著說：「我2000年9月15日被抓，在派出所關了11個月，2001年8月轉到石家莊北郊監獄，河北省的政治良心犯都關在那裡。生存狀況很惡劣，生活環境很艱苦，我曾因營養不良於2002年7月癱瘓過。還患有低血鉀病、肌肉無力，甚至沒有站立的能力，這種情況在獄中很常見，還有肺結核等傳染病。幾乎每個宿舍(16個人)都有肺結核病，很普遍。」
「總體情況都不好，但是對我們政治良心犯更加嚴酷，長年累月關在黑屋子裡，不能晒太陽。普通服刑人員可以打籃球，但是我們不能去鍛練，說是獄中有這樣的規定。我們政治犯之間很難見面。曾經接觸過一個政治犯，打水的時候偶爾見過一、兩面，有60 多歲了，身體、生活狀況都很差。我和一位認識的朋友曾被共同關押2年多，見面機會很少，他2003年5月1日臨出獄前，我們都未能見面。」
「政治良心犯承受雙重監督：獄方的和被安排的服刑人員，始終有人監督，而且是公開的監督，一次有個犯人跟我坦率地說：我是被安排看管你的。我身心遭受嚴重摧殘，刑事犯有很多方面讓我們個人心靈上受到壓抑，刑事犯非常放肆，攻擊我們的做法、思想，對我們的人格進行侮辱、貶低。」
「3月21日到 27日，我絕食6天要求單獨關押，受到刑事服刑人員的毆打，和獄裡交涉，提出要求：應根據國家監獄法，根據判刑的不同條款、性質，分類關押，政治犯和刑事犯應該分開關押。他們說：監獄對於政治犯有內部規定。我要看，他們又不敢拿出來。監獄法應該是公開的，監獄中將政治犯和刑事犯混合關押，為的是用刑事犯罪人員監控政治犯。」
「我不希望任何人坐監獄。不坐不知道裡面的苦處，這不僅僅是一個人，很多家庭成員都受罪。在我坐牢期間，我的父親、母親、岳母相繼去世，妻子以前身體很好，但在我入獄期間，身體急劇惡化，患上嚴重的心臟病，我自己的身體也很不好，患有坐骨神經痛、缺鉀病。」
中共的虛偽司法
郭慶海說：「我在整個判刑過程沒有請律師，因為我對法律有些瞭解，這個案子沒有任何辯護的餘地。因為法院是共產黨的法院，法庭是共產黨的法庭，法官是共產黨的法官，中國司法不獨立，是中共一元化領導的產物。」
「他們起訴我誹謗共產黨，共產黨既是審判員、公訴人，又是起訴人、被害人。審判委員會受黨組領導，這從法律角度就是一個很滑稽的東西。按照法律，公訴人和審判人不能是共產黨員，應該迴避的，不能介入。」
郭慶海指出：「政治案件都存在這個問題。審判本身就不合法。不可能有任何公正，所有一切都是程序、形式而已，裝個門面。」
中共大抓捕
對於當前中共的形勢，郭慶海說：「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這麼個循環。雖然大家的呼籲、媒體的報導有些作用，但是政府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我覺得國內外知識份子對中共的幻想沒有必要，尤其是把幻想寄託在個人身上，是很虛幻的。這是中共的根本制度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
郭慶海表示：「前一段時間，人們的幻想太多。胡溫的『親民政策』，獨立中文筆會的活動能順利進行，給人們造成了一種錯覺：環境更好了，言論等各方面也開始出現觸及底線的地方。」
郭慶海認為：「出現一系列大抓捕的情況，由多種因素導致，諸如：一、最近政治形勢有根本性的改變，權力更加集中；二、獨立中文筆會活動活躍；三、大紀元的《九評》影響很大；四、國外民運刊物、活動很活躍；五、快到『兩會』，中共又例行整肅；六、中共也在測試國際社會的的影響，看國際社會是否有反彈。」
郭慶海指出：「這樣做的結果必定會帶來災難。國內知識份子是一個小圈子，還沒有做到大幅度和民眾結合的程度。中共抓捕的不僅僅是知識份子、自由作家，而且還有維權的人，這些維權人士對民眾的影響力很大，因為他們直接和民眾接觸，所以對維權人士迫害更嚴重，手段更狠毒。這是國際社會應該關注問題。」
中國經濟問題
郭慶海說：「我以前在農業銀行工作，應該說是能幹的，做研究工作，有一定影響和名氣。但自己覺得幹得不順心，2000年3月辭職，單位不讓辭，怕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就停薪留職。我個人覺得，所有國家企業包括銀行，一個正直的人是很難在裡面混下去的。我說話直率，看問題尖銳，在銀行中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際關係不好，尤其是和領導，我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我已經發表了一些經濟方面的文章。我做銀行工作20多年，發現負債、不良資產等比例很大，今年、明年應該就會顯示出問題了。中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