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參與者「薛紅軍表示，『說我們是假的，天理不公，我們修了多少年啊，我從1994年就開始練。』」
很顯然，田雨先生發稿前未和另一位中新社文字打手「前輩」溝通。2002年4月9日人民網刊登了中新社記者潘旭臨發自鄭州的報導《天安門廣場自焚者王進東、薛紅軍追述荒唐事》，在文中作者寫道：
「策劃天安門自焚事件主謀之一的薛紅軍，對自已當初如何與王進東等人密謀到天安門廣場自焚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我與王進東等一批法輪功弟子煉功一年多了，從來沒有出去過宏法』」並稱薛紅軍不斷接到網上發來指令，最終決定自焚。
如果田雨先生和潘旭臨先生的報導都屬實，則1994年就開始煉功的薛紅軍在「策劃天安門自焚事件」時，「煉功一年多了」，應當是1995-1996年左右。這是在2001年所謂「天安門自焚案」發生之前的5-6年。那時中國的網際網路剛剛起步，國內還只有少數幾個BBS網站，而法輪大法的明慧網也都還沒有建立，不知田雨先生希望薛紅軍從何處獲得指令，從而決定自焚？一個真正的把法輪功作為信仰的人決不可能糊塗到連自己哪一年開始煉功都記不清，而且薛紅軍對 「密謀自焚」「記憶猶新」，那只能麻煩請田雨先生、潘旭臨先生和「組織」上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一下網際網路歷史，以免影響「黨」的「光榮正確」。
然而給「光榮正確」的「黨」添麻煩的不僅僅只是不懂事的文字打手們，還包括不受江集團控制的外國記者。美國著名的《華盛頓郵報》在2001年2月4日的頭版頭條發表了調查報導「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國的黑幕－－當眾自焚的動機乃為加強對法輪功的鬥爭」。郵報記者菲力蒲．潘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練法輪功。由於華盛頓郵報的這篇報導迅速傳遍海內外，影響到「黨」的聲譽，於是新華社開封記者王阿敏、王恆濤於2月8日發出通訊稿宣稱，劉春玲是是鎮壓以後，也就是1999年7月以後才開始練習法輪功的。「母女倆經常拉上窗簾，關在房裡煉功，連小思影要好的小夥伴也不讓進門。」這樣就「合理」的解釋了《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結果：因為鎮壓已經開始，所以不公開煉功，鄰居們也就不知道。不過王阿敏、王恆濤考慮欠周的是，他們的的報導卻又和1月30日新華社的匿名通訊稿，即所謂介紹「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始末」一文相矛盾，在該文中匿名新華社記者寫道，劉春玲「不僅自己長期迷戀法輪功，而且帶動、影響了12歲的女兒劉思影。」劉思影「在媽媽的影響下，1999年3月她開始在家裡練習「法輪功」。也就是說，小思影的媽媽劉春玲是在1999年7月對法輪功鎮壓前開始煉功的。顯然這次「喉舌」記者們給「黨」的信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事實上，「喉舌」記者們給「組織」上添麻煩，也不是從「自焚案」開始的。在剛剛開始鎮壓法輪功時，為了配合江集團在法輪功創始人的「生日問題」上做文章，田雨們的「前輩」，新華社記者徐家軍在《人民日報》1999年7月29日第一版報導，現年80歲的老人潘玉芳聲稱1952年為李洪志先生接生，並對47年前的這件日常往事「記憶猶新」，記得當時的日期，並指責李先生「改生日」。為了加強可信度，徐家軍在報導中寫道，潘玉芳還稱當時注射了「催產素」。
然而，催產素應用於臨床，是1953年以後的事。不知這位老人1952年採用什麼先進技術製造的催產素？據《不列顛大英百科全書》記載，科學家於1953年發現了催產素的分子結構，同年，在實驗室成功地合成了催產素。首次人工合成催產素的美國科學家 Vincent du Vigneaud於1955年因此而獲諾貝爾化學獎。既然喉舌們言之鑿鑿地宣稱潘玉芳老人「記憶猶新」，這恐怕也只能麻煩「組織」上和諾貝爾化學獎評選委員會商量補發諾貝爾化學獎給潘玉芳，以維持「黨」的「先進性」。
諾貝爾化學獎評選委員同不同意「組織」上的要求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這幾天「喉舌」們重新推出早已被揭露得破綻百出的天安門「自焚」舊聞，只不過凸顯隨著海內外瞭解迫害真像和「喉舌」造假內幕的人越來越多，江集團的謊言也越來越難以為繼，不得已只能冷飯重炒。替田雨們想想也是，江集團謊言越扯越大，越大越難圓。不過這也是常識，即將被歷史淘汰的江集團當然知道，只不過騎虎難下，能拉一個陪葬的是一個；這個常識田雨們想必也清楚，不過為了眼前利益，寧可舍棄良知，把自己的未來與走向滅亡的江集團綁在一起。這卻讓人想起那句老話：利令智昏。不知道田雨們深夜獨自面對自己的良知，是否還有清醒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