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宣戰－－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戰爭帶給人們的並不只是痛苦和災難。20年代末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後，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不適合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需要－－這一點已為戰後的歷史所證實，但它與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 「戰時共產主義」相同，是非常適應於戰爭的戰時體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對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責而依靠這種體制蘇聯卻贏得了戰爭。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注入了活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隨著大英帝國在戰爭中的衰落，蘇聯已經成為能夠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與美國共同主宰歐洲和遠東命運的超級大國。
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戰後，蘇聯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當然是在歐洲。通過戰爭，蘇聯不僅擴大了自己的版圖，[4]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個歐洲的衛星國。與此同時，斯大林從來沒有忘記遠東。幾個世紀以來，沙皇俄國一直在努力實現以建立和保護太平洋出海口為中心的遠東戰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不僅使沙皇俄國喪失了除北滿外在遠東的幾乎全部權益，而且成為俄國革命的導火索。令人費解的是，推翻舊俄帝國並一貫宣揚民族平等和國際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對於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遭受的「恥辱」卻一直刻骨銘心，而且渴望通過戰爭收回俄國在遠東失去的一切。對於這一點，斯大林幾乎是直言不諱的。在雅爾塔會議之前，斯大林曾幾次或明或暗地對美國提起沙俄在遠東的權益，並表示蘇聯對遠東是有「政治要求」的。蘇聯國內的輿論工具也開始配合運作：一本回憶日俄戰爭的小說《旅順口》在1944年10月，即雅爾塔會議前夕，成了蘇聯的暢銷書。「所有讀了這本大部頭小說的人，都有身臨其境參與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5] 隨著戰局的明朗化，在決定遠東未來命運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在談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時，便明確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這些曾是沙俄的權益。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寫明：「恢復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各項權益」。[6] 儘管這個協定是一年以後才公布的，但對於蘇聯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實質問題，人們在當時也不乏認識。捷克斯洛伐克駐英使館的一位官員就曾指出：「蘇聯的願望是要一雪日俄戰爭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奪去的在滿洲的一切權力和利益。」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和駐英大使顧維均也都認識到蘇聯在雅爾塔要求的實質問題是「由蘇俄恢復帝俄在滿洲的權益」，「而這些權益都是由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而喪失了的。」[7] 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更是理直氣壯地把對日宣戰和日俄戰爭聯繫在一起，不僅蘇聯報刊反覆強調這一點，[8]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當天的演說中也特別提到日俄戰爭的問題。斯大林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的污點，而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9] 斯大林演說之後，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還率領第一遠東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一級空軍元帥諾維科夫、空軍元帥符加科夫、炮兵元帥切斯哈科夫等於9月6日特意前往旅順，拜謁了日俄戰爭中在旅順要塞戰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禮並獻花圈。[10] 這次意味深長的舉動進一步表明瞭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真實目的。
以上情況顯而易見地說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戰略目標不是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甚至也不僅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說的報復心理，而是要恢復沙皇俄國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11] 雖然這一目的只有在打敗日本，而且必須通過蘇聯自身參戰打敗日本以後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可以被認為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過程和背景是很複雜的。蘇聯報紙強調，這是應美國和盟國的要求，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聲明中也明確提到：「鑒於日本拒絕投降，同盟國建議蘇聯政府加入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12] 雖然這種說法無疑有助於使蘇聯出兵在外交和輿論方面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不準確的。的確，中國政府自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一直渴望蘇聯公開對日作戰，甚至在蘇德戰爭爆發後還千方百計挑動蘇日衝突。而美國政府自德黑蘭會議以後，也確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蘇聯做出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這是已為許多文件和史書證明了的事實，但是以下幾個問題更值得引起注意，因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蘇聯出兵完全不在於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動或壓力，而是由蘇聯既定的遠東戰略目的使然。
