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留在骨灰盒上的小紙條

一九九O年「六四」後的一天，張先玲女士給我送來了一張小紙條。她告訴我，這是她從萬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她說這張紙條看樣子還是在清明節時留下的。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紙條上留下了寫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單位的電話。這個紙條轉到我手裡後，我隨即給這位遺孀寫了一封信。幾天後，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說，過一些時候她要來看望我。大概是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著黑色裙杉的年輕女子來到了我的家裡。她就是那位渴望與難友取得聯繫的遺孀──尤維潔，死難者楊明湖的妻子。她告訴我，她身上穿的這身黑色裙杉，是她丈夫出差廣州時為她買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難了，都沒有來得及看到她穿上這身裙杉。尤維潔，是我們由於共同命運走到一起來的第三位難友。

那個時候難屬間的聯繫是要冒風險的。北京城仍處於戒嚴狀態，清明節、「六四」週年，北京的各個墓地都有公安干警的嚴密監視。也許，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鬱積在心裏的悲憤和孤獨壓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懼怕和顧忌，竟想出了這樣一個聯繫的辦法。

遺孀的血淚回憶
我從她滲透著血和淚的話語中知道了一切。她和她丈夫都是「老三屆」的。由於楊的父母早逝，留下了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所以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擔。因為他失去了青春年華，上大學、找工作，都曾費盡周折，直到三十六歲上才結婚成家，有了一個小男孩。她說她比丈夫小六歲，也是靠自己的奮鬥走過來的。可見這是一個歷盡艱辛而組織起來的小家庭，一切都來之不易。

可是，這個小家庭只存在了短短六年時間，就一切都成了過眼煙雲。

她說，那天他剛從廣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場殺戮。四日凌晨一點多，他聽到外面有槍聲，說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國的軍隊會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騎車離家到了天安門西側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東長安街的馬路邊。將近兩點半左右，從公安部大院衝出來的戒嚴部隊向群眾掃射。就在這當兒，他中彈了。一個壯實漢子，離家不到一個小時，就喋血於東單公安部前的長安街頭。她說，當時民眾用平板三輪車把他送至附近的同仁醫院，及時作了搶救。但那是一顆炸子。他的膀胱被炸成了幾片，骨盆處炸出了一個大洞，骨頭已成粉碎。大夫對傷處作了縫合，但周圍的一些毛細管已無法找出，血還是不停地往外冒。醫院的血漿不夠用了，他的血型又是AB型的，很難就近找到血源。在無奈之下，院方讓她去大街上求助來往的行人。然而，她被突如其來的厄運嚇壞了，站在馬路邊上只急得直哭。最後還是陪護她的一位護士小姐幫了她忙。在那樣的非常時期，要找來市民為傷者輸血並不難；然而，縱然找到了血漿，大夫也已無回天之術了。楊明湖在醫院裡同死神搏鬥了兩天兩夜，在這段時間裏，他一邊輸血，一邊流血，終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於六月六日八時停止了呼吸。她說，他丈夫在臨終時曾用微弱的聲音深懷歉意地對她說：「對不起！對不起！」別的話已無力說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歲，兒子才五歲。

一個正準備揚帆遠航的有為青年就這樣走了，拋下了深愛著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置放在家裡，她總覺得丈夫仍在她的身邊，可兒子天性敏感，孤燈下面對父親的骨灰盒難以入眠。於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京郊萬安公墓的骨灰堂。每當清明、週年，她帶著兒子遠道去給逝者掃墓，年復一年，從未間斷。

維護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生活太艱難，母子倆咬牙忍著。她曾找過丈夫生前單位，單位答應給她八百元撫恤金，但條件是要她在一份事先寫好的她丈夫屬於「正常死亡」的書面結論上簽字。她拒絕了。她說：「這不是事實。我不能對不起死者，我寧可不要這筆錢。」八百元，僅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屈辱！可她是堅強的，她意識到了做人的權利和尊嚴。

時間一長，周圍的人們也就對這個家庭曾經發生的事情漸漸淡忘了，只是地住區的片警還常去「關照」她：「今年『六四』還去掃墓嗎？」
「去啊。為什麼不去呢？」她反問。
「你現在對『六四』怎麼看？」片警又問。
「你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羅。」
「那我就告訴你，我想不通，政府為什麼要開槍殺人！」
片警訕訕地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勸你還是現實一點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時半會兒能翻得了的。」那位片警是忠於職守的，但他心底還存有那麼點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於這對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

類似的「關照」，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間斷過。一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片警就會敲她的門：「大姐，求您了，令兒個別出門。」
「為什麼？我總得出門買菜做飯吃吧，」
「您要買什麼，言語一聲，我給買去，算我請客，我有加班費。」
「誰要您買，我自己買。」
「大姐，求您了，我如果讓您出門，我這飯碗就甭想再端了。」
結果，她心一軟，就讓步了。

北京的片警忠於職守，但他們的心地是善良的。他們不能違抗上面的旨意，但面對這孤兒寡母總還是表現出一定的善意。有一年「六四」前夕，公安部門不知從哪裡得到「情報」，說「六四」那天她要參加「白花隊」去天安門示威。她住地的片警並不真正相信有什麼「白花隊」，而且知道那幾天尤摔壞了骨盆下不了床，但這些片警還是在她門口坐守了三天。這個執政黨大虛弱了，總是憑空製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也許，這不過是對民間社會保持一種恐怖高壓的手段罷。

尤維潔是我們最早取得聯繫的「六四」難屬之一。在最初的幾年裡，每逢寒暑假，她總要帶著兒子來我家裡讓我看看，尤其是春節，孩子也總是早早盼著來我這個「奶奶」家。一聲「丁奶奶好！」我心裏說不清是什麼滋味，但我不能掉淚，我不能讓他幼嫩的心靈再一次受到傷害。後來，孩子漸漸長大，從小學生，到中學生，現在已上了大學。但我眼看著這位寡母是怎樣含辛茹苦把孩子帶大的。她在母子倆最艱難的時候下了崗，人到中年又過早地成了退休工人。為了再就業，她咬緊牙關去進修業務，她終日奔波於各個單位，不停息地打工掙錢，為的是把失去了父愛的孩子撫養成人。現在，孩子終於上了大學，算是有一個盼頭了。但願她付出的一切能得到應有的報償。

二OO五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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