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蘺堂主:甲申年讀「九評「

甲申年是一個不祥之年。6個甲子以前的公元1644年，是一些中國人深感羞辱，另一些中國人-其實是滿人極大喜悅的一年。那年3月19日，歲在甲申，明朝崇禎帝和他的帝國劃上了一個句號，此後，滿人入侵，吞併中原，建立了長達267年的殖漢王朝，而中共欽定的中國歷史年代表卻把1644甲申年定為滿清元年。1個甲子以前的公元1944年甲申，正是建立中華歷史上最野蠻最黑暗最無恥王朝的中國共產黨羽毛已豐，虎視眈眈，奪取中原之時。當時的著名文人，似乎看到了中共登臨紫禁城的必然，於是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所謂自由民主派人士，開始為中共深謀遠慮，「甲申三百年祭」的奇文便在郭沫若的妙筆上生花、結果了。當年使郭沫若喜出望外的是，他在十二月間收到了毛澤東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親筆覆信，其中寫道：
"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

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 　　

顯而易見，皇恩浩蕩，文人入仕，郭氏苦心，毛公神會。文人區區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史論，中共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於是開創了中共暴政以史料殺人的先例：
從武訓到肅反，從海瑞到文革，從孔子到批林。甲申之不祥，可謂甚矣。

歷史真是無獨有偶。六十年後的2004年甲申卻是中共的不祥之年。 2004甲申年，中國和海外發生了一些意義深遠的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很可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折。在這些看起來並不吉利的變化中，最重要的是，甲申年末，「大紀元報」連發九評，以血淚之筆、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中共的真相與罪惡全面地詳盡地公布於世。對於正在忙於鼓吹盛世、擠身世界妄圖抹殺其近一個世紀的罪惡昭彰的黨史與暴政的中共，九評猶如五雷轟頂，使其惶惶不可終日。

甲申年給人們的歷史的反思：

明朝曾經是何等的富強呀，即使是在因黃仁宇著作而名聞遐邇，暗示著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明神宗萬曆15年（公元1587年），中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先進的大國。1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33年之後，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到達美洲，51年之後，路易十四才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當日中國的經濟、文化、手工業、科技、建築、道路等等，讓利瑪竇等傳教士欣羨不已，北京、南京、蘇州和杭州，在他們眼裡簡直猶如天堂。

但短短57年之後，這樣一個帝國，就被一個「草寇」和幾個「考試不及格」的舉子領導的農民軍顛覆了。

孫中山先生冒死推翻滿清，創立了中華民國，建立共和。中華民國實行開放，引進外資，聯合英美，抗擊日寇，扶助民生，保護私產。可是，從 1911辛亥革命到1949己丑奔臺，僅僅短短38年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就被一個僅有中等師範文憑的「草寇」和幾個「勤工儉學」的海龜派領導的農民軍顛覆了。

明朝的滅亡在於腐敗的吏治。《罪己詔》上又說得多麼的痛切呀："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譭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姦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中華民國敗於中共暴力，除腐敗的吏治之外，主要的原因是蔣家王朝疏共和，搞專制。當時 中共利用了全國各階層人民反專制，要民主的意願，承諾給農民土地、承諾給工人工廠、承諾給知識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諾和平，因此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甲申三百年祭」拍上了毛澤東的馬屁，學而優則仕，文人遇明主，何等幸運！何等榮耀！於是以黃炎培、瀋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楊虎、張申府、柳亞子、馬寅初，翦伯讚、鄧初民，陽翰笙、馮乃超、杜國庠等為代表的所謂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受寵若驚，群起而效之，一邊倒向中共，對中共謊言著迷，自欺欺人，把國民黨上層人士與國統區人民引入歧途，成為中共竊取天下的急先鋒。歷史證明中共的諾言如今無一兌現，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的不幸，更是中國文人最大的恥辱。