其一，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與中國政府是否請求根本無關。從歐洲戰爭一開始，蘇聯就極力避免處於被迫進行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有這方面的考慮，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也是出於這一目的。因此，儘管蔣介石絞盡腦汁要把蘇聯拉入對日衝突，而斯大林卻一再婉言拒絕，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建議中、美、蘇同時對日宣戰，斯大林在給蔣介石的復電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閣下不要強求蘇聯立即對日宣戰。」[13] 然而到1942年底，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德國入侵使蘇聯與英美結盟；通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展已經可以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14] 正是在這個時候，斯大林顯然開始考慮遠東的問題了。據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證實，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動告訴他，蘇聯願意在適當的時候加入遠東戰爭。同年11月，斯大林會晤當時出任羅斯福特使的赫爾利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15] 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為德黑蘭會議作準備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時，斯大林認為時機已經成熟。10月30日，即會議結束當天的克里姆林宮宴會上，斯大林的譯員別列日科夫向美國國務卿赫爾轉達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譯」的話：「蘇聯政府研究了遠東的局勢，並通過了決議，一旦同盟國打敗希特勒德國，歐洲戰爭一結束，蘇聯立即對日宣戰。請赫爾把這一段話作為我們的正式立場轉告羅斯福總統。」[16] 正是由於得到了斯大林主動傳遞的信息，遠東問題才成為德黑蘭會議期間三國首腦討論的議題。而恰恰在這個時候，由於新疆問題激化和蘇聯全面中止對華援助，中蘇關係已經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國加盟對日作戰，也使蔣介石完全改變了對蘇聯加入遠東作戰的立場：中國不希望蘇聯參戰，雖然他感覺到這種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是使蘇聯在遠東參戰的計畫「落空」。[17] 不過，斯大林是從來不考慮蔣介石的意願如何的。
無論從蘇聯的遠東戰略要求，還是從蘇聯的軍事力量來看，出兵對日作戰在蘇聯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國是否提出要求並不重要。德國投降後，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和主持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決定是否參戰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不會理會美國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政治行動。」[18]
有的觀點認為，在波茨坦會議之前蘇聯對於出兵問題還表示出「明顯的躊躇和疑慮」。[19] 這種看法顯然是由於對蘇聯的雄心和能力估計不足。事實上，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一開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並比較詳細地談論了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問題。[20] 波茨坦會議之前一段時期，蘇聯在對日宣戰問題上不急於公開表態，甚至還頻繁與日本方面接觸，無非有兩點考慮：一方面利用美國需要蘇聯在遠東助戰的迫切心情，為謀求恢復其遠東權益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一方面利用與日本虛與委蛇的外交應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所以正如小查爾斯分析的，美國這時已經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國總是要參戰的，而且沒有辦法阻止他們這樣做。」[21]
其二，美國在遠東問題上對蘇聯的要求並不在於蘇聯是否參戰，而在於是否能夠盡早參戰。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人員傷亡，是美國希望蘇聯參戰的根本動因。因此，斯大林剛一表示出參戰的意願，羅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國當時所處的地位，正像兩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時蘇聯所處的地位一樣。參戰是遲早的事，問題在於何時參戰。美國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表達的十分明確：「我們希望俄國軍隊盡早地參加對日作戰」，「俄國盡早地參戰及全力投入進攻，是為我們太平洋地區作戰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22] 美國軍方提出的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太平洋戰爭的過於悲觀的估計。