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歷史猶如日本侵略中國，發動血腥屠殺等事件一樣，本應在建立正常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秩序後，徹底清算，從根本上杜絕制度、體制之漏洞，以把消極、有害的影響因素，從中清除出去。因為如果你不用這些「和平」的系統、理性、有序的手段清除它們，它們殘留在體內，毒性將發生質的變化，慢慢發作，把社會腐蝕掉，一旦「癌變」，就只有「暴力」手段來清除了。
「暴力」手段比不了「和平」手段，又是由於前者我們已經一次次試過了，兩千年來，通過「暴力」手段確立起來的政權，無一不是皇權專制，貽害無窮，「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其政權性質無論口面上說得多麼天花亂墜，實質上沒有任何改變。「和平」的手段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漸進地把社會導入真正民主、自由的體制中去。這就是有識之士常常說到的「你不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了。具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都不希望哪一天「變天」，不得不進行「暴力演變」。因此，我們要學習更新型的文明、社會樣式，尤其是借鑒、移植它們－－首先是美國人的政治、組織制度和體制，避免把整個社會帶到獨裁、專制的路上，避免無謂的「犧牲」。
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失去機會。整個社會仍在不斷付出高昂的代價。其性質因著它的頑固性，而很難有所改變與推動。
最好的機會當然是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至２９日，中共舉辦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它曾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組成。實際上的當家人則是鄧小平一個。在他的授意下，大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立未來幾十年內，評價在「文革」、「大躍進」等重大災難性事件中，犯了滔天罪行的毛澤東及其歷史問題的基調。
按照鄧的授意，《決議》明確了兩個中心問題：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2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光明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社會並非「漆黑一團」。這確實為當時缺失民心的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建立了不可缺的依據。但也喪失了機會，埋下了禍根、病因。
鄧也許是想把這些推給歷史，眼下只要「一心一意謀發展」就可以的，不過他的「推」又非順其自然，而是用了「打壓」的方式。一次次的「反自由化」是最明顯的例子。它一次次打掉了知識人的良心、良能，又人為設立、並漸漸強化了無數的「研究」、報導、宣傳的禁區。到今天，隨著當年干下諸多惡行劣跡、出身「紅衛兵」「造反派」等勢力的壯大，掌握、控制了社會各行各業的權力、資源，「文革」、「大躍進」、「反右」等災難性事件，越來越被嚴格控制，口徑統一了。專制社會所特有的「逆向淘汰」機制，決定了在往昔的殘酷年代裡，靠著告密、鎮壓起家的勢力只會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得勢。有良知的人再想清算清算或者哪怕只是研究研究，也就越來越難了，越來越受到這些人的反清算了。
歷史性災難事件不得公開、透明，總結不出教訓、經驗，就清除不了體制、制度上的「腫瘤」，製造災難的因素勢必還在，還是要醞釀新的災難。社會災難越多，在這樣的體制下，就越是需要高壓統治手段來鎮壓、打擊、控制從各個角落紛紛冒起的反抗。
貧民的反抗是最不得已的。一個政權不是努力反思自己的罪過，良性反饋，以利不斷改進政權體制形式，而是拒絕和平的「改變」，頑固地以高度的、而且是越來越高度專制的方式打壓貧民，盤剝良民，那麼這樣的社會離著「暴力革命」的日子就不遠了。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曾讓我們「不搞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這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極其短視的認識。因為你的問題、癥結都搞不清楚，惡性「腫瘤」不去，瞎碰瞎闖－－更多的時候是打著「碰」「闖」的旗號，「摸石頭過河」，找不到石頭，也過不了河，惟有一次又一次「繳學費」，實際上無不是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把國有資產，濟進、化進了自家腰包。
這樣的「爭取」、「改革」……難道是要得的？
多少次，讀著當代史，我仰望星空，泫然淚下。只因為我們在一次次錯失良機，社會離著全面崩潰的時日越來越近，越來越像要「暴力」演變，而毫無和平「演變」的跡象。
(觀察/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