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故總書記胡耀邦的名字，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已十六年。就連二零零一年北京隆重推出紀念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的文獻電視片裡，也沒有胡耀邦的一個鏡頭。彷彿在中國現代化極為關鍵的改革開放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貢獻卓著、在位整整六年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但是，中南海不久前卻宣布將於十一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大會，同時在湖南、江西等地也有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將親自發表講話，為這位曾揹負黨內左派強加給他「犯有資產階級自由化錯誤」、「引發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罪名的中共前總書記，恢復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私無畏的改革家」的名譽。
但這次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與以往對中共元老的例行紀念不同，無論是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還是彭真、鄧小平和陳雲，都是百年誕辰紀念，唯獨胡耀邦是九十誕辰紀念。亞洲週刊獲悉，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就紀念活動進行討論，當時黃菊、李長春、羅干提出了「紀念胡耀邦，六四怎麼辦？」溫家寶提出「趙紫陽怎麼辦？」胡錦濤說：「你們先不要說六四，先說說你們個人對胡耀邦同志的意見。」黃菊等人先後表示：「我們和胡耀邦同志沒什麼接觸，沒什麼意見。」胡錦濤說：「既然沒意見，那就應該搞。」針對溫家寶提出的「趙紫陽怎麼辦」，胡錦濤說：「胡耀邦同志已經去世十六年，趙紫陽剛去世，可放一放，以後再說。」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後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紀念胡耀邦。
中南海紀念胡耀邦的決定今年初就已見端倪。今年春節，胡錦濤一大早跨過中南海直通胡耀邦家的邊門，向胡夫人李昭拜年，表示今年是耀邦九十誕辰，「中央會有考慮」。中共統戰部長劉延東也約副部長、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到家中談話，說：「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非常重視你父親與李銳的談話。」那次談話，已被視為胡耀邦的「政治遺言」，涉及胡耀邦對中共民主化的重要看法。
八十年代初，大胡（胡耀邦）認識小胡（胡錦濤），一見如故，十分賞識，並及時提拔他由地方進入中央。小胡對大胡也一向懷有知遇之恩。銘記胡耀邦倡導民主歷史的中國民眾，也期盼胡錦濤繼承其導師及恩師的遺志。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二胡」能否最終奏出扣人心弦的民主改革的樂章？而民主本來就是中共追尋的理想，更是對人民的承諾。
一九八零年，胡錦濤被甘肅省前省長李登瀛由省建委副處長破格提拔為甘肅省建委副主任後，受到胡耀邦的提拔重用。大胡和小胡相遇的「關鍵人物」是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一九八一年九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青干班學習時，結識了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的胡德平，兩個同學因志趣相投，成為知心朋友。一天晚上，胡德平帶著同學胡錦濤來到了家裡，拜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談話就相當融洽。以後，胡錦濤又去了胡耀邦家幾次，與胡耀邦一家的關係自然也就密切起來。
北京消息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胡錦濤對胡耀邦這位「伯樂」一直懷有知遇之恩，尤其尊敬和仰慕胡耀邦「廉潔清明、務實親民」的政治家品格。十二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五日清晨七點多，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胡錦濤來到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園，在墓前肅立良久，突然大聲呼喊起來：「總書記，今天我是來還願的！」
當年陪同胡錦濤到訪共青城的有關人士告訴亞洲週刊：「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當時前往耀邦陵園弔唁的地方黨政幹部，一般都不敢再稱胡耀邦為『總書記』，更不用說中央級幹部了。所以，當時我們大家都吃了一驚。」在與還健在的當年老墾荒隊員的見面講話中，胡錦濤雖未提他曾經陪同胡耀邦總書記訪問共青城之事，但卻意味深長地說：「我雖離開團的崗位也有多年，但我的心和你們是連在一起的。」他提出了要把共青城建設成為享譽國內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開發區。「我們感覺得到他（胡錦濤）對耀邦總書記懷有深深的感情和尊敬的」。
大胡小胡同考察江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第二次前往江西共青城，特意邀胡錦濤同行。在朝夕相處的「考察」後，胡錦濤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由副廳級升為正部級。這是今天胡錦濤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仕途中最重要的一個台階。
據亞洲週刊瞭解，從去年底開始，湖南和江西以及胡耀邦的大批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就開始積極醞釀今年胡耀邦九十冥誕的紀念活動，這與胡錦濤要為「總書記還願」不謀而合。今年湖南省向中央打報告，要求舉行公開紀念活動，包括修復耀邦故居、修建紀念廣場和正式建立耀邦紀念陳列館。江西省也積極向中央報告，提出了各種紀念活動打算，省委書記孟建柱還親自前往北京商討，共青團中央書記戈爾江三次親臨江西共青城，商議由胡耀邦題名的共青城五十歲紀念活動。
今年五月中旬，胡耀邦夫人李昭給胡錦濤總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耀邦自認為他是一個『過渡人物』，為黨為人民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李昭在信中還說，這麼多年來，有關耀邦的事，也是海外講得多國內甚少。最近聽說湖南、江西等地都在籌備紀念耀邦誕辰九十週年的活動，希望中央給予指導。李昭不久收到了中央辦公廳的口頭答覆，稱胡錦濤總書記對此事已有全面的考慮和安排，中央也會正式發文進行佈置。隨後，中央辦公廳正式下發了五號文件，其五大內容有：中共中央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週年大會，政治局常委出席；相關部門發表紀念文章；同時出版《胡耀邦文集》和《胡耀邦傳》；同意在江西、湖南開展紀念活動；所有活動經費由中央財政統一撥款。