據丘吉爾回憶，英美曾認為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很可能需要喪失100萬美國人和50萬英國人的生命。」[23] 美國對日作戰的計畫也比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國制定的「奧林匹克」戰役作戰計畫和7月24日由英美參謀長提交波茨坦會議的對日戰略目標報告都提出，實施對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陸作戰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開始，而佔領日本主島並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計是1946年11月15日。[24] 所以，如果蘇聯在美國實施登陸作戰前參加對日宣戰，既可以將日本關東軍主力吸引在中國大陸，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從而大大減少美國軍隊的傷亡，同時，又可以加快戰爭進程，盡早地結束戰爭。
如果說美國軍方人士的出發點純粹在於軍事戰略方面，[25] 那麼美國總統和政府則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戰略的考慮。羅斯福很明白，既然蘇聯參戰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最好的結果是在軍事上要求蘇聯盡早開始對日作戰的同時，在政治上也必須與蘇聯達成某種協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諾，從而限制戰後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擴張。而且，這種承諾越早做出，美國在遠東付出的政治代價就越小。這是美國急於同蘇聯達成遠東問題的協議並多次要求蘇聯履行諾言的更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透露的羅斯福的「深層考慮」，很能說明當時美國的心態。哈里曼說：「關鍵的問題倒不在於蘇聯是否將參加太平洋戰爭，而在於是否能及時參戰，有助於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於進攻日本本土的計畫的實施。存在的巨大危險是蘇聯可能袖手旁觀，而等我們犧牲了大批美國人生命，打敗日本之後，紅軍長驅直入滿洲和中國北部大片地區。那時蘇聯人就能輕而易舉地以『公眾要求』為藉口，建立滿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了。羅斯福總統力圖使斯大林先前所談的一般保證變為俄國盡早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明確行動，限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和取得蘇聯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支持。」[26] 美國最擔心的是蘇聯出兵的時機會選擇在美軍已經在日本登陸並付出重大犧牲之後，如果這樣，蘇聯就會以最小的代價而取得在遠東任意行動的實力地位。
其三，美國從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開向蘇聯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建議或要求。雅爾塔協議屬美蘇之間的秘密外交，而蘇日當時還處於外交上中立狀態，因此，蘇聯對日宣戰必須師出有名。但局勢的發展又使美國不願承擔為蘇聯尋找外交藉口的責任。相反，由於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重大因素直接進入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制訂過程，杜魯門和丘吉爾甚至認為不需要蘇聯參戰可能是更好的結果。[27] 儘管美國軍方因無法預測使用原子彈的效果而認為蘇聯參戰仍然是需要的，[28] 同時鑒於外交和政治上的考慮，阻止蘇聯參戰也是不現實的，但這個時候讓美國對蘇聯參戰提出正式的建議和要求，顯然是不可能的。結果，波茨坦會議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準備的一個擬在會議上提出的蘇聯對日宣戰的方案，變成了美英單獨做出的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29] 到1945年7月下旬，已經不是美國急於要求蘇聯出兵，而是蘇聯在獲知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後急需找到一個對一直與蘇聯保持中立關係的日本宣戰的理由和藉口了。於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後一次會議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美蘇和其他在遠東作戰的盟國，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要求。而杜魯門對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諷刺性的外交動向」：蘇聯終於要在最後關頭來摘取勝利果實了。儘管杜魯門很不情願，但是鑒於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還是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發出了一封充滿圓滑的外交語言的信件。[30] 當然，斯大林很難利用，實際上也沒有利用這封信件。不過，這根本不能妨礙蘇聯出兵，作為一位信奉實力外交原則的政治家，斯大林顯然認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藉口無關大局，憑藉實力，蘇聯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國40年前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喪失的全部權益，或許收穫還會更大些。
[1]莫斯科時間8月8日18時即東京時間8月9日0時，此時，新京(長春)已遭蘇軍轟炸。
[2] 《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66頁。
[3]儘管近半個世紀以來，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根本原因一直存在爭議，但至少人們都承認蘇聯出兵加快了結束戰爭的進程。
[4]據1947年3月7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的統計材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蘇聯獲得了約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234.4萬人口。見彼德．卡爾沃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1頁。
