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國會議員羅伯-安德斯
面對退黨潮,中國的最高國家領導人將何去何從?羅伯斯用東歐和南歐的例子分析稱,他們面臨著兩條路。一個是同人民對抗到底,最終被人民推翻,自暴其醜;另一條是開明的因勢利導,拋棄共產黨的體制,讓人民獲得自由。安德斯奉勸中國最高領導人,瞭解中國的已經龜裂的體系,接受時代的變化,並允許人民向前走。
記者:您有沒有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生活的個人經歷?
安德斯: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家庭。你知道,如果有人在1988年告訴我說,我的母親、姐妹會在自由的制度下生活。我可能會不相信。因此我對那些所有生活在中國的人說;對那些生活在其他國家,有親屬在國內的愛國的中國人說,是的,中共的解體能夠發生,它將要發生;而且,支持的人越多,退黨的人越多,馬上表態蔑視中共的人越多,他們就越快迎接自由的日子,越快接近擺脫牢籠的日子,越快接近結束酷刑和殺戮的日子。
我願意告訴你一些我的家庭背景,和共產黨有關的經歷。在俄國革命期間,我曾祖父的農場就被共產黨掠奪了。他們把我們的穀倉和馬匹搶走。於是我的曾祖父決定和這些布爾什維克們鬥爭。共產黨破門而入我家的房子,他們威脅要殺掉我曾祖母,因為她沒有泄漏出我曾祖父的去向。
我曾祖母很剛直,沒能被嚇倒。於是共產黨就當著我祖母和姨祖母的面,把她槍殺了。失去了妻子的曾祖父來到了加拿大。因為帶著兩個女兒,我無法更好的和共產黨統治的政府抗爭。為了養大兩個女兒,他不得不來到了加拿大……
從我母親家庭的方面來說,我外祖父的家庭成員都是專業人士,我外祖父是內科醫生,也是獸醫,他也曾被俄國的共產黨毒害過。他們逃亡到了波蘭,當然波蘭在二戰後也成為了共產國家。
在我母親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別人告訴她,如果你想得到好成績,你就要好好努力,為擁護馬克思、列寧舉行的「五一」節遊行畫好壁畫。於是她就去做這些事,因為在共產黨的體制下,這樣做就是進步,就會得到好成績,成為老師寵愛的學生。他們最終移民到了加拿大,以政治避難的身份來到了這裡。對於他們曾面對過的共產國家的所有壓迫,我的家庭成員,我的母親都是堅決的反對者。
記者:您認為面對退黨潮,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明智的反應應當是什麼?
安德斯:可以讓這些領導人同越來越多的民眾一樣看到被腐化的體系,被嚴密控制的壓迫和謊言。由於謊言和壓迫以及這樣做帶來的罪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離開共產黨。擺在他們面前的兩條道路可以選擇,或者可以選擇成為人民公敵,在最後的日子裡,成為殘存的幾個死心塌地堅持共產黨體制的頑固者,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那樣;最終的結果是人民起來反抗,頑固者自暴其醜。
另一條路是變得明智起來,你可以說,「我知道越來越多的人民在組織起來,共產體繫在分裂,它是腐敗的、道德淪喪的,我決定放棄它。」看看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看看一些東歐國家的前任領導者。當他們看到牆上的寫著「共產黨末日將至!」他們接受了,因勢利導,然後他們說,共產黨的體制過時了……
但是如果你要像南歐,就像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統治集團那樣同人民對抗--他們不讓共產黨員退黨。當他們把人民逼得除了用暴力推翻齊奧塞斯庫政權之外別無選擇的時候,那麼,人民就會起來反抗它。
我想中國的領導者必須懂得,他們所傳播的共產黨的體制是腐敗的,應當允許國家和平過渡到沒有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允許人們退黨;拋棄社會主義體制;超越這種體制。如果這些領導者還在強迫人民,甚至最後用槍桿子強迫人民擁護共產黨的話,人民將別無選擇,只有用暴力結束共產黨的統治。
記者:你提到齊奧塞斯庫?
安德斯:對,羅馬尼亞的例子太可悲了。齊奧塞斯庫竭盡所能的維護其統治直到最後,最後效忠於他的只有幾個御用侍衛。最後,齊奧斯阿斯庫被人民拉下臺,被人民痛打,被人民消滅,最後還保護他的人鳳毛麟角。
相反,你看戈爾巴喬夫,他將重組或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Glasnost)理論引入蘇聯的體制中。現在,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和全世界都被接受,人們認為他認識到了自己國家需要變革的時代已經來臨,他是這樣的政治家。
我奉勸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不要像齊奧塞斯庫那樣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相反,迎接變革,認識到應當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允許並推進該發生的變革。
一種情況是,羅馬尼亞的領導人想同人民對抗到底,羅馬尼亞人民就起來反抗、打倒並摧毀了共產黨統治者。另一種情況是,領導人理解時代是變化的,必須採取新的思想隨之而變,如果不能阻止時代的變革,就接受它。戈爾巴喬夫同齊奧塞斯庫的結果天壤之別。
所以,我說,那些中國的領導者應當瞭解中國的已經龜裂的體系,接受時代的變化並允許人民向前走。
記者:您是否已經看到了新時代的來臨?
安德斯:希望如此。我們都知道它會到來的。我們都知道它一定會發生在中國,只是早晚的問題。當我看到實實在在的有數萬的、數十萬的民眾宣布退黨時,我知道種子已經萌芽。多少年了!我們起初看到的是壓制民主運動、天安門的學生被屠殺、法輪功精神團體遭受迫害……多年來,所有這些發生在中國問題已經開始蒸騰。每個人都知道,問題層出不窮,使中國社會就像高壓鍋一樣。如果中國的領導人還捧著這個高壓鍋,那麼這口鍋就會在他們的臉上爆炸。他們必須允許人們透透氣,進行變革,允許人民自由的解脫出來。
前蘇聯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那時,人們雖然沒有像「大紀元時報」一樣的刊物讀,他們所有的只是「真理報」。索爾仁尼琴在他的書中說,一些被囚禁者看到一份「真理報」後,就用杓子敲擊管道,用摩爾斯電碼告訴人們「真理報」上說了什麼。當羅納德-里根的話--「不但蘇聯的克格勃而且整個蘇聯都應當被冠以邪惡帝國的稱號」流傳開來後,他說他們在監獄中公開的哭泣起來。因為真相被傳出去了。連前蘇聯這樣的共產黨國家都不能壓制言論。里根的話深入人心,深入西伯利亞古拉格監獄被囚禁者的心。
這也是我對當今中國發生事情的感受,真相進入了中國,人們在迎接真相,人們渴望真相和他們正在改變著的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