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年的大躍進雖然在早期贏得了群眾高漲的熱情的支援，但是隨著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群眾特別是農民被弄得精疲力盡，不滿情緒開始增加。這一年的11月28 日，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公開討論恢復經濟的穩定問題，並在毛澤東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決議，通過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行為。毛在這次會議上被迫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引發了中共的再一次內鬥。1959年初，中共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一系列旨在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會議。毛正式將國家主席的職務移交給了劉少奇。大權旁落的毛當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開指責武漢會議的決議，並在隨後的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其一貫的手法，借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黨內地位。
而在中共召開一系列會議的同時，中共派兵於59年3月下旬平息了所謂「西藏叛亂事件」，血洗了西藏高原，引發了國際上的一片譴責之聲。
* 指鹿為馬的廬山會議
1959 年7月至8月初，中共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根據當前形勢，主要的議題是：共產主義的前途和大躍進運動；毛作為黨的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軍隊(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對軍隊的控制等。圍繞上述問題，毛和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毛適時進行了重炮反擊。
彭德懷反對大躍進，批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制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而毛在廬山對此的辯解是：大躍進從總的形勢來說，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對於別人批評自己好大喜功，毛反而坦然承認「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麼不好呢？去年1900個專案，搞得多了一些，現在改為788個，不是很好嗎。我還是要好大喜功，比較接近實際的好大喜功，還是要的。偏聽偏信，就是要偏。」
毛不僅否認別人對自己脫離實際的指責，而且威脅，如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滅亡了，「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毛還運用政治手段劃分了兩條政治路線，迫使中共其他成員在他與彭德懷之間進行選擇，而且還將他個人對中共的領導問題與其關於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對軍隊的領導混為一談。毛公開說，彭德懷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改變過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認為彭在搞分裂活動，「彭這次迫不及待，你挂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儘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毛同時還將彭德懷的批評與西藏事件聯繫在一起，「我看現在你們猖狂進攻，一部分同志是與西藏事件、全世界罵我們有關係的。從前全世界罵，他們還不注意。西藏問題一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一次大規模的全世界罵我們。罵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歡迎！共產黨不挨罵，算什麼共產黨？！」典型的一張無賴嘴臉。
儘管中共黨內絕大多數成員贊同彭德懷的主張，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是由於他們自身缺乏講真話的勇氣，缺乏與毛抗爭的勇氣。特別在擁護不擁護毛的路線是「忠」與「姦」，生與死的界限上，這些人選擇了放棄良知。就像當年趙高指鹿為馬一樣，他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重申了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而且通過了譴責「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並將其與50年代初的高崗反黨陰謀聯繫在一起，進而展開了對彭的批判。彭德懷被解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其支持者也被撤銷了軍中職務。在這樣一片批鬥形勢下，彭等人被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彭德懷作了一次次的檢討，說自己是猛張飛，給自己扣上「掛著共產主義帽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黃克誠則說自己的認識是「資產階級富裕中農思想在頭腦中反映」。周小舟，張聞天也在會上作了檢討，給自己不輕不重的扣了幾頂帽子。
得意洋洋的毛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說：「這次會議是一次很好的會，是一次勝利的會。林彪同志你剛才講的那兩句話，避免了兩個東西：第一，避免了大馬鞍形，如果彭德懷挂帥，天下就要大亂，泄掉幹勁；第二，避免了黨的分裂，及時阻止了黨的分裂。犯錯誤的同志自己還得到了挽救。」而彭德懷的命運自此就已經注定。
廬山會議後，遵照毛的指示，中宣部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而且批判馬寅初人口論也進入了高潮。
* 反右傾運動
廬山會議，毛成功的打倒了彭德懷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後，根據毛的不斷鬥爭理論，決定繼續乘勝追擊，打倒那些具有右傾傾向的人。此時，中共黨內人人自危，都不再敢表達不同意見。
事實上，反右傾打擊的物件是那些實事求是、反映真實情況的人。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凡是從農村回來講農村情況不好的，全是家庭屬富農或富裕中農的，是為資本主義的家庭說話。因此，反右傾打擊面就無限擴大。各單位拚命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論工農兵學商。實際上，矛盾中心是吃飯問題，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因而說過類似話的人很多很多，不只是知識份子。稍有不滿的人，全被打了進去。
比如，長辛店機車廠一位工人出身的總工程師李樹森，出身既好，又有技術，提拔又快，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可是，因為他說過，咱們的工廠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工作方法太不科學了。辦公室裡整天象騾馬大會似的，這還能讓人思考研究什麼問題？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20分鐘為接待群眾時間，有什麼問題按次序進來，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其他時間是自己主動支配的……就這些話，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一天只辦20分鐘的公。另外還加上一條，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到資產階級方面，因為他身上穿著一件體面的黑色呢大衣。
還有一個是中國作家協會的通訊員馮振山。他是農民出身，絕非知識份子。反右傾那年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機關之後，向同事們講了一些他目睹的家鄉實際情況。無非是食堂散夥，人們挨餓，大躍進造成了農村經濟嚴重破壞之類的話。因此也被打成了右傾。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反右傾搞了一段時間後，毛自知其不得人心，便下發了個通知，把"反右傾運動"中的全部材料都從檔案中抽出來，不算了。但另發了個通知，說彭德懷不在其內，因為他是有野心的。又說他是想獨裁，所以才在廬山會議上寫出那個萬言書。又說中央本來是要在廬山會議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這個萬言書，才被迫而反右傾，等等等等。
廬山會議，中共黨內少數有良知的人希望為民請命，但卻被剛愎自用的毛運用政治手段打壓了下去，而毛為了進一步鞏固個人地位，又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從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人們的良知是如何逐漸缺失的；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泯滅其成員的良心的。
中蘇反目和中共血洗新疆
中共建政後，一直採取的是對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中蘇關係維持了一段蜜月時期。當時，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全面向蘇聯學習。在違背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由於中共和蘇共一脈相承，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畫經濟、農業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無一例外的在中國重演。
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上臺，與中共實現了平等關係。 1954年赫魯雪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佔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面給予了中共支援。赫魯曉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臺、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達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制於蘇共。
1959 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 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
1965 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畫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 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
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