[5]瓦．米．別列日科夫：《外交風雲錄(續篇)》，世界知識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77頁。斯切潘諾夫的《旅順口》一書獲得1945年度斯大林文學獎。
[6]雅爾塔協定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頁。在這裡略提一下蘇聯在此前關於日俄戰爭的說法不是毫無意義的。1924年蘇聯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的備忘錄中說：「1904年，日本魚雷艇在旅順襲擊俄羅斯艦隊時，從技術上看，顯然是攻擊行為，但從政治上看，起於沙皇政府的對日侵略政策。」引自林三郎編著：《關東軍和蘇聯運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00頁。
[7]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9、557頁；《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三聯書店1974年中文版，第149頁。
[8]如《真理報》1945年8月9日和8月25日社論，見《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3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530頁。
[9] 《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439頁。但斯大林在這裡講的根本不是實際情況。事實上，當時的「老一輩人」，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為沙皇的失敗而受到鼓舞，對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權和歐洲資產階級。見列寧：《旅順口的陷落》，《列寧全集》第8卷。
[10] 《關東軍和蘇聯遠東軍》，第200頁。
[11]有些蘇聯學者也不否認「消除1904∼1905年俄日戰爭中俄國失敗所造成的後果」是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目的。見Ｎ．Ａ．基見林主編：《國際關係和蘇聯對外政策史(1917∼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9∼390頁。但別列日科夫在複述蘇聯政府對日宣戰的這一聲明時，似乎有意漏掉了前面引號中的那句話。見《外交風雲錄(續篇)》，第374頁。
[12]見1945年8月9日《真理報》社論；F．Ｃ．瓊思、休．博頓和B．Ｒ．皮爾思：《1942∼1946年的遠東》，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214頁。
[13]約翰．W．加弗：《1937∼1945年的中蘇關係：中國的民族主義外交》，牛津1988年英文版，第186頁。
[14]斯大林曾經提出這樣的任務：要使1942年成為殲滅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見德．沃爾科諾夫：《勝利與悲劇》，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82頁。
[15]查爾斯．B．麥克萊恩：《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1931∼1946)》，紐約1958年英文版，第178頁。
[16]瓦．米．別列日科夫：《我是斯大林的譯員－－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18頁。據別列日科夫說，第二天拂曉，赫爾便向羅斯福發出了這一信息。根據斯大林「對此要保密」的要求，電報是用海軍密碼和陸軍密碼分兩部分拍發的。至於說「立即對日宣戰」，斯大林倒是有些言過其實了，事實證明，即使歐戰結束，蘇聯出兵前也還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作為軍事和外交上的準備。不過，這種說法表達了蘇聯政府的急切心情。
[17] 《1937∼1945年的中蘇關係》，第191∼192頁。
[18]赫伯特．費斯：《中國的紛亂》，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頁。
[19] 《1942∼1946年的遠東》，第208頁。
[20]相反，對於在此時是否還要提出蘇聯參戰問題表示猶豫的倒是美英兩國了。見小查爾斯．米：《在波茨坦的會晤》，三聯書店1978年中文版，第95頁。另見《外交風雲錄(續篇)》，第161∼162頁。
[21] 《在波茨坦的會晤》第95頁。
[22]見雷蒙德．Ｌ．加特霍夫：《蘇聯介入滿洲(1945∼1946)》，載雷蒙德．Ｌ．加特霍夫編：《中蘇軍事關係》，紐約1966年英文版，第59頁；赫伯特．費斯：《丘吉爾、羅斯福與斯大林－－他們所進行的戰爭和所探求的和平》，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62頁。
[23]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5卷，商務印書館1975年中文版，第930頁。另據赫爾利後來在國會的證詞：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當時估計，如果蘇聯不出兵對日作戰，美國要付出傷亡100萬人的代價。見斯伯尼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商務印書館1992年中文版，第73頁。
[24] 《中蘇軍事關係》，第61頁；《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53∼354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第916頁。
[25] 1945年6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醒總統，「蘇聯參戰將對日本投降產生決定性影響」(《中蘇軍事關係》第61頁)，就是對此而言的。
[26]哈里曼的證詞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62∼63頁。
[27]參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518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第931頁；《外交風雲錄(續篇)》，第158∼159頁。
[28] 《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52∼353頁。
[29]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商務印書館1982年中文版，第257∼258頁。中國在會後參加了該宣言的簽字。