歷史是漫長的，然而歷史語言卻是有限的，當年的豪言壯語，如爭民主、爭自由、要求結束黨治、還政於民、保障民主的實現、嚴懲一切貪官污吏、把專制時代的一切陳根腐蒂打掃乾淨，等等，如今成為投向中共的利劍。"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利用個人的時空侷限替暴君偽造歷史是御用文人的無恥天分，「九評」以春秋之筆鞭打中共暴政，猶如替天行道。「九評」是為中共送葬的祭文。「九評」中大量運用中共的政治語言，使在中共暴政下生活過的人立即回想起從鎮反肅反、反右文革到屠殺法輪功的噩夢。「九評」是歷史的徼文。天怒人怨，神明難安，「九評」是歷史的必然。「九評」對中共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可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更重要是。「九評」能使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瞭解中共暴政和所謂共產主義運動的真像與本質。讀完「九評」，尚有餘言，姑撰寫此文。

（一）中共的流氓經濟

中共的本質是獨裁專制政權，但是它的特質是流氓痞子政權。中共的流氓政治人們看得多了，它的經濟其實也是流氓經濟。中國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把保護中國公民的私有財產寫入憲法。 共產黨要立法保護私有財產，在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都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居然已經寫入憲法，不得不令人從"共產"歷史與當今現實出發想一想：為什麼？ 八十三年前，十二個潦倒的知識份子仿效蘇俄成立了共產黨，這些人中間不乏正直的學者，然而其中最微不足道的毛澤東打下了天下，成了中國歷史上屠殺了幾千萬同胞的暴君。他靠的是什麼法寶？共產：土地革命-共了私人土地產，鎮反肅反-共了舊職人員產，公私合營-共了民族資本產，文化革命-共了生活資料產。毛的共產法寶使你窮困潦倒，一貧如洗，然後精神變態，以窮為榮，以富為恥，進而失去獨立，失去人性，向共產黨交上私產不夠，還要交上私心。不要誤論為，如今立法保護私有財產從理論上挖了毛的根基，從實踐上為共產黨挖了墳墓。因為共產黨決不會為地主富農"平反"，決不會歸還私人資本，決不會低頭認罪，決不會為民作主。那麼他想幹什麼？天真的人們，請不要忘記：毛時代的共產黨人奪權為政，為黨國，為功名，如今的共產黨人為政肥私，為私產，為子孫。毛時代，共產黨人有穿破衣舊鞋的虛偽性，如今的共產黨人有穿西裝革履的虛榮心，毛時代的共產黨人如今已經歸天或已成了老朽，老羞成怒也無濟於事，他們的接班人"現代化"了，"私有化"了，發了！ 富了！於是要立法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了！請問： 當代中國誰有私產？憲法要保護的又是誰？回答是： 以參股為名的官僚資本， 以圈地為先的豪門子弟， 以勾結官府的地痞流氓， 以出賣靈魂的文人學子， ……所謂民營化，就是官僚資本化，特權私有化。不良債券是當代富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財之本。 轉化是盜竊的別名，租讓是貪污的遁詞。另外我們不要忘記憲法要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而不用人民的私有財產，在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有私有財產的。 獨裁的政治需要偽憲法的點綴而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毛的共產權威不復存在的今天，中國共產黨的官僚們在獨裁與獨財的生死搏鬥中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想與理性，全憑藉那不可思議的運氣在沉浮：有的富了，發了，有的破了，死了。不同的結局卻出自同一個原因。

與「私產入憲」相呼應的便是「國企破產」法，中共在堂堂人民大會堂上厚恥地大講國有企業"合理"破產法，其奧秘與巧妙便在於此。國產不破，私產何有？破產法總則第一條明確規定了破產法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促進全民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加強經濟責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經營狀況，提高經濟效益，保護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而制定的。破產法總則第二條明確規定了「本法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破產法總則第三條預告「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依照本法規定宣告破產。」

