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用林的出走，人們可以聯想到許多類似的案例，即共產黨國家的外交官或者以各種非外交官身份活動的官員，如記者和貿易代表等等，脫離本國統治集團投奔自由世界。這裡我們要介紹的是在這些案例中比較早、比較特殊、後來和中國也有過一段關係的一件往事。
1944年4月4日，蘇聯駐美國採購團副團長維克多.克拉夫欽科在華盛頓宣布脫離蘇聯政府，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在獲得了政治庇護之後，他用兩年時間寫了一本書，題目叫做《我選擇了自由》，1946年出版後成了當年的暢銷書。
克拉夫欽科1905年出生於一個老革命家庭，父親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是布爾甚維克。他本人1929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參加了3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運動。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抽調到紅軍中工作，後來因為是技術專家，所以被選派到赴美國採購戰爭物資的代表團中。當時美國對蘇聯和其它反法西斯國家提供了巨額援助，每個國家都希望能從美國得到盡量多的武器和其它物資，所以都把本國最信任的專家派到美國從事選購和談判。
從克拉夫欽科的背景、經歷和身份中，人們很難想像這樣一個40歲不到就身居要職、前程遠大的蘇聯官員會背叛自己的政權，更何況當時蘇聯雖然已經度過了衛國戰爭最危險的的時刻，但仍然在和德國苦戰。在這樣的時候克拉夫欽科理應為培養他的這個制度多多效勞。
那麼，是什麼使得克拉夫欽科不但放棄了自己在蘇聯的前程，而且不顧在關鍵時刻叛國出走的罪名投奔美國呢？克拉夫欽科說正是他在30年代參加農業集體化的經歷使得他對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產生了厭惡，埋下了反叛的種子。
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是消滅小農，建立集體農莊，把分散的個體農民變成國家控制的農業勞動力。這個運動就像中國的人們公社化運動一樣，在很多地方對農業生產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造成了30年代的大飢荒。當時蘇聯黨和政府從城市裡抽調了大量幹部和工人到農村去建立集體農莊，鎮壓農民的反抗，強行奪走他們的口糧。克拉夫欽科就是許許多多被派下鄉的幹部之一。他親眼目睹了烏克蘭農村遍地餓殍的淒慘景象。但使他更震驚的，是有一天他在災區的一個政府倉庫裡，發現了大量的從上一年保存下來的糧食，而那正是成千上萬的烏克蘭農民被餓死的時候。飢荒是難免的，無論是人為的還是自然的，但見死不救、任憑糧食堆在倉庫發霉也不拿出來救命，這是毫無人性。
克拉夫欽科投奔西方的時候，蘇聯正和美國結成同盟和法西斯國家作戰。但美國政府並沒有因為蘇聯是自己的盟國就和莫斯科作交易，犧牲克拉夫欽科。但美國以及西方的一般輿論對蘇聯都是以正面報導為主。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介紹過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杜倫迪對蘇聯的報導就是以正面形象為主。人們不相信，或者不願意相信克拉夫欽科的話。克拉夫欽科以自己從早年投身革命到逐漸瞭解真相和幻滅的經歷告訴他們：「蘇聯人民正在被獨裁領袖和秘密警察嚴密控制著，難以把他們的意見和希望告訴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們，不要在自欺欺人。」很多年過後，當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披露出來後，人們才想起克拉夫欽科和他的警告，才相信他並沒有為了自己在美國留下來而編造謊言，詆毀自己的國家。
歷史證明，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的貢獻並不能拿來為斯大林主義辯護，克拉夫欽科在蘇聯最受到世界同情的時候，挺身而出揭露那個政權的殘暴和黑暗，這種勇氣是值得後人欽佩的。
克拉夫欽科的書出版時，中國正好是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中共一方面以蘇聯為後盾，從蘇聯佔領的中國東北和北朝鮮取得了巨額的軍事物資和武器來武裝自己，另一方面以蘇聯的強大和光榮為自己的驕傲，以此號召青年。國民黨方面和一些獨立輿論於是就利用克拉夫欽科的書來抵消中共對蘇聯的宣傳。1947年春天這本書的英文版運到中國後，上海的民治、新生出版社和南京的天地、獨立出版社同時推出了四種不同的全譯本。當時上海的重要報紙《申報> >就此書發表了很多篇評論和介紹，其中一篇說：「要明瞭蘇聯的實情不可不讀此書，甚盼不滿現實，而憧憬另一理想的青年同學們，都能趕快一讀。」
