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54年，家住雲南省昆明市，父親是機關幹部。57年我2歲時父親被打成右派，那時他才29歲，兩次被送去勞動教養。那時母親懷孕弟弟7個月，由於在法地無依無靠就領著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過活。我長到6歲，看到同齡的孩子都生活在父母身邊，自己卻從未見過父親。問了兩次母親：爸爸在哪？母親只說在很遠的地方。到我上學的時候我的父親終於回來了。父親被開除公職，我們一家被下放到遼寧省錦州郊區農村。這時父親又被帶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從那時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視中。那時冬天學校室內生爐子，同學們用燒紅的爐鉤子燒弟弟的棉衣，還燒他的臉，並且還說：「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實。」 挨打成了家常便飯，母親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淚，可也沒辦法。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又在劫難逃。因為我爺爺四清時給定了地主成分，被掃地出門，全部家產統統分給了貧下中農，文革中自然就成了專政的對象。70多歲的爺爺每天在生產隊干十幾個小時的活，晚上他和父親等幾個被專政對象在台上挨貧下中農批鬥，天天被打得遍體鱗傷，早上疼得起不來炕，「貧宣隊」幹部就說他們不好好接受改造。後來爺爺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後火葬場知道爺爺是地主，不賣給我們骨灰盒，只賣給我們一個小罈子，這是火葬廠專門給「黑五類」和「反革命」準備的。那時住在承德市的外公解放前自己有工廠，解放後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時，快80歲的老人，每天挨批鬥，批鬥完就被逼著去工廠洗油布，後來病倒了。母親得知消息後，帶著弟弟去照料外公，當地造反派不顧外公死活，天天逼著他去洗油布，母親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幹活。
家裡只剩下我和父親相依為命。父親在村裡工作隊的監視下每天吃飯前都得在我家院裡的毛XX像前請罪，一群人圍著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號。那幾年，每天晚上父親都被拉去批鬥。有時我自己在家裡害怕，就去批鬥會場看父親，去了更害怕，只見七八個人在台上，跪在幾寸寬的長凳上，造反派們有的拿著皮鞭、皮帶抽；有的拳打腳踢，一會兒就把他們打到了台下，然後再命令他們爬上來，再跪在長凳上，他們的臉被打得像豬頭一樣腫脹。被專政的這幾個人白天時常還被迫戴著紙糊的大高帽子遊街。有一天開批鬥會時，造反派把我父親打得扒在台上起不來了，一個姓田的幹部叫道:「乾脆給他踢台下去，打死得了，省心!」。這時我家對門的張爺爺勸阻說:「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誰養活？」這樣，我父親免於一死。還有一天晚上11點了父親還沒有回來，我哭著又去看他，只見被批鬥的李叔叔被吊了起來，然後讓他的兒子打他，他兒子不忍心，但還是打了，又讓他小女兒說他父親如何反黨，女孩說：「我爸爸沒有反黨，只是在家裡供祖宗的靈位。」 然後他父親又被毒打一頓。我見了嚇得跑回了家。剛到家不一會兒，幾個人架著我父親回來了，進屋後使勁一推，父親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沒有了知覺，我嚇得使勁地哭喊：「爸爸，你別死啊，我害怕啊！」 那時多盼望能有人看我們爺倆兒一眼啊，幫我們一下啊。我還小，才13歲啊，可是誰敢啊，都是「親不親線上分」。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第二天我向張爺爺借了一塊錢，買了餅乾泡水餵父親，這時我發現那天晚上父親被打掉了三顆牙。
我開始想媽媽，盼望媽媽和弟弟早點回來，我記得媽媽臨走時走過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媽媽，真是望眼欲穿呵！後來外公終於被折磨成積，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親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喪事後回到了錦州。
由於長期生活在這種恐懼中，我上火腫痄腮，腫的很厲害，比饅頭還大，走路時得用手托著，一咳嗽都疼。父親向生產隊請假，想帶我去看病，生產隊負責人不但不給假反而說：「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實在受不了了，父親只好領著我去請假，他們一看我病得實在嚴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醫院，醫生說得用刀切個小口，把膿和血放出去，但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給打麻藥就動刀，把我疼得大聲地哭，父親按著我不讓我動，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時我上小學，工作隊天天找我，讓我揭發父親。說：「親不親線上分，出身不能選，路線可以選。你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要和你父親劃清界限。」 他們還問我：「你父親在家裡有什麼反革命言論？說出來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訴他們說：「我父親只告訴我要好好學習，沒有反革命言論。」 就這樣學校停了我三個月的課。