平心而論，不管中共統治中國的幾十年有什麼罪惡，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曾經不遺餘力，不擇手段，集中動用一切人力物力建立了一套完整 的工業體系，一個平均主義的政經體制。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前蘇聯擁有過這樣完整的工業體系。看看目前的共產主義國家，越南，北韓，古巴他們有什麼工業體系可以和中國相比？難怪在美 國的華爾街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世上唯一的一塊肉就是中國了」。1998年所謂改革派的朱鎔基總理上任之初，曾經立下軍令狀，誓言「一個確保、三個到位和五項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是在三年內完成國企改革，基本做到扭虧為贏。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彌天大謊。他不僅沒有達到完成國企改革，基本做到扭虧為贏，反而採用文人張五常的陰險毒辣之計，在三年內完成國企破產的傷天害理之舉。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第三代領導又提出「打造一批中產階級」。朱鎔基和經濟顧問張五常，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中採用了一種捷徑，就是快速實現國有企業破產而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腐敗現象，主要是有權階層搖身一變成為富人階層。這也是上屆政府對此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原因。用張五常的話講，這種方式可以僅僅犧牲一代中國人，來完成私有化的進程。

話得說回去，才能說明白。社會主義主義公有制以生產資料國有化為基礎，於是國有企業的一切利潤必須全部上交國庫。企業向國家申請撥款-取回上交利潤的一部分，用於發放工資獎金，基本建設，增添設備，發展生產。對於效率好利潤高的國企，國家財政撥款相對地寬鬆。從普通員工到企業領導無一不是認為企業的一切都是國家的，撥款決不是債務，而是企業上交給國家的盈利中的一部分。改革開放給國企帶來了無法預料的重重困難，朱鎔基看到國企不振，下了一個文件，一日之間，國家對企業的撥款變成了企業對國家的債務。已把數十年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庫的國企在外資入侵陷入困境後的今天，一日之間變得負債纍纍，目瞪口呆。破產法振振有辭，欺世盜名，所謂「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真相便在於此。破產法總則第二條特別強調「本法適用於全民所有制企業」，宣告了國營企業的全面破產，在沒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說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國企破產為實現朱鎔基「扭虧增盈」的目標鋪出一條慘不忍睹的血路，無權無勢的工人被迫下崗，造成數千萬城市失業人口。這麼龐大的失業人口沒有生活保障，迅速陷於貧困境地，卻造成全社會的不安全感，直接打擊人們的信心。中共向原國企領導許諾：企業歸你，自主經營，但必須保璋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換言之，由撥款轉化成為的債務必須償還。搖身一變成為私人企業老闆的中共基層幹部，開始了駭人聽聞慘不忍睹的原始積累。朱鎔基為了面子曾經表演過一場精彩的經濟增長率為8%鬧劇。由於誇下海口要將經濟增長率達到8%，而經濟偏偏有目共睹地不景氣，朱鎔基就將「保八」當成了全國的政治任務，年終時終於千方百計弄出個7.8%的增長率自欺欺人。而朱鎔基對記者說，全國報上來的增長率數字都高於8%，似乎全國省級官員都說假話，只有他自己就沒說假話。但是，從這些報上來的高增長率，又怎麼能算出個7.8%？而這些說假話的官員受到懲罰了嗎？沒有！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下級官員紛紛說假話，只能證明上級官員喜歡聽假話，至少說假話無害。空話、口號是朱鎔基的『常態。回想一下，朱鎔基當總理時信誓旦旦宣布的「三年使國有企業扭虧增盈」的目標是不是空話？為了這張空頭支票，朱鎔基搞所謂的「債轉股」，將國營企業欠銀行的巨額貸款(即由國家撥款轉化成為的債務)，變成不值錢的股票，使大國營企業根本不用承擔還債的責任，反而在股份制的改革中漸變為官僚資本。這一「改革」不過讓那些效益惡劣的國營企業更迅速地爛掉。一堆爛帳轉嫁到銀行，最終還不是轉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頭上。而在同時，朱鎔基為瞭解決國營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其實是連環債務)，強迫自己抓在手裡的銀行動用數千億元資金。這雖說能暫時解決掉一些連環債，但國營企業沒有債務責任而導致沒有信用的關鍵問題，卻更加沒有指望解決；而銀行投入的資金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對效益惡劣的國營企業是一種變相的鼓勵，不久就產生更多的「三角債」。不得已，朱鎔基再出餿招，讓這些爛透了的國營企業到股票市場發行股票圈錢，用虛假信息給老百姓形勢大好的假象，讓人們購買這些國營企業的股票。當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場後，再來一招「國有股減持」，試圖圈進更多的錢，結果股市崩潰，那些相信政府鬼話的人血本無歸。而那些背後操縱的銀行、官營企業、官僚及太子黨則大撈了一筆。一些正直的中共老黨員曾憤憤不平地說，朱鎔基是民族的罪人。確切地說朱鎔基是中共政權製造的歷史罪人。