自由派知識份子的領袖胡適對這本書也很重視，他早在1946年4月就讀了剛發行的英文版，在日記中說他「深受震動」，這本書「描述蘇俄的殘酷內部清洗，甚有力量」。1948年，當國民黨在戰爭中節節敗退的時候，胡適還用這本書中的描述來勸導一些知識份子朋友不要對共產主義有幻想，勸他們和自己一起離開大陸，但很多人並沒有聽他的，其中有著名史學家陳垣。後來這些人很多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
當時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楨還把一些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運動的被捕學生請到家中，向他們介紹這本書，並說：「你們跟共產黨走，也無不可，但你們事先應有一個理性的判斷，因此除了看左傾的書以外，也應看右傾的書，只有這樣才能公允。因此我建議你們可以看看克拉夫欽科的《我選擇了自由》。」
但歷史的演變並沒有按照這本書的中文翻譯者和介紹者所希望的那樣，而是相反。當時天真幼稚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都激烈地反美。美國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承擔了對中國的天文數字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很多美國空軍人員在空運和對日本的空戰中犧牲。但很多人不顧這一點，在戰後的1946年立刻要求美國軍隊撤走，完全不考慮撤軍所需要的時間和安排。當時在北平發生了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婦女的事件，在上海發生了美國士兵打死中國黃包車伕的案件。這些本來都是個別的刑事案件，並不能代表美國軍隊在中國的整體形象和歷史作用。與此相比，蘇聯軍隊在中國東北的強姦搶劫和其它刑事犯罪難以計數，而且蘇聯軍隊還把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工業設備大規模地運到蘇聯。和蘇聯在中國東北有組織大規模的暴行相比，美國軍隊的強姦案和殺人案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而根據近來披露的一些材料，那起美軍強姦案是中共地下組織設計的，為的是藉機發起反美運動。
但在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中，美國軍隊成了中國人民最大的敵人。而對蘇聯的暴行則是竭力掩蓋。毛澤東的俄文翻譯李越然就透露過這方面的內情。李是一個蘇聯在進入中國東北後在齊齊哈爾發展的間諜，送到蘇聯去培訓，當時他還不到18歲。李越然後來利用這層關係進入了中共在東北的地方政權，承擔了宣傳「中蘇友好」的任務。他承認說當時宣傳「中蘇友好」是有困難的，因為「蘇軍進駐東北後把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裡取得的戰利品都運回蘇聯，少數官兵紀律非常差，在東北群眾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這輕描淡寫的幾句話背後，實際上是蘇聯軍隊大規模的搶劫和強姦。而所謂「中蘇友好」 的宣傳，說穿了就是用謊言掩蓋和淡化這段歷史。
瞭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不難瞭解為什麼克拉夫欽科的這本書並沒有使得很多人改變對蘇聯和中國前途的看法。當然，一本書不能改變歷史，但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這本書的中文譯者的話，對比三年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尤其是災難性的歷史，其實是完全可以預言的。1947年克拉夫欽科這本書的中文譯者針對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的政治幼稚和盲目左傾，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原無意翻譯此書的。可是在這動亂的中國，多少青年為了不滿現狀在追求更可怕更危險的現實！如果我們不能轉變我們的方向，慢慢地步上民主建國之路，奴役、充軍、飢餓和永無止境的恐怖，也就在眼前了。而那時我們再向何處去流浪呢？殷鑒不遠，譯者的苦心在此。」
是啊，毛澤東的中國，不但自由知識份子無處流浪，就是那些飢餓難耐的農民，也失去了祖祖輩輩享有的可以外出討飯的自由，因為人民公社制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戶口制又把城鎮的大門在他們面前關上了。這難道還不說明克拉夫欽科這本書的中文譯者的的遠見之明嗎？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