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少年，趙公就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剛進青年門就加入了共產黨，並任縣委、地委書記，這是事實，這不光是他個人的事實，也是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事實。是中華民族特定時代個人所無能為力的大背景。
是否可以據此來推斷他的早期是極左，是通過對人的攻擊，對上級的巴結而節節上升？很難做這樣的一概而論。就算青年趙紫陽跟著陶鑄到廣東取代葉劍英、古大存、方方等，且，後來的南方分局確在土改鎮反上推行更為嚴酷野蠻的政策，廣東冤魂遍野。要評論這段歷史首先要考慮毛澤東這個人和共產黨中央這個不能違扭的前提，然後再考慮葉劍英的分局和林彪的中南局之間的糾紛。需知，要陶鑄去改造南方分局，其用心就是嫌廣東的葉劍英們心慈手軟，毛澤東不可能把一個更有人情味的人調去----因為廣西鎮反陶鑄表現出心狠、手毒，才被毛賊嘗識。要把這一階段史納於中國大歷史下來看待----五萬萬同胞都無力扭轉的局面，趙紫陽當然也沒有這個力量，共產黨正處在上升時期他也不可能發生這樣一種覺悟。且不說扭轉，又有多少人能洞悉到這裡的玄機？
我們注意到這方面的一些文章，並沒找到有具體情節的能反映趙紫陽個人責任的介紹。趙協助陶鑄是事實，廣東政策的具體責任應歸為陶鑄----有大量的事件支持陶鑄個人爭功好勝，製造冤案，他的許多行為不是被動的，而有心理上的故意，許多案子的屈情他心裏有數，但這些案子並沒有看到趙的具體作用。這些對趙的指責並非出於中共搗亂（我想這些朋友也是以極嚴肅的態度來考究這些問題），我認為在相當時間裏這類文章應有所收斂，不能依此為據就說趙為人圓滑，說趙手上也有人民的血債，說趙要不推行極端政策怎麼會爬的如此之快……趙紫陽與陶鑄是根本不同的兩種人：一個能在八九年毅然忤逆鄧屠夫且堅持到死終不悔的人怎麼能用「為人圓滑」來說呢？試問趙選擇反對屠殺是圓滑嗎？一個在中國歷史最關鍵時刻坦然做出的是倫理選擇，這種道德勇氣不是臨時能培養出來的，我願意尊重做為共產黨歷史中一個環節的趙紫陽歷史，可能也有某些甚至不少應檢討的地方，但那屬於人的不成熟，不是圓滑，不是心狠手毒。
趙紫陽內心對陶鑄是有保留的，且有史料稱他善於選擇時機去促成陶鑄對對手放一馬，在對古大存、方方等的處理上他都這樣做了。且葉劍英自己也有這種評價。即使是從冀、魯、豫時期的史料看，趙這個人做事盡的也是道義責任。這責任是不是一種家傳咱們不得知，但拿他與其他共產黨權貴們相比較，從他身上較早就能看到他是從倫理而不是從功利出發的責任，只是他也是在智力初開時就被潮流裹脅進共產黨，對共產主義他也並未完成啟蒙，因此他的道德責任是處在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內發揮出來的，他自覺到道德責任，並且有了要從對黨對組織的責任中醒離出來的要求，這是較晚的事。
他對陶鑄的含了願諒式的評判和暗中發生影響，與他對葉劍英的事不取投井下石，背後叫陶鑄覺察不出的放古大存等人一馬，與他到天安門廣場對學生對話，在常委會上公開反對動用軍隊，四全會上的答辯……甚至連很早在冀、魯、豫邊區的發展經濟，廣東主持經濟，後來在四川讓人吃上飯，取消人民公社……以及他主持政府後已估計到後果的情況下還是遷就鄧小平的功利心而放開物價，並且在倒霉後還對其承擔責任，他的中央書記處不影響司法，不審查文藝作品……等等，全部這些步驟，都證明他負責任的品性是從道義出發的！這是其他共產黨政要都沒能培養起來的一種覺悟：葉劍英在廣東犯的「心慈手軟」錯誤主要是其心原本的慈加上一定量的故土心理，當然他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但遠達不到趙紫陽是種責任。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沒有道德責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人根本提不到台面上，朱鎔基有道德情感遠不是責任。趙能看到陶鑄不是一個有城府的人這一點，已包含了對陶鑄極端、極左的評價，只是他一向的給人留有後路這種個性風格使他用沒有城府來說罷了。
陶鑄雖也談《情操》，卻並沒有培養起道德責任的覺悟，其實是一個被時勢蒙住心靈，只知對追隨，對他的黨，他的上級負責的人。
近期司馬潞先生發表的回憶錄，介紹的悲劇人物潘漢年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當他得知他信賴的部下馬義脫離了共產黨時，脫口就罵了出來----需知他們的意識也未來得及明白什麼是「革命」，什麼是「服從組織」，而是被「革命」和「組織」蒙在鼓裡的盲目追隨，他們只有對著組織交給他的任務才有運用才智的機會，從來沒把革命把服從黨組織當成應加以證明的課題----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是是理智上沒完成對共產主義啟蒙，就追隨共產主義了。只有擔著共產黨領袖的擔子，對擔子的責任與出自內心的道德責任衝突中才能感嘆到「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我不懂，真的」。「什麼是政治，我真不懂（朱鎔基）」。不是一種深植其心靈最深處的道德責任時時不自覺的發作，是不會發出這種大徹大悟的！我說胡錦濤是個無知無識的笨伯----誰見過他有一句這樣的感嘆！他是一個被已經的時勢包裹了，只知追隨而不知追隨的究竟是什麼的盲人。江澤民是狂熱，狂熱除了破壞，又能有什麼呢？胡錦濤並不狂熱，但他智力還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