大約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於受不了長期批鬥折磨，再加上女兒在造反派的誘騙下和他劃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礬自殺了。那時造反派們整天找李叔的女兒談話，讓她站到所謂的無產階級一邊，還說：只有聽其黨的話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我生怕失去父親，每天小心翼翼地看著他。李叔叔死後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麵，還囑咐我：天太熱時要把糧食袋子口敞開，免得糧食發霉生蟲子。有一天我半夜醒來突然發現父親不見了，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就拚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顧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氣跑到小樹林，只見父親正要拿繩子上吊，我拚命跑上去，抱住父親哭著說：「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沒有爸爸啊！」 父親一腳把我踢開說：「你饒了我吧，我實在受不了。」 我爬起來又抱住父親的腿說：「爸爸，明天再開批鬥會，我讓他們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於我喊聲很大，父親害怕了，若讓生產隊知道這是畏罪自殺，還得罪上加罪。同時在我的哀求下，父親終於放棄了輕生的念頭，帶著我回了家。這時我才明白那倆袋子糧食是父親為我準備的。那時父親是為了我堅持活著，每天繼續挨打、挨批鬥。
那陣子，我時常看到被專政的人自殺的慘狀：有的手觸高壓電電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裡，用刀將喉嚨切開；有喝藥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極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潰了，常常仰望天空，問蒼天：「老天爺，這是怎麼了？」
宣傳隊幹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個長坑，裡面放了5、6桶大糞，弄的我家滿屋都是蒼蠅，他們說這是反革命分子應得的。
大約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裡，氣溫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產隊的幾頭母豬要下崽了，隊幹部白天讓我父親下地幹活，晚上命令他與這幾頭母豬住在一個破屋裡面守侯它們。有一天，父親對我默默地說：「晚上十點以後我太冷、太餓了」。
我聽了後決定晚上去給父親送點飯。那天晚上下著大雪，我貼了幾個玉米麵大餅子，用毛巾包上2個，放在胸口上，雙手捂著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親那裡。一進破屋，只見房子沒有窗戶，大雪從外面被風吹進來落在地上。幾個母豬畏縮在草裡鼾睡歇息，可是父親卻被凍得抱著雙臂在地上走來走去。見此情景我的眼淚奪框而出。我從胸口裡取出已經涼了的大餅子送到父親嘴裡……。
那幾年造反派每隔幾個晚上就到家裡來查戶口，看看有沒有外來人，弄得我們睡覺也帶著恐懼。
那時我家5口人，就我父親一個勞力，非常貧困，每逢年節生產隊都借給每戶貧下中農20元錢，被專政的人家不給借。我家窮得沒吃沒穿，我直到20歲才穿上褲頭。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拿走我母親的一條褲子，他們說：「這條褲的布料抖擻，只有資產階級小姐才穿這樣的褲子。」這時母親被逼急了，說道：「我只有這一條換洗的褲了，你們搶走了我就得光屁股。」這樣褲子才沒被搶走。
與我父親一同被批鬥的還有一個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腳。她無兒無女，因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幹活，晚上照樣挨批鬥。後來她被摧殘得起不來了，無人照看她。有一天鄰居發現她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咽的氣。
1980 年，中共給我父親平了反，局外人覺得中共黨能夠糾正自己的錯誤，可是這些年的苦難怎能兩個「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積月累的恐懼使我父親的身體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免強活到1985年，才短短62歲。他一生中半輩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過的。
父親在晚年時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勞改所的經歷。他告訴我們，有一天他們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個大個兒的竹背簍，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裡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來時一點名發現少了一個人，管教讓我父親一人回去找，父親一個人走在山路上，周圍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著頭皮找，走著走著他突然被拌倒了，一看正是掉隊的那個人，這人已經嚥氣了，可那簍煤還壓在他的後背上。在勞改所裡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飽飯，一個大學剛畢業就被打成右派的小夥子，飯量很大，每日都餓得發荒。有一天半夜他實在餓得睡不著覺了，就扒下枕頭套到廚房的大鍋裡偷了半袋子飯吃了。第二天早上勞改所發現飯少了，就開始搜查，這個大學生怕查不出來連累大家，就主動承認了。結果從那天起大會小會批鬥他，他實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這個小夥子才華橫溢，大家都在暗地裡為他惋惜。
李叔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同班同學，她從小就沒有母親，是父親一個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殺後她無依無靠，15歲就到了偏遠山區，與一個比她大15歲的男人結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貧困。這就是其黨指給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來我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嚴重的創傷，不用說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軍都害怕。苦難的生活使我20多歲就患上了心臟病，後來又發現肝大，時常頭疼還伴隨著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風濕痛，夏天不敢開窗戶，每逢陰雨天疼得直哭，40多歲時又查出肚子里長了個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醫院確診。到了後來瘤子疼得我直能側著身體睡覺，而且不能把腿抻直，一抻腿瘤子就劇烈的疼。因為那時下崗家裡沒有錢，所以我從不到醫院去醫治，有時竟想一死了之，但又捨不得孩子。後來聽說到廟裡燒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顧那裡，可病情非但沒好轉，還越來越重。