[30]信件內容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37∼338頁；《在波茨坦的會晤》，第261頁。
實力外交－－蘇聯在中國謀取政治權益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對象是日本，但它在遠東所要謀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權力和利益卻是在中國。這同1904年的日俄戰爭一樣：失敗的是俄國，真正受到損害的是中國。問題很清楚，打敗日本之後，在國際上對遠東問題具有發言權的主要是美國和中國，而美國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所以，蘇聯欲置身遠東，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和爭奪，在中國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權益。美國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確：既然無法擋住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滲透，那麼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盡量樹立中國的大國形象，以便於遏制蘇聯；一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適當地滿足蘇聯的要求，從而將蘇聯在遠東的影響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1] 於是，當戰爭接近尾聲時，在美蘇之間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來中，中國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既然斯大林可以與丘吉爾輕易地在一張紙條上劃分各自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可以憑藉實力與英美確定波蘭、希臘、芬蘭等許多歐洲國家戰後的命運，那麼顯而易見，蘇聯在謀取遠東權益時所依據的也必定是實力外交的原則。
由於條件還不成熟，或者說還不具備相當的實力，蘇聯雖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對遠東的興趣，但是一直沒提出參戰的條件問題。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斯大林主動提出參加對日作戰時，據赫爾回憶，當時蘇聯也沒有提到任何附加條件。[2] 不過，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讓赫爾轉達這一信息的目的：蘇聯出兵是不會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10月25日，即剛剛確定一個月後在德黑蘭舉行的三國首腦會議的時機，透露這一信息，無非是讓美國先行與盟國去磋商讓步的條件而已。[3] 果然，斯大林因蔣介石參加而拒絕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開的開羅會議，而羅斯福則在這一會議期間開始探詢中國的態度。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戴上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之後，便提出把大連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建議，蔣介石得到中國將在戰後收回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的保證後表示：當時機成熟，如果中國主權不被分割，他可以考慮這一建議。[4]
羅斯福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出讓中國東北的某些權利的允許後，第二天便趕往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蘭會議的一次午餐會談時，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贊同將要發表的開羅宣言的全部內容。接著，當談到蘇聯在波羅的海的入口問題時，斯大林問道，在遠東能夠為蘇聯做些什麼。丘吉爾要斯大林談談對遠東和那裡的不凍港問題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說，蘇聯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不過等到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時，再提這個問題或許更好一些。斯大林顯然不願過早地談出他的全部考慮，但又不能放棄這樣一次機會，所以緊接著又提示性地補充了一句：蘇聯在遠東沒有一個完全不凍的港口，因為海參崴只是一個部分不凍港，而且還被日本控制的海峽所包圍。羅斯福就擔心蘇聯不明確表示態度，因此抓住機會接過話題說，自由港的主張可以適用於遠東，而大連就有這種可能性。羅斯福還表示，中國人會喜歡在國際保證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張。會議記錄表明：斯大林對此表示滿意。[5] 這裡應該提醒一下，開羅會議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發表，恐怕就是為了取得蘇聯的認同。[6]
事實表明，就蘇聯對遠東的要求而言，德黑蘭會議還只是序曲。因為這時斯大林並沒有明確地提出蘇聯出兵遠東的政治條件，而只是對大連港國際化表示贊同。1944年的歐洲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蘇軍開始把戰爭推出國境，法西斯德國的崩潰已成定局。隨著形勢的發展，遠東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與此同時，斯大林在遠東的戰略目標也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談到蘇聯對日作戰準備工作時說：雖然還沒有確定對日作戰的最後日期，但計畫工作應立即開始。又特別補充說：「而且，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要加以考慮。」[7] 這無疑是表明，蘇聯要正式談談在遠東出兵的條件了。羅斯福接到哈里曼的報告後一方面在11月18日給蔣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蘇聯將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詢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訪斯大林時，得到蘇聯明確而具體的答覆。