「世上唯一的一塊肉」-中國國企被中共賤賣給摩根斯丹尼等國際金融巨頭，一個官僚資本主義與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聯合吞噬中國和中華民族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新的"四大家族"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出現壯大發展，從鴉片戰爭開始入侵中華的國際財閥在中共的賣國求榮的大旗下再次登陸，他們為了自己萬世不變的利益與瘋狂偏激的宗教信仰，與中共握手，維持這個腐敗殘暴的獨裁政權。一言以蔽之，朱鎔基利令智昏，為了他個人的虛名，以不惜犧牲十四億中國國民利益的代價為以江澤民為首的腐敗集團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天地，他的「我愛美國」的餘音未落，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便迎來了美國的導彈。朱鎔基的賣國，江澤民的腐敗，是人神共憤的。如果說，鄧小平僅僅開了一個紅朝腐敗的壞頭，那麼，到了江澤民時期，貪官的人數之多，貪官的職務之高，貪污的金額之大，貪污的情節之惡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舉世無雙的。人民反之腐的呼聲，從來沒有這麼激烈！腐敗已從少數擴大到全部，從局部演化成全局，從「肌膚」滲透入「膏肓」！對此，江澤民應負全部歷史責任！是他，提出了「反腐敗，是一個長期的鬥爭」的口號，實質問題是他知道這個腐敗是一個長期的演變過程。這種似是而非的口號，就為全局性腐敗，打開了政治上的方便之門。他所重用的親信，吳邦國、黃菊、陳至立、賈慶林、李長春、陳良宇、黃麗滿，無一不是貪官中的佼佼者。江澤民本人，和他的兒子們，所聚斂的土地、房產和金錢，已達中國之最。他是中國第一大貪官，當之無愧！因此，「江澤民腐敗」，已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而朱鎔基則是這場史無前例的腐敗悲劇的開路先鋒。朱鎔基上臺之初準備好「棺材」，擺出了不惜與腐敗分子同歸於盡的架勢。國企民營化變成了國企官營化，公有制變成了官有制。960萬平方公里沉睡了45年，如今可以炒賣了，腳底下的 黃土可以變成黃金了！！！於是成千上萬的淘金者紅了眼，黑了心，發了瘋，壯了膽，拆房搶地，比當年大寨的豪情高出千萬倍。 政府要保7.8的高速增長，黃土是最可靠的保證，於是銀行發放不良債券，貪官簽署不法許可，從高幹子弟到地痞流氓，只要有膽量一夜間變成了大富翁，當然也有被黃土淹沒的倒脢蛋，發了第一筆財的幾乎都是高幹子弟，接下來的往往並不如意，於是買通官府欺壓平民成了改革開放的家常便飯，革命群眾運動變成了發財致富的圈地潮流，這便是中國的特色，可怕的特色！ 世人不必大驚小怪，致富的共產黨人，偉大的官僚資本家，偉大的官僚大地主，他們層出不窮，前仆後繼，出生入死，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大富翁，沒有大富翁就沒有新中國！