1997年6月，我有幸修煉法輪大法，煉功後僅半個月就覺得渾身輕鬆，從頭到腳沒有了疼痛。一天夜裡睡覺時不知不覺中我把腿抻直了，醒來後嚇得我趕緊捂著肚子等著出現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沒有疼痛感，我再仔細摸了摸肚子：瘤子沒有了，當時我以為在做夢，就掐了掐腿，原來不是做夢有感覺，我萬分驚喜。立即起身下床，對著我們師父的像磕頭，我淚流滿面，感激之情無以言表，我下決心一定要修煉到底。
1999年7月，江氏出於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大法，身心受益的我憑著做人的良知，依照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進京和平上訪後被非法關押。出獄後看到世人被媒體所矇蔽，帶著敵視的心理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我開始向人們講述大法真相。2000年年底的一天，我正在家裡洗衣服，某縣政保科的6、7個警察突然闖入我家，進屋不出示任何證件就開始到處亂翻。可是什麼也沒找到，最後他們把我丈夫剛發的一千多元工資搶走，然後把我強行帶走。他們開車把我帶到一個縣城的政保科，進屋後說：「你的情況我們都已經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他們開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我把按跪在地上，2個人按著我；2個人一邊一個踩我的後腳的大板筋，同時破口大罵。過了一陣子他們又拿來繩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來氣，後來才知道這叫「上繩」。現在我的脖子上還有一個大包。然後他們又拽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淚水和汗水交織在一起，我什麼也不知道了。後來在惡警的叫喊聲中我漸漸地醒了，但眼睛還是睜不開，這時我渾身疼得躺在地上實在起不來，頭上都是雞蛋大的包，頭沉得像戴上大鐵帽子一樣。接下來他們又用穿著皮鞋的腳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過去。當我再次醒來時感覺大便都被他們踢出來了。就這樣我這個近50歲的婦女被他們連續毒打8個多小時，這時已經是後半夜二點了，幾個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裡，給了我一個「單間」，我一進去就倒在地上，過了一會兒我睜開眼看了看這房間，好像很久沒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還堆著大便，屋子非常冷，沒有採暖設施。我被毒打時出了許多汗，現在感到渾身發冷，不一會兒腿就開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第二天早上7點多，進來2個警察把我架走，看守所本來有審訊室，可抓我的警察們把我帶出去繼續審問。6個警察先是對我一頓毒打，看我還是什麼也不說，他們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下來，我咬緊牙關一言不發。這時一個幹部模樣的警察指使另一個警察去取牙籤，說是要往我的手指裡面釘，可是那個警察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後來他們把我拖回看守所。我扒在地板上又起不來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許家裡人給我送被子，說是得上邊批。
一個多月後，他們把我拉到政保大隊5樓，這時我市的一個610頭目來了，他進屋二話沒說，就給我上背銬，即：把我的右臂從肩上擰下來背到後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後把兩隻骼膊在後背上斜交叉地銬在一起，他又將一個玻璃瓶子塞進我的雙臂與後背的空當處，以勒緊銬子的拉力。然後這個頭目邪惡地說：「再有鋼的人也挺不過一小時，二個小時人就得廢了。」他們不但銬著我，還你一拳他一腳地打我。大約過了一個小時，我的雙臂和手全都腫了起來，又熱又麻，這時這個610頭目很內行地上來用力攥我的雙手，頓時我渾身的骨頭像碎了一樣地疼痛，豆大的汗珠像雨點一樣落了下來，之後我開始嘔吐。可我就是橫下一條心，絕不屈服。這時那個頭目又過來，一隻手拽著我的頭髮往後背，另一隻手掐著我的下顎往下捏，還陰損地說：「我辦案20多年了，什麼樣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開口，我就不信你不說。」3個小時零10分過去了，我還是一聲不吭，最後他們要去吃飯，不得不把手銬打開，然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當時這個縣的警察知道我已經被迫害的致殘了，無論是送去判刑還是教養體檢都不會合格，便勒索我的家人一萬元錢後，把我放出。
出獄後的二年時間裏，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連洗臉、梳頭、穿衣服都用家人代勞，我被酷刑折磨得渾身整天疼痛，經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堅信師父，堅修大法，每天堅持學法煉功，不久我的雙臂漸漸康復，現在我已能基本自理。
由於堅修大法，我的孩子被非法勞動教養三年。
半個世紀以來，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惡黨的殘酷迫害，家中親屬均受牽連，幾十人吃盡了苦頭。可這只是中國大陸億萬個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執政55年酷愛暴力，殺人如麻。同樣的悲劇以不同的方式反覆上演，從無間斷，半個多世紀害死中華同胞8千萬，罪惡纍纍，貫滿蒼宇，千年易過，中共政權的罪業難消。欠債還錢、欠命還命，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別稱公道。欠一個民族的苦難更是不可能逃避的，神週身是眼，有千萬隻手。中共亡定，解體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終有盡頭，讓我們認清惡黨本性，堅決與其斷孽根，迎接沒有中共惡黨的新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