斯大林走到一張地圖跟前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應歸還蘇聯。同時強調，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海路現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著，蘇聯有權保護通往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該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現在均為敵人所封鎖。這時，斯大林(指著地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畫了個圈說，蘇聯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蘭會議設想的是一個國際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國人租借這個地區。斯大林在答應「這可以討論」之後，又進一步提出蘇聯希望租借中東鐵路和連接大連的南滿鐵路。在重申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對滿洲的主權後，斯大林又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即保持外蒙古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8] 於是，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和羅斯福便背著中國開始了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會談，而會談大部分內容都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問題。1945年2月8日羅斯福、哈里曼(譯員波倫)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譯員巴甫洛夫)進行了私下會談。在討論了某些涉及遠東的軍事問題後，斯大林說他想討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羅斯福說，他已收到斯大林與哈里曼談話的報告。關於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戰爭結束時交給俄國的問題，羅斯福認為沒有困難。關於遠東不凍港問題，羅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蘭討論時曾建議給蘇聯使用的是南滿鐵路終點的大連港，並說還未與蔣介石討論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國人說話。但羅斯福又表示蘇聯獲得這個港口的使用權可以有兩種辦法：或者向中國租借，或者使大連成為國際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贊成後一種辦法。羅斯福還說，希望香港也成為自由港。斯大林接著提出使用滿洲鐵路問題，並特別提到沙皇曾使用過滿洲鐵路。羅斯福表示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通過租借，由蘇聯直接管理；(2)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管理。談到這裡，斯大林說，顯然，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難於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麼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如果這些政治條件能得到滿足，人民就會理解這裡涉及到國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蘇維埃解釋這項決定。談話快結束時，斯大林希望在雅爾塔會議結束時，能由三大國將這些條件寫成書面文件。羅斯福表示同意。至於把這些條件告知中國的時機，斯大林認為，當蘇聯能夠從西線調25個師到遠東時，那就可能同蔣介石談這些問題了。[9] 會談後，蘇聯便很快準備出一份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建議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應莫洛托夫邀請到蘇聯代表團駐地，他看過這份文件時後指出，他認為美國總統必將提出下列修正意見：旅順口和大連應是自由港，滿洲的鐵路應由俄中聯合委員會經營，而且所有協議應該得到中國人的贊同。當晚斯大林與羅斯福單獨交談時說到，他同意滿洲鐵路由聯合委員會經營，也不反對要得到中國人對所達成的協議的確認。但他補充說，中國人還應該同時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斯大林也同意大連成為自由港，但仍堅持以租借原則使用旅順口，而那裡將成為蘇聯的海軍基地。羅斯福接受了這一改變，並承擔了責任：蘇聯一旦通知他時機成熟，他就立即與蔣介石磋商。[10] 於是，以上美蘇雙方達成協議的條件，便成為第二天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全部內容。[11] 剩下的就是在適當時機勸說中國接受這一協定的條件了。
為了保密，在雅爾塔會議的公告中沒有涉及遠東問題，同時蘇聯還揚言對遠東問題不感興趣。但蔣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與回國述職的顧維均談話時表示對雅爾塔會議的內容「深為關切」，但顧維均所能奉告的只是在倫敦聽到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於是，蔣介石命顧盡快去美國打探。[12] 不久，3月12日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羅斯福時問及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於遠東問題的意見。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三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託管制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面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對於以上三點，電報說羅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於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麼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中國，但可以由中、美、蘇三國派代表實行託管；關於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干年，只要主權仍屬中國。