但整體而言，洶湧澎湃的腐敗勢頭，迅速淹沒了中共表面上所取得的點滴成績，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怪現象：政府反腐敗，非但不見腐敗有所收斂，腐敗反而變得更加猖獗，久而久之，腐敗成了合情合理的事情，不腐敗或者真的反腐敗反而成了另類。有論者將此稱作「制度性腐敗」，或者叫「全社會腐敗」。腐敗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的不治之症，是四處擴散的晚期癌症。胡溫當局「新官上任三把火」，進一步加大反腐敗的力度，這在一定程度可以激發監督部門應有的效能，也算是所謂「提高執政能力」的一種表現。然而，這是一種治表的手法，對於病入膏肓的中共腐敗，充其量也只是杯水車薪。基本職能喪失殆盡的中共反腐敗機構，事實上就是在為腐敗合法化鋪平道路。因為中共反腐敗之所以屢戰屢敗，直至潰不成軍，幾乎被腐敗所吞沒，主要根源是他對權力資源和信息資源的全面壟斷。也就是說，在沒有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的環境裡，一黨專政的中共完全是自己監督自己、自己給自己治病，用他們的術語來講，「中國共產黨完全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他把腐敗視為自己不能外揚的「家醜」，換句話說，只有中共自己可以反腐敗，旁人如要置啄，那就是「反黨」，就是犯罪，凡是想運用媒體進行揭露監督的，他就治你「泄露國家機密罪」，危害國家安全罪。

總而言之，在現今中國大陸，一方面缺乏獨立共產黨之外的權力制衡機制，一方面又對輿論和民間的反腐敗努力竭盡打壓之能事，這就應驗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句西諺，所以共產黨所謂的反腐敗，如不是欺騙輿論的宣傳秀，往往就是權力鬥爭的代名詞。由此造就了一個殘酷無比的結果，那就是以反腐敗的名義為公然的腐敗鳴鑼開道，它在客觀上的作用，就是使腐敗合法化。腐敗與反腐敗成了共產黨一體兩面的存在形式。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幾千年都沒能擺脫這種病症。直到現在，十幾億人的命運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現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個國家就像他們的私人玩物一樣，只能移交給稱心如意的「接班人」毛澤東是這樣，鄧小平也是這樣，他不惜毀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廢掉不稱心的趙紫陽而把權力傳授給江澤民。江澤民作夢也沒想到能被老人幫像抱小孩一樣從上海灘抱過來並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鸞殿。中共核心內部的惡鬥，只是剛剛開場，將來鹿死誰手還不知道。今日已有御醫和王妃揭開毛澤東晚年昏庸禍國的內幕，將來又有誰揭開鄧小平和江澤民晚年胡作非為的黑幕呢？

（二）中共的流氓人權

當今世界上還有什麼能刺痛以「社會主義拯救者」自居的中共政府？那就是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強調。 對人權問題，中國領導人幾乎不可能主動作出任何重大改善，他們禁止老百姓討論這個話題，只有國際社會的批評，可能會迫使他們採取一些象徵性的行動以謀求從西方世界來的經濟利益，但是，讓中國的人權記錄得以切實的改善的願望卻還是遙遙無期，難以實現。。"不知人權、忽視人權或輕蔑人權是公眾不幸的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所以決定把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闡明於莊嚴的宣言之中，以便本宣言可以經常呈現在社會各個成員之前，使他們不斷地想到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以便立法權的決議和行政權的決定因能隨時和整個政治機構的目標兩相比較，從而能更加受到他們的尊重；以便公民們今後以簡單而無可爭辯的原則為根據的那些要求能經常針對著憲法與全體幸福之維護。"( 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二百十五年前，法國公民的覺悟，開創了尊重人權的先河，可是，當時的中國還是皇權至上的封建帝國，二百年後，中國皇權的象徵-天安門前發生了用現代化武器屠殺平民的悲劇。於是，從"八九．六四民運"以來，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斷地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注，譴責乃至控訴。面對世界先進潮流，一心要搞現代化的中共政權，也煞有介事地大談人權，聲稱目前是「中國人權最好時期」。2004年5月現任總理 溫家寶指還在重複中共官方的老調：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人民的國家，要首先解決十三億人民的吃飯生活問題，集中把國家的經濟建設好，讓人們能夠過上好日子、讓孩子們能夠上學，讓城鎮居民享有就業和醫療的條件，這就是中國政府面對的最大人權問題。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有七億五千萬就業人口的問題要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有二億五千萬人民脫離貧困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2003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的報告揚言：