北京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中共決定高調紀念胡耀邦，體現胡錦濤確立了主政的思想理論，即在科學發展觀中構建「和諧社會」。胡錦濤今年初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專題研討班講話時，就明確而具體地提出中國當下施政特色，那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其實，這正是中共政治改革先驅胡耀邦的理想、留在人間的最大希望。紀念胡耀邦也顯示，胡錦濤掌控中南海權力樞紐，穩紮穩打地推行施政方略。主持公道，力排眾議，紀念胡耀邦九十誕辰，為胡恢復名譽，也勇於並善於「揚棄」鄧小平時代留下的歷史難題。
平反冤案民心為上
一九七九年是中共建政三十週年，當時各種政治運動中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殃及億萬國民，胡耀邦曾掰著指頭向工作人員算過一筆賬：「反右派」和「反右傾」反掉過多少萬人；大躍進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會之後的「四清」運動又傷害了多少萬人；舉國上下大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怨聲遍野。每一次運動都說「壞人只佔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斷地整來整去，多少個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還剩下多少好人？胡耀邦認為：如要最迅速、最徹底地解決這個人人自危的危機，只有迅速全面徹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重新贏得人心，他把這歸結為四個字：「人心為上」。
原準備由官方出版的《胡耀邦傳》作者之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嚴如平對亞洲週刊說，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就有大約上千萬人，加上「歷史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鬥爭對象，受牽連者至少上億人。正是在這關鍵時刻，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勇敢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全國討論，在思想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解除思想枷鎖。在一九七八年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時，胡耀邦更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勇氣，主持對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胡耀邦提出了「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過來」。
胡耀邦憂含冤者之憂，急冤苦者之急。他曾有過這樣的批示告誡各級承辦人員：「早一天解決，就等於被落實政策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少過『一年』的苦日子。因為含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話說人人都應該將心比心。我們當年在干校是啥滋味？」他自己更是夜以繼日，提出了凡是寫給他本人的申訴信一律不准扣押，凡是找他申訴的幹部、群眾一律不准阻擋。他親自處理的信訪數以萬計，親自接待申訴的人不下千人。而當時中央組織部一天平均處理冤假錯案就達七百多件。嚴如平說，據後來較確切的統計，僅僅摘帽改正的「右派」就有五十五萬二千三百多人。
嚴如平指出，正是胡耀邦全面負責、指揮，辦好了「解放思想」和「解放人」這兩件大事，「中興偉業，人心為上」，才能撥亂反正，才有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當時中宣部思想解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一九八一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八二年取消主席後當選總書記，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被迫「辭職」。其間，胡耀邦作為中共領導人，開始自上而下推動全面而有系統地改革。他兼任中宣部長後宣布要把中宣部辦成「思想解放部」；他對一九七九年出現的北京西單民主牆，主張：「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對知識份子的寬容，重視個人的思想自由和獨立精神。胡耀邦全面支持配合鄧小平提出的經濟改革開放決策，但同時提倡全面改革開放的思想，強調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體制必須同步改革，並且從黨內政治民主做起。但是，胡耀邦竭盡全力試圖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在中共領導下推動中國走民主富強興邦之路的治國方略，遭到胡喬木、鄧力群等「左」的勢力攻擊，被潑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水，最後在非民主的「民主生活會」上被迫辭職。中國政治改革由此一蹶不振，也為中國種下經濟增長與貪污腐敗齊頭併進的禍根。
但熟悉中國現狀的人士也看出，目前的政治現狀、經濟情況、社會風氣與胡耀邦時代大不相同，胡錦濤要推行胡耀邦式的改革路線，並不符合實際，也可能遇到更大的風險。所以，中南海紀念胡耀邦，提倡繼承和發揚胡耀邦的思想作風與精神品格，突出強調學習胡耀邦「廉潔、勤政、務實、親民」，與胡錦濤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相呼應。胡錦濤要引領中國民主政治走上一條「廣泛體現民意又強化政權基礎」的政治改革「軟著陸」之路，其實也是胡耀邦理想主義火炬指引實現政治願景的開始。
胡耀邦小傳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1915年生於湖南瀏陽貧農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團，1933年到江西中央蘇區，9月轉為中共黨員，1934年參加長征，到延安後轉做軍隊政治工作，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第三縱隊政委等職。1952年起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書記處書記、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文革中受迫害，1975年恢復工作後貫徹全面整頓方針，再遭批判。1977年起先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共中央秘書長、政治局委員，推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力保鄧小平復出重新工作。1980年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1981年當選黨主席，1982年取消主席後當選總書記。1987年1月因為「反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病逝於北京。
（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