[13] 3月18日蔣介石與顧維均密談時出示了這份電報，顧的回憶稱，魏道明還報告說，當時羅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與中國研究。「不過，總統的語氣流露出他傾向於滿足斯大林的願望。」[14] 從電報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得出，羅斯福為使中國能接受雅爾塔協議，確實用了一番腦筋。由於蔣介石以研究為由壓住了對魏道明電報的答覆，3月22日羅斯福又直接給蔣介石發電，再次談到蘇聯對中國的要求，並希望早日示復。這使蔣介石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從心裏不甘心把中國的權益出讓給蘇聯，一方面又很難拒絕羅斯福的建議。畢竟，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抗戰的勝利是離不開美國幫助的。[15]
斯大林要求美國承擔說服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責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則中蘇關係因新疆糾紛此時正處於緊張狀態，二則蔣介石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深感疑慮。相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美關係則日益密切。當然，斯大林也沒有忘記及時向美國對華政策靠攏，並不斷通過美國向蔣介石表示親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羅斯福的特使保證，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16]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赫爾利會晤時，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係，蘇聯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而且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嘉許蔣介石，並說他們會支持美國關於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總之，赫爾利在他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斯大林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17]
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大連租借給蘇俄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後，蔣介石又囑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鬥，並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18] 斯大林十分清楚蔣介石真正擔心的是什麼，於是在5月28日與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會談時再次明確地表示，他覺得蔣介石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好的。統一中國的人將是蔣介石。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有蔣介石那麼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完成中國的統一。斯大林還許諾，凡是蘇聯軍隊開進的地方，中國的行政機構都將由蔣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將談話內容電告杜魯門，並說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見到宋子文，同時盼望美國能與蔣介石商談。[19] 杜魯門6月9日便致電赫爾利，讓他將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許諾正式轉告中國政府。[20] 在此之前，蔣介石肯定還從正在舊金山開會的宋子文那裡知道了另外一種情況，即一些最有影響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包括馬歇爾在內的軍方人士，都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因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憤懣。而莫洛托夫對宋的態度反而越來越好。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開始退讓。他在6月10日左右給宋子文發去幾個電報，指示關於旅順問題的談判方針時態度已經不那麼強硬了，只是強調不能讓蘇聯單獨佔有或租借旅順港並保留中國的主權和管轄權，並指示宋子文準備去蘇聯談判。[21] 這樣，在美蘇雙方的外交攻勢下，除了對租借旅順還有些不情願以外，蔣介石在中蘇之間的談判開始以前，基本上默認了雅爾塔秘密協議的全部條款。
6月30日，宋子文、蔣經國等一行攜帶蔣介石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達莫斯科。中蘇之間開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談判。鑒於蔣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爾塔協議的條件，所以，宋子文在會談前估計，談判的困難主要在旅順港的租借問題上。[22] 當中國代表團坐到談判桌前時，宋子文才明白中國過於低估了斯大林的對遠東的胃口和談判的手段。會談中，斯大林一改與英美會談時彬彬有禮、鎮靜自若的風度。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一開始便粗暴地把雅爾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擲，盛氣凌人地說：「你看過這東西沒有?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23] 而實際上蘇聯重新提出的條件與雅爾塔協議有很大差別：(1)關於維持外蒙古的現狀，蘇聯的理解是承認外蒙古獨立，而中國的理解是外蒙古雖然當時實際上是獨立的，而且那裡只有蘇聯軍隊，而沒有中國軍隊，但在法律上中國還是宗主國；(2)關於旅順和大連，不只是港口的問題，還加上了「陸地和鄰近海域」的內容，旅順、大連周圍地區雖由中國的民政部門管理，但管理人員的挑選卻要由蘇聯批准；(3)大連城市由中蘇共管，大連港口要成為中蘇專用的海軍基地，而且由蘇聯管理；(4)旅順港雖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蘇聯想獲得行政管轄權；(5)中國必須同意建立一個為期40年的中蘇聯合委員會管理滿洲鐵路，而且委員會負責人、經理以及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必須是蘇聯人。[24]