"2003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重要而非同尋常的一年，也是中國人權發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在這一年裡，中國政府妥善應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和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新的突破，政治保持了穩定，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人權事業取得了新的進展。

中國政府將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基本人權放在首位，以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受人民監督的態度，提出了「執政為民」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思想，形成了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確立了確保憲法實施、建立法治政府、建設政治文明的治國理念，並在實踐中採取了一系列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措施，在瞭解民情、反映民意、減輕民負、實行民主上做了大量工作，使人權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好評。"

這段洋洋自得的官方文字，毫無疑問，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它毫無二致地用偷換概念，張冠李戴的手法，把人權問題擴大化，從而迴避了"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問題。這些權利就是：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權被承認在法律前的人格。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任何人當憲法或法律所賦予他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有權由合格的國家法庭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元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由此可見，人權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與國家的貧富，政府的體制，國民的健康沒有必然的聯繫。它完全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它與 貧富，貴賤人種，性別毫無關係。中共用"人民"-一 個含糊不清的群體概念，把"個人"或"人人"這個最為重要的人權的內涵偷換了。按照中共的邏輯我讓你活著，那怕如狗一樣地活著，這便是給了你人權。中共的人權觀，是濫用人權，蔑視人權的流氓意識，最近美國總統布希在就職演說中宣稱，美國要想保持自由，依賴於自由在別國的勝利。他強調「民有政權」的重要性，申明「沒有什麼人應該是主人，而另一些人應該做奴隸」，並宣布「 有鑒於此，美國的政策是尋求並支持世界各國和各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民主運動，尋求並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終的目標是終結世間的任何極權度。」

　中共掌門人胡錦濤目前正在試圖部分恢復毛澤東式的專制統治，這段話讓中共感到這篇就職演講有如對中共下挑戰書。因為近幾年中共不僅公開成為少數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利益代表，在意識形態控制方面也日益加強，胡錦濤就曾表示羨慕北韓金正日控制文化思想的做法。在專制極權理念變成臭不可聞的的政治及思想文化垃圾時，中國政府與眾多御用學者們卻在努力論證專制統治的合理性。這些所謂「學者」的做法是這樣：先用「現代威權政治」替代已經臭不可聞的「專制政治」，再從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國情入手，痛斥美國民主政治的虛偽與臺灣民主的幼稚可笑且引起社會混亂，努力為中國的威權政治化妝美容，並將這種專制說成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產物，此語已經被胡錦濤欣然接受並在其講話中加以引用。這種努力沒有白費勁，在信息受控制的中國，目前真還有許多青年人接受了「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所限制，中國只能實行威權政治」這種說法。 　

這個就職演說讓中國政府有危機感的還有這麼一段話， 「終結專制統治的巨大使命是幾代人努力的目標」，美國將幫助一切追求自由的人們。布希宣稱，「我們堅定地給每一個統治者每一個國家提出這樣的選擇：請在壓迫與自由之間做道義的選擇。美國不會裝模作樣地默認被關押的異議者自我選擇了枷鎖，……同樣不會默認任何人類的一員仰人鼻息地生活。」 　

這段話其實並未明確指出中國人中的大部分（9億農民與部分城市人）正處於這樣一種生活狀態，1月18日萊斯女士在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上的講話提到美國負有「在全球推廣自由與民主的任務」時，雖然列舉了6個「暴政前哨國」，古巴、緬甸、朝鮮、伊朗、白俄羅斯和辛巴威均榜上有名，但與這些國家的專製程度在伯仲之間的中國卻並未列名其上。那為什麼中國要自己對號入座，以批駁布希演說與萊斯講話為己任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除了經濟發展狀態優於這些「暴政前哨國」之外，人權狀態正好與上述國家相類似。只是因為中國與美國有著太多的利益糾葛，出於現實考慮才使得有資格列名其上的中國榜上無名。 　

