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中國人說的話
眾所周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著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用於公眾場合的，一套是私下說話時使用的。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普通百姓，一在公開場合說話，就會比較多地加入一些套話、空話，甚至大話、假話。這四種話，我們自己很受用，可是外國人一聽就犯迷糊。
我有一位美國朋友，娶了位中國老婆，住在岳父岳母家，中國話說得比大山還好。可是他告訴我，中國人開會，說的每句話單獨他都聽得懂，合在一起他就不明白意思。前不久，我陪兩位老外到一家科研機構與該機構負責人面談，該科研機構有差不多十人出席，領導很自然用了那套公眾場合的話語系統，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建設小康社會到建設和諧社會。弄得老外一出門就趕忙問我：「剛才那位先生到底想說什麼?」
到底想說什麼?我是很早就聽明白了：希望這兩位老外盡快邀請他去訪問。當然，這一切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毫無關係。
普通老百姓層面上，中國人總體上愛撒謊是不爭的事實。許多人一面抱怨在中國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可是一轉眼自己就加入撒謊的行列，撒謊甚至成為我們大家的一種無意識行為，張口就來。
去過西方國家的國人普遍有一種感受，就是那裡的人特別容易相信別人，中國人說什麼人家都相信。有一次我們去一家服裝商店，大家都推薦我買一件衣服，我自己也挺喜歡。可是口袋一掏，錢不夠，其他人都把自己的錢拿出來，還缺一點點。我和店員說，這件衣服我要，今天錢不夠，明天再來買。一出門，有一個人就發現他另外一個口袋裡還有不少錢，我們立即回去。我驚訝地發現，那位店員已經把剛才那件衣服放在一邊收起來了。這樣的事我在中國還從來沒有看到過。
在中國，我們是先假定一個人是不誠實的，只有通過交往發現這個人是可靠的才開始相信他。在西方，人家是先假定一個人是誠實的，只有通過交往發現這個人經常撒謊才開始不相信他。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愛撒謊呢?一項心理學的對比研究可以部分的回答這個問題。這項研究分別在中國和美國調查人們心目中最具智慧的人和事，結果發現中國人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人是諸葛亮，最具智慧的事是空城計和草船借箭；而美國人心目中最具智慧的人是愛因斯坦、牛頓、亞里士多德等科學家和思想家，最具智慧的事是科學家的發明創造。
大家看，中國人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事都和「騙人」有關。也許有人會問，諸葛亮是軍事家，而常言說得好，兵不厭詐，一個軍事家欺騙敵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你為什麼把這件事上升到這樣的高度?這個問題我分兩個方面來回答。
第一，德國人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被西方人尊稱為軍事理論的聖經。不像我們自己的《孫子兵法》，這本書絕大部分的中國讀者可能沒有讀過。這兩本書我們做個簡單的比較就會得到有趣的發現《孫子兵法》第一篇----計篇----開始說「兵者，詭道也」。我們再看看《戰爭論》的第一章「論戰爭的性質」，這一章的基本概念是什麼?「人多的一方要贏人少的一方，實力強的一方會戰勝實力弱的一方。」這不等於大白話嗎?許多讀者可能會問，這也算什麼兵法?
我當然不否認「詭道」的重要性。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戰爭的最後結局通常是由實力決定的。拿破崙就說過這樣一句話：「上帝站在兵力多的那方一邊。」
第二，在西方的戰爭史上其實也不乏以弱勝強、以少勝多，或者類似諸葛亮的避實擊虛、四兩撥千斤的經典案例。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案例、指揮這些戰役的將軍沒有成為西方人心目中智慧的象徵、智慧的代言人?同樣的道理，諸葛亮的功績遠不止空城計、草船借箭這些，可為什麼偏偏是這兩件「騙人」的事情在中國流傳最廣?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的答案是，儘管道德層面上中國人譴責謊言，但是在內心深處，中國人並不把撒謊當回事，因此，對敵人撒謊、這一特殊的謊言一旦擺脫了道德束縛，就裝上了「智慧」的翅膀。於是，謊言要掩蓋的真相就堂而皇之地變成了機密，接下來的任務是比誰撒謊的本領更高，誰的謊言更難以被識破。
中國人說，天下文章一大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那麼多被發現剽竊的教授竟然還能繼續做他的教授，竟然還能教書育人，竟然還有人為之辯護，說他抄得不算多，還有抄得更多的。這是典型的中國的邏輯。
著名作家巴金去世之後，人們在評價他的作品時發生了爭論。於是有人說，即使巴金的小說一錢不值，單是他提倡講真話這一點就足夠使他成為一代偉人。
在中國，要成為一位偉人是多麼的容易，只要說說真話就可以了。可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又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搞不懂中國人賺的錢
美國耶魯大學一位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上海對中國人的消費進行研究。實際上，他一開始是研究中國人的收入的。為什麼他後來改為研究中國人的消費呢?他告訴我說，因為中國人的收入他怎麼也搞不透。他舉例說，一個中國人告訴他，一個月的收入是2000元人民幣，可是這個人去買一件價值100元的衣服的時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類比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拋開複雜的匯率不算，將1美元=1元人民幣。在美國，我自己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拿過2000元一個月的工資，我去買一件價值100美元的衣服會怎麼樣?告訴你，我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猶豫，一個月後，當我確信我非常喜歡這件衣服時，我才會去買的。結論是什麼?結論是，2000元不是中國人的真實收入。從此之後，我就不研究中國人的收入，開始研究中國人的消費了。」
確實，要搞清中國人的收入，是一個不可能任務，不但外國人搞不明白，就是我們自己也搞不明白。以上海為例，去年的人均收入上海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是，不足兩萬元，可支配收入不足1萬元。你信嗎?反正我不信，否則，上海那麼多的房子都賣給了誰?
