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濤先生一九六八年生於寧夏鹽池縣，一九九零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政教系，大學期間經歷了八九民運和天安門大屠殺，由此形成了追求自由與正義的決心和勇氣。大學畢業之後，師濤先後在多家教育和新聞機構任職，出版有詩集《天堂的邊疆》等著作，並且成為網路上相當活躍的政論作家。
此次判決中所謂「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的罪名，不過是師濤在某新聞機構任職期間，報社向編輯和記者通報中宣部若干「不准報導」的命令，師濤對此作了筆記，並寫成文章對這種粗暴干涉新聞自由的行徑予以批評，並投稿到美國中文網站「民族論壇」上發表。師濤供職的幾家媒體，全都是遠遠沒有黨報重要的、地方性的「都市報」。作為一名非黨員的中級管理者，他不可能獲得任何「國家機密」。這是中共政權的保密制度的基本規定，也是一個路人皆知的常識。師濤的獲罪，並非法院判決書上冠冕堂皇地書寫著的罪名，而是因為他是一位熱愛自由、疾惡如仇的公民－－師濤在山西和湖南的新聞媒體工作期間，先後揭露了當地的若干腐敗案件，由此引起兩地的地方官員的怨恨，並命令安全部門捏造罪名對其進行「懲罰」。師濤一案即由山西和湖南兩地的國家安全局共同炮製。在案件審判之前，師濤的律師郭國汀突然被取消了律師資格；而在法院判決之後，國安部門居然直接威脅其家人不得進行上訴。這一切都充分說明，此次審判是非法的、不公正的。
我們相信，師濤是一位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是一位致力與思考和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文化建設的優秀知識份子，他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任何違背國家法律的地方。師濤的言論完全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範疇，用美國著名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的話來說：「一個強健而自由的新聞機構是對官方掩飾和虛假報導的一種聰明的限制。制憲者的最基本的意圖是創立一個各權力機構之間互相平衡制約的制度；在對新聞界的錯誤得到有限制性赦免的情況下，新聞的政治作用看來是那一制度的基本組成部分，這恰恰是因為在允許其他機構在檢查和平衡制度中從事檢查和平衡的同時，新聞本身具有靈活性和獨特的範圍以及主觀能動性去發現和報導秘密的行政部門的不法行為。」作為一名具有職業道德的新聞工作者，師濤所有言行在一個民主和文明的國家裡不過是「理應如此」而已。而在一個專制野蠻的國家裡，卻成了「泄露國家機密」的罪犯。師濤被判處十年重刑，又一位中國的良心被關進了監獄；這一荒誕的判決，再一次彰顯了中國可悲的現實：中國離自由、民主和憲政還有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這個「和諧社會」其實是多麼地不和諧，這個「太平盛世」其實是多麼地不太平。
我們注意到，師濤案件中有若干臺前幕後的人物－－處於臺前的，如湖南長沙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檢察院的檢察官們；處於幕後的，如山西、湖南兩地的國安人員等。在龐大的極權制度的齒輪上，這些人物只是幾十顆小小的螺絲釘而已。我們並不把這些人物當作魔鬼和敵人看待－－「你們」並不完全外在於「我們」。但是，我們應當思考如下的問題：一個在家庭中是好丈夫和好父親的執法者，為何會泯滅良知和同情心，歪曲和踐踏法律，粗暴地剝奪另一個公民的自由，殘忍地摧毀另一個家庭的完整性？如果不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就無法通往真正的公民社會；如果不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我們就無法重建真正的文明制度。如同德國神學家魯本施泰因所寫道的那樣：「將國家社會主義者當成著魔或變態的人，這很吸引人，因為這種觀點保護了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幻想。如果我們將國家社會主義者當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這並不表明我們原諒他們的行為或低估他們帶來的危險。相反，這意味著，我們認識到了，道德和正直讓人類集體免於徹底崩潰的束縛是多麼弱小。」在此，我們要譴責那些奉命製造冤案的國家公職人員，我們更要譴責那些直接或間接下命令製造冤案的高級官員。但是，我們的譴責不是尋求報復，因為在未來的中國這些被譴責者也將與我們一起生活；我們的譴責乃是不是羞辱對方，乃是致力於建設一個未來美好的中國－－師濤先生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我們對他致以深深的敬意。
在此，我們呼籲記者無疆界、保衛記者委員會、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國際性人權組織關注密切師濤案件，我們呼籲美國、歐盟以及其他對人權負有使命的國家的政府和議會密切關注師濤案件，我們呼籲全球各大新聞媒體密切關注師濤案件，我們更呼籲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的法律工作者、知識份子和公民密切關注師濤案件，因為：「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我們每一個人而鳴！」
六名中國公民和作家：余傑、劉曉波、老村、北村、余世存、王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