但中國當局對此心知肚明，基於此，中國政府對布希演說及萊斯講話做出了過度反應。先是御用文人撰文對布希演說做了種種醜化，繼而又批評萊斯提出「暴政前哨國」的概念是用標語與口號把理論簡單化，這種口號破壞性大，建設性不足，且有暴力傾向。而萊斯給這6個國家貼上新標籤，其實就是想利用新口號、新標語召喚美國民眾的支持，也在為美國即將對這六國採取的行動埋下伏筆。待布希1月26日在白宮的新聞發布會時再次提到中國人權問題時，中國政府終於爆發，次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民主法治建設方面，中國不必別人提醒。同時，孔泉又稱，從速度和實施來說，有關中國民主法治方面的進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從一年屠殺一百萬人降低到2004年一年殺4千人，不能不說 "從速度和實施來說，中國民主法治方面的進展已取得巨大的成就。"

　其實，作為美國總統的布希，借就職演說布自由民主之道只是展示一種政治姿態，這種姿態要成為政策還有不短的路程要走，因為美國總統的一舉一動受著太多的牽制。但中共政府的過激反應，恰好說明瞭中共政府的作賊心虛，外強中乾。

（三）中共的流氓精英

當今中共領導，從領導核心到地方成員基本上都知識化了，而且不乏精英。吳溫本人也當之無愧。中國精英和有人稱為的「中國奇蹟」，「中國模式」血肉相連。在毛時代，黨政官僚集團、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構成了主要的社會群體。在精英-大眾結構中，黨政官僚是社會精英，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組成大眾階層，而知識份子則處於最底層。從胡風反黨集團開始，經整風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本文開頭指名道姓的那批當年充當民主精英的知識份子在毛時代幾乎被消滅了。八十年代，中共改革首先解放了一批知識份子，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對文化資源的佔有和支配權。政治影響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的穩步上升使他們由原來的最低層一躍進入精英階層。精英分化為三類，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新的精英階層產生了，而且日益壯大。更為重要的是，中共暴政的延續嚴重依賴於他們的合作和成功。精英們對民主權利，法制建設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事實證明，如果專制制度能夠比民主制度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麼他們將毫不猶豫的選擇專制。中共通過不斷吸收入黨，安排進入政府、人大和政協，精英們的「面子」（政治地位的象徵）也得到充分滿足。因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和經理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現行體制。可以說，在九十年代，經濟精英已經成為權威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根本不可能挑戰這一體制，相反，還要極極地維護這一體制。實際上，在中國，市場經濟支持專制政治，經濟精英是政治精英的盟友。在現代社會裏，知識份子是一個有勢力的群體。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與權威主義政治達成了妥協。如何理解這一現象？表面化的解釋強調，政府的「迫害」和「利誘」是國內知識份子放棄反抗的主要原因。「八九」之後，激進知識份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關進大牢，或是下海經商，或是被媒體封殺。商業化和專業化大潮分散了知識份子的關注點，一些人下海掙錢，一些人埋頭做專家，掙錢。同時，政府的「大棒」和「胡蘿蔔」政策並用，對政治異議份子嚴厲打擊，對合作者則大力獎勵。 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大眾已經忍無可忍了。通過壓制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制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遊行和示威、加上黨政官員與企業主和管理者狼狽為奸，中共政府幾乎剝奪了大眾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近年來，集體上訪、聚眾衝擊地方政府、破壞公共設施、罷工、遊行、阻斷鐵路、爆炸、仇殺之類的活動越來越多。但是面對強大的權威政權以及與其結成聯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眾只能發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反抗。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是只能給統治者製造麻煩，卻很難造成致命的威脅。海外民運已經奄奄一息，如今令中共頭痛的唯一心病，便是法輪功了。大紀元九評，便是明證。又是明鏡。中共執政五十多年，欠下了人民兩筆債。一筆是政治債即政治迫害，一筆是經濟債。經濟債又有兩筆帳，一筆是毛澤東時代滅私充公的血腥共產，一筆是改革開放以來化公為私的權貴私有化。五十年代開始的滅私充公的血腥共產，徹底摧毀了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沒收了外資銀行企業，搶劫了國民的私有財產;八十年代開始的權貴私有化，以鄧小平子女開頭，經歷趙，葉，王，李，到江，溫，曾，賈從北京到地方，由於一黨專政下的官僚的貪婪與物慾空前解放，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所謂的私有化，中共權貴把自己過去幾十年錯誤決策的惡果轉嫁到民眾身上，而把人民幾十年勞動創造的財富卻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名下。當今中國驚人的貧富懸殊，盡人皆知，在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權力集團中先富起來的人，其財產基本上是來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國的問題是把權勢集團掠奪的財產歸還給被掠奪的人民。從原則上講，政治債比經濟債更惡劣，只有償還了政治債才可能償還經濟債。但是從操作上講，償還經濟債比償還政治債更困難。如果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造成人類歷史上一個民族屠殺另一個民族的罕見浩劫的話，那麼中共暴政是造成人類歷史上同族相殘，屠殺民眾的史無前例。中共的罪孽馨竹難書，令人髮指。