說到中國人的收入，有一個問題許多讀者很有興趣，那就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收入到底誰高?有許多文章談過這個問題，但是這些文章往往只列舉一些統計數字，總給人隔靴搔痒的感覺。我在這裡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兩個在大學教書、工作了5到10年的人，誰的收入更高?
答案可以用「一波三折」這個詞來形容。
如果我們只看人均收入，比如美國的人均收入接近4萬美元，換算成人民幣30萬左右，咋一看上去收入確實比我們高多了。可是仔細一研究，好像又不是這麼回事，首先要交掉40％左右的稅，就只剩24000了，除以12，一個月也就是2000美元。乘以8有16000人民幣，好像還很多，問題是，在美國 2000美元絕對買不到在中國16000人民幣能買到的東西，所以絕大部分美國所謂的中產階級平常的日子都是過得緊緊巴巴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分期付款。
我有一個同學20世紀80年代留學美國，在美國定居，前不久回國探親。在接風的飯桌上有人也問到中美兩國的收入問題。當時我這個同學回應些虛頭八腦的話，什麼上海高樓林立非常繁華、什麼車水馬龍異常熱鬧，什麼大的購物中心比美國的還現代等等。吃完飯出來，只有我們兩個的時候，他對我說：「我怕影響大家的情緒沒告訴他們真實情況，我在美國有一筆很大的存款，接近20萬美元。」
我沒有立即回答他，因為這讓我想起了前兩天他告訴我的另外一件「害怕影響情緒」的事。他住在上海的這幾天，為了保持美國的習慣，每天都到他賓館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喝咖啡，次數多了，裡面的服務員認識他了。有一次，一位服務員小夥子問他腳上那雙運動鞋是多少錢買的?「我是花了100多美元買的，」他事後告訴我，「折合人民幣1000元左右。不過我沒有告訴那個服務員真實的價格，我怕他知道我的一雙鞋差不多抵他一個月工資會影響他的情緒。」其實，我當時就想告訴我同學，那個小夥子自己腳上的那雙鞋說不定也是這個價。
這次見我沒有立即回答他，同學以為把我給嚇住了，趕緊解釋說，他去美國時間比較長，中國人比較節省，一般美國家庭也不見得有這麼多存款等等。我終於決定不再害怕影響「他」的。情緒了，我停下來隨便指著路邊的一棟公寓問他，「你知道這裡面一套房子值多少錢嗎?」「多少?」「你那20萬美元不一定買得到。」
「是嗎?」我同學一臉的不相信。
看到真的影響了我同學的情緒，我趕緊說，「你別著急。你日子絕對過得比他們舒服多了。因為你佔有的消費品的總量遠遠多於他們。」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美國人敢於把他們的全部收入立即花掉，而中國人要把收入的絕大部分存起來，準備看病、準備養老、準備孩子上學。
老外搞不明白的還有中國的價格。老外首先不明白中國的農副產品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中國的農民難道只需要喝西北風就可以了?其次，老外不明白，為什麼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商店裡出售，價格可以相差幾倍甚至幾十倍?
