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務竟然可以這樣佈置：「到每個月20號，必須把錢給我弄來，哪怕你去偷去搶去借，任務你交齊。」於是，什麼車都扣。連車牌照挂歪了、牌照髒了的、燈光不全的都罰完了，就趴到車下數鋼板，用皮尺量車高……雁過拔毛，弄得知情的過境車，寧可走彎路也繞道不從靈璧走。罰來的錢，全額交大隊，大隊給中隊返還30%，中隊留20%，10%歸在崗人員……作為食物鏈的最高端，是該縣公安局的原局長，除了從交警隊一次十幾二十萬元的拿，還把一個中隊劃歸縣局直管，每月幾十萬元的罰款收入直接交縣局；這還不過癮，又挑了幾個交警，配了一臺車，隨便上哪條路扣罰，收入全部交縣局(2月15日《中國青年報》)。
面對如此極端的事例，可以慨嘆百姓的懦弱與無奈，可以指責斂財者的貪婪與無恥，更可以指斥制度的先天缺陷和後天失控；但所有這一切令人憤慨的現象，都發生在普通警官、交警隊領導、公安局長，甚至是肯定早就知情的縣領導之間，因為縣領導聯繫的企業車子，就憑著一張蓋有縣政府公章的「免罰證明」，想怎麼開就怎麼開，裝了百十噸的貨，將一座橋壓斷了，交警也拿它沒辦法－－這不能不讓人對可怕的官場生態，頓感驚異。如此明目張膽地分組下達扣罰任務，如此明目張膽地鼓動「去偷去搶」，如此明目張膽地把一個中隊、一臺車劃歸自己手下肆意斂財，而且明目張膽地斂了兩三年的財……怎麼能夠成為政令，而且政令暢通？即使是再普通的警官，也該知道這樣的行為意味著什麼，也該知道按國法應該怎麼做。
別忘了，兩三年以前的公安機關，搞過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教育、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法制教育」為主要內容的 「三項教育」；兩三年以來，反反覆覆搞過「三個代表」的學習教育、先進性教育……也就是說，貪婪到公然、無恥程度的行為，和這個教育、那個教育，幾乎同時進行。所有漂亮的話，肯定都在說；所有卑鄙的事，肯定也在做。說得臉不發臊，做得心不生怵。誰都覺得正常，而這正是最不正常的事。孟子都知道「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如果「上下交征利」而連異樣的感覺也沒有，則可能在價值判斷上就發生了傾斜，在是非標準上就發生了顛倒，在行為取向上就發生了異化。一級吃一吃，最後吃百姓，在靈璧相當多的警官那裡，已經正常、合理到類似本能的地步。所以，形近搜括、勒索的行徑，可以在公安系統作為工作來部署，警官們可以當作職責去完成，最後還「吃」成了一條層層相扣的「鏈」。這種「吃」法，未必只發生在公安系統，未必只出現在安徽靈璧。
那麼，需要追問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官場生態，容忍了這樣一套「吃」的法則？什麼樣的教育才能管用？什麼樣的懲罰才算有效？什麼樣的制度才算切實？這可能還是幾個相當沈重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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