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為何會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通常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罪惡發生，這些罪惡為何還能長期持續？參與這種犯罪的人很多，單獨地看，其中不少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或惡棍，既不昏庸也不殘忍；但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和維護，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發生，才能持續。以我之見，人異於禽獸的東西，不在於馬克思的謬論：思想，勞動。而是在於：禽獸為善為惡，完全出自本性，而且本性難移。人之為善為惡，並非出自本性，而且本性易移。有些自認為有思想，有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精英」卻會常常喜歡這樣的命運：為人畜養，然後因優而入仕，變人為狗。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做壞事的時候，必須要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不只是為了欺人，更是為了自欺。 十五年來，一直有人對我們說，『六四』終歸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適的時機。照他們看來，亡靈的死不瞑目，母親的淚眼哭干，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監禁被流放、妻離子散、貧病交加，這些苦難都無足輕重，它們可以、而且也應該拖得更長更久，否則對大局不利。然而十五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所謂『合適的時機』並沒有向我們走近，反而離開我們更遠。『六四』的舊債未還，又欠下了法輪功的新債，還有民間組黨人士和網路作家的逮捕入獄，拆遷戶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萬的農民和下崗工人受盡欺凌。『六四』之後這十五年，政府暴力犯罪惡性增長。這決不僅僅是極少數專制暴君及其鷹犬的責任，那些以維護穩定為名而容忍暴行者難辭其咎。他們未必屬於壞人惡人，但是在那套邪惡理論武裝下，他們表現得比普通的壞人惡人還要冷血還要殘忍。普通的壞人惡人偶爾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唯有那些用邪惡理論武裝起來的人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為他們的良心已經被那套邪惡理論扭曲和變形。

善惡就在這裡分道揚鑣：有良心的睡不著覺，胡錦濤溫家寶睡得著。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有勇氣面對歷史和現實的一個簡單扼要的數據：舊蘇共暴政在七十三年中所殺人數達到四千多萬，它是三百八十二年的羅曼諾夫皇朝所殺人數的一千萬倍，中共暴政五十年所殺人數是蘇共暴政在七十三年中所殺人數的兩倍以上。請問吳溫：你們揹負著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你們能安睡嗎？當你們背頌這些陳詞爛調： "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工作，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貫穿到社會工作中，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要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做好保持社會穩定的工作。 "自欺欺人之時，你們就不感到自己的無恥與無能嗎？

2004年，農曆甲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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