要說老外最看不懂的是中國的紡織品價格。本來中國給人的印象是紡織品大國，據統計，中國出口的服裝平均價格為5美元。5美元，折合人民幣40元，平均價格為40元，那通常意味著差不多一半還低於40元。可是，為什麼在國內大商場的服裝要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做出決定，取消（請注意，不是搬遷）著名的「襄陽市場」。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外國人的調查，竟然有老外叫我們要求上海市政府重新考慮這個決定，保留這個「中國唯一的享有世界知名度」的服裝品牌。
襄陽市場成功的秘訣是什麼?許多人以為是「假冒而不偽劣」，不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商店裡的服裝質次價高。
搞不懂中國人的數據
剛剛過去的2005年無疑是西方媒體的中國年。新年伊始，英國《泰晤士報》就在1月3日發表了該報前總編的一篇評論，題為《這是中國的世紀》由此拉開了「中國熱」的序幕。《紐約時報》於5月6日發表社論《一個崛起的中國》幾乎在同時，《新聞週刊》5月9日也推出封面報導一一《中國世紀》用了21個版面進行了密集報導。6月2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也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大國的崛起」的文章，提醒美國大企業不要錯過中國世紀。一週以後，著名的《時代週刊》也刊登了一組關於中國的特別報導。
本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外國人的讚揚向來是極其享用的，但是近幾年國際鬥爭的豐富經驗顯然大大提高了部分國人的警惕性。這次，就在我輩一如既往地準備陶醉於外國人如此高密度、超強度的讚美聲中時，有人高瞻遠矚地指出，這場所謂的中國熱不過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精心密謀的、對中國的「捧殺」，其目標是試圖將當年捧殺戈爾巴喬夫並導致蘇聯垮臺的過程在中國重演。並煞有介事指出，那些文章的作者儘管來自不同國家，但他們都相互認識，事先對這場精心策劃的捧殺進行過周密部署。給我的感覺是，要是早知道他們的開會地點，我們本來可以來個人贓俱獲。
無獨有偶，在這之前，《華爾街日報》曾對十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過一次獨家採訪，其中有兩個問題涉及到中國。一個問題是「從現在算起，75年後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能是美國、歐盟，還是中國呢?」其中有7位諾獎得主認為是中國。
第二個問題是：「哪個國家或地區目前所採用的經濟政策最合理?」肯尼斯一約瑟夫阿羅回答說： 「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樣是另一回事。我們不得不說，從經驗看來，儘管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有些違反經濟學準則，但它的政策的確是很合理的。」約瑟夫 ．E．斯蒂格利茨的表揚更直接：「如果從經濟的整體表現上看，顯然中國的表現是最好的。在經濟增長的速度和靈活性方面，中國的確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很顯然，我們可以排除這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是中國政府聘請的宣傳員的可能性。那麼，他們是不是也是美國政府派來捧殺中國的密探呢?
法國圖盧茲大學經濟系享譽全球，那裡經常有經濟學大家到訪，上回我就遇到過一位來自美國的經濟學教授。中午吃飯時，美國教授介紹了一項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發現，「中國是這個世界上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國家，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導致貧富差異的加劇，相反縮小了貧富差距。」
我內功本來已經很不錯了，一般的表揚基本上能做到了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這次面對如此石破天驚的稱讚，仍不免大驚失色。「你說什麼?能不能再說一遍?」美國教授以為是我的英語沒有聽懂，於是一字一句地說：「你們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經濟增長而縮小貧富差異的國家。」
過了整整5分鐘，我才好不容易將如此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你這個結論的證據是哪裡來的?」「從你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上得來的。」
眾所周知，中國學術界公認，中國的貧富差異近幾年有加劇的趨勢，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已經接近了警戒線水平，貪污腐敗和貧富差異並列為中國的兩大社會問題。那麼，為什麼根據我們統計局的數字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呢?這就涉及到我們的統計局是如何統計居民收入的。通常，統計局選取一定數量的居民（比如， 500戶），統計他們的月收入。問題是，這些人回答收入的時候指的是他們的基本收入，而收入差異的大部分恰恰來自於基本收入之外。你也許會問，為什麼統計局不能想點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我無法代替統計局來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想了無數辦法也解決不了。如果你有高招，可千萬別忘了告訴我!
事有湊巧，前不久在英國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上，中國學者和美國學者就中國農村現狀發生了一次不愉快的爭論。中國學者指出中國農村目前的狀態很嚴峻，問題比較多。美國學者尖銳地反駁道，做研究不能只憑感覺，要拿出數據。「我們的結論和你們的剛好相反，中國農村目前的狀況很好，最充足的證據是，你們自己的調查數據表明，農民的幸福感遠遠高於城裡人。」
由此可見，外國人對中國的國情是如此的不瞭解!
我在這裡鄭重地告訴大家，任何外國人有關中國的研究你不妨先打個問號。尤其那種短期到中國幾個大城市轉了一圈，逗留期間由中國人迎來送往的老外，他們的話一句也聽不得。不是因為外國人笨，而是因為我們的國情確實太特殊。
外國人只注意到北京上海的發達和繁榮，卻不知道中西部農村的貧窮和落後。
外國人只注意到中國賓館大堂的氣派，卻不知道許多小學生連課桌都沒有。
外國人只注意到中國遊客超強的購買力，卻不知道中國遊客由於出國機會很少，四姑六姨都托買東西，花掉的不僅僅是自己多年的積蓄，而且還有其他人的多年積蓄。
外國人只注意到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卻不知道我們的一飛機服裝換不回一架飛機。
外國人只注意到到處是中國製造，卻不知道很少有中國創造。
外國人只注意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卻不知道我們的首都都已經被重度污染了。
外國人只注意到各地政府大樓、廣場的氣派，卻不知道後面的民房快要倒塌。
外國人只注意到我們請他客時餐桌上的菜總是多得吃不掉，卻不知道那是公款吃喝。
可是這一切我們自己都知道!外國人哪有在捧殺我們，分明是我們自己在捧殺自己!我們常說，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蘇聯的解體真的是被人捧殺的結果嗎?
我的一位在中國生活已經十年以上的外國朋友對我說，「論做表面工作，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有你們中國人這麼厲害。」
試問，這句話我們該理解為罵殺還是捧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