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學術著作裡，收錄了著名學者、高級知識份子黎鳴、陳奎德、溫鐵軍等人的文章37篇，其中，以「哲學烏鴉、思想狂人」黎鳴的文章最多。在這本書裡，指出了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危機四伏」。可以肯定地說，這部書正是與《河殤》一同走進學生中間，一同引發六、四事件的導火索。
《中國的危機與思考》直接指出了知識份子的使命與命運，黎鳴、陳奎德等人直接提出了自由、民主、科學既適應於西方，又適應於中國的重要論述，知識份子是「痛苦之先覺，理性之前驅」，是預言災難的「烏鴉」。
陳奎德所著文章是《對解除社會危機的一些思考－－評新權威主義》。這是筆者現在在國內看到陳奎德先生流傳於世面上的僅有的文章。陳奎德對新權威主義提出了質疑。文章認為：倘若實行新權威主義，人民必定不敢批評，也沒有制度化的批評的機構和陣地。若是用高度集權的方式來保證現代化藍圖的「施工」步驟的實施，必定用權威來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因而，壓制批評言論和剝奪反對意見就必然成為常規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這就必定使輿論一律、精神貧乏和文化單調成為制度化的東西。即使是仁慈、開明的統治者，也很難聽到對自己的大政方針的不滿的批判。而倘若缺乏這種輿論反饋的檢驗，同時沒有公正的公民秘密投票反饋的檢驗，統治權威就總是身處「鶯歌燕舞」、頌歌盈耳的環境和狀態中，自我感覺總是極佳。文章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創造政治多元化的局面，達成有政策連續性的合理繼承。」「須用法律真正保障新聞自由和輿論獨立，使合法民主黨派可獨立辦刊辦報。」
對於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社會來說，《中國的危機與思考》無疑是全面的、深層次的理論武器，從《「球籍」問題與危機意識》到《中國社會改革的合法性危機》，從《批判傳統中國文化，樹立人類現代化社會公民文化的三大支柱－－自由、科學與民主》到《對解除社會危機的一些思考》，學者們一一舉列了中國的文化、生態、土地制度、環境及人才、人口、教育等潛伏著的危機，
黎鳴這一時期的學術文章，無疑地都是充滿了睿智與真知灼見，他在開篇中提出，知識份子的使命是開拓視野、戰勝無知、啟喚悲劇危機意識。他認為，西方知識份子的悲劇危機意識則在不斷演進的西方文明歷史中逐漸煥發出偉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學與民主。「西方的知識份子始終提防並不斷為之苦思焦慮的是『一隻無形的手』。這隻『無形的手』其實就是宇宙的規律－－自然進化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經濟價值規律。」他認為：「在中國，幾千年來實質上並不存在知識份子，即使有，在中國大量堆積的史籍中，他們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將相、官僚士宦們淹沒了。」他認為：「為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化，中華民族能不能放下數千年古文明自負的重擔，也仿照西方人重視社會整體的危機意識呢？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社會思想家、科學家能不能斗膽從此也學會一點『烏鴉』的叫喚呢？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報刊、出版物、大眾傳播媒介能不能把『烏鴉』的叫喚廣泛變成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呢？」
這些「危機與思考」只屬於趙紫陽時代。是趙紫陽的寬容與明智，才使這些智慧之光閃爍著萬丈光芒，然而，淒天憐古的知識份子沒有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他們的「先知先覺」雖然喚醒了知識界、文化界及學生的覺悟，引發了一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是，也引來了強權政治的憎恨，這部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隨著六、四慘案的發生與趙紫陽的悲劇而一同成為歷史的沉寂。
在這部書裡，從一個側面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的荒謬與破產，指出了兩位思想「巨人」－－馬克思與列寧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預言的嚴重論斷失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預言被歷史全盤否定，號稱社會主義的全不是他那時候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所期待的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沒有看到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列寧預言的「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更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正是這些推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國家，引發或潛伏著巨大的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
危機是全方位的，但是如何克服危機呢？陳奎德認為：客觀的態勢已使我們不可能再緊鎖國門，「自力更生」來解決危機了。我們肯定不可能脫離世界性的大潮、孤立於世界秩序之外去恢復秩序了，即使暫時做到，也必定是更凶猛的動亂的前奏。唯一的出路是列徹底地參與世界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匯入基本潮流。而黎鳴對多元社會與多元政治更是提出了具體操作的框架圖。
這些 「自由化」的思潮，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的，與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如出一轍；同時，是有了趙紫陽活躍的民主政治空氣，才有這些充滿智慧的思想理論的出現。然而，這些思想理論無一例外地，隨著趙紫陽被廢黜而成為歷史的沉寂，這些閃耀著智慧光芒的思想被鄧小平動用坦克捻碎了，後來又被「江澤民主義」 打入十八層地獄。從而被掃進了「廢紙堆」，然而，這些「先知先覺」的很多思想觀念－－所預言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在這十六年裡幾乎都應驗了，並且，這些危機充斥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並且，這些危機依然發生在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趙紫陽去了，但趙紫陽的思想和精神卻沒有去。是有了趙紫陽時代，才有了這些精神遺產在黑暗的蒼穹裡放射著耀眼的光芒。諸如《中國的危機與思考》這樣的書籍還要沉寂多久？現在誰也說不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年來，再也看不到黎鳴先生那充滿「危機感」的鮮明思想觀點了，似乎中國再沒有「危機」了，被強權政治馴化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犬儒主義面孔出來。他轉而去研究「人性」與中國人為什麼「愚蠢」去了，並大罵「西方哲學死」了。與陳奎德先生研究的《近代憲政的演化》、《海耶克》等著作的博大精深與自由思想有著天壤之別。
2005年6月6日
──原載《議報》第2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