中蘇之間的談判十分艱苦，雖然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中國代表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讓步，但在談判因波茨坦會議召開而中斷時，中蘇之間仍有中蒙邊界的劃定、大連的管理、旅順海軍基地範圍的劃定及旅順港的管理、東北鐵路的使用和在東北的軍事合作等6個問題尚未解決。[25]
然而，當8月7日中國代表團回到莫斯科的談判桌前時，遠東局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8月6日美國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即重開談判的當天，蘇聯對日宣戰。本來蘇聯出兵是以中蘇簽約為先決條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強調這一點，甚至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軍事代表安東諾夫上將仍然向英美盟國表示，蘇聯出兵的具體日期要視中蘇談判的結果而定。[26] 當然，蘇聯發出這種信號不過是督促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所以當美國投下原子彈而遠東局勢發展到蘇聯再不出兵就將失去它在遠東謀取權益的有力地位時，雖然軍事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蘇聯仍然倉促地向中國東北大舉進軍了。[27]這就是說，當中蘇雙方還在談判桌上討論關於蘇聯對日宣戰的交換條件的時候，蘇聯大軍已經發起進攻，並且日本也已經乞求投降了。於是因果倒置－－蘇聯出兵本來是以中答應蘇聯的條件為前提的，現在卻成了迫使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動因。
[1]誠如1945年5月21日在回答國務卿的質詢時美國陸軍部長所言，蘇聯將為他們自己的目的參加對日作戰，而美國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在中國問題上的某些政治上的讓步。見《中蘇軍事關係》第60頁。與中國相比，美國更重視對日本的控制。在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在考慮蘇聯對遠東的威脅時，首先想到的是「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見《杜魯門回憶錄》第1卷，第348∼349頁。
[2] 《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參見查爾斯．波倫：《歷史的見證(1929∼1969)》，商務印書館1975年中文版，第158頁。
[3]就連作為參加莫斯科會議的美國譯員波倫，當時都對此表示懷疑：斯大林「沒有提起任何條件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心目中沒有條件」。見《歷史的見證》，第158頁。
[4] 《中國的紛亂》，前引書第10∼11頁。顧維均在回憶錄中提到，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時還曾答應，美國可以和中國共同使用旅順港作為海軍基地(《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560頁)。但沒有看到其他材料證明這一點。
[5]這是參加會議的美國譯員波倫記錄的關於遠東問題談話的全部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1971年出版的德黑蘭會議文件，恰恰將上述內容全部摘除了。見薩納柯耶夫和崔布列夫斯基編：《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三聯書店1978年中文版，第97∼98頁。此外，美國國務院在發表《德黑蘭文件集》時，還附有1944年1月12日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委員會上的發言。羅斯福當時說：「俄國在西伯利亞沒有不凍港，很希望能得到一個，斯大林元帥對大連成為世界的自由港表示贊成。……斯大林同意滿洲鐵路應成為中國政府的財產。他希望把整個庫頁島都歸還俄國，同時為了對通向西伯利亞的海峽實行控制，應把千島群島交給蘇聯。」《美國對外關係，外交文件集：1943年開羅和德黑蘭會議》，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分冊，第37∼38頁；《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
[6]開羅宣言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下卷第1冊，第202頁。
[7] 《美國對外關係，外交文件集：1945年馬爾他和雅爾塔會議》，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卷，第60∼61頁。
[8]參見《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209頁；《美國對外關係》，前引書第63∼64頁；《我是斯大林的譯員－－外交史篇章》，第540頁。以上所引資料，根據後來蘇美雙方當事人的回憶，基本相同，只是別列日科夫的回憶未提到蒙古問題，而哈里曼在回憶錄中則認為斯大林這次談話提出的要求與後來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內容是相同的，參見《蘇聯的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人》，第178頁。
[9]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頁。這裡引用的是美國譯員波倫的記錄，因為十分明顯的原因，蘇聯正式出版的德黑蘭文件集沒有收入這次談話的記錄。
[10] 《外交風雲錄(續篇)》，第113∼114頁；《美國十字軍在中國》，第210頁。
[11]雅爾塔協定全文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1冊，第204∼205頁，《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文件集》，第258頁。由於蘇聯的要求，在協定有關大連商港和東北鐵路的條款中加上了「保證蘇聯的優惠權益」一句，而這一句後來也成為蘇聯損害中國主權的藉口。
[12] 《顧維均回憶錄》第5卷，第474∼478頁，
[13]梁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