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希望工程」看共產邪靈的本質

近日《明報》重提「希望工程」的問題賬，方進玉也再次發文，呼籲「希望」的審計報告得見天日，兼還「恐怖襲擊犯」易曉一個清白。我不禁啞然失笑。按人之常情，我得對《明報》及方的作為深表敬意，且對易曉、柳楊的不幸命運深表同情，還要對徐永光之流大加撻伐。但我必須壓抑這表面的情意，進而深入到事件的本質因果與內在關係裡，得出他們無不誤入歧途，只能無功而返的定論。

原因僅僅在於，他們還寄希望於邪黨體制的糾錯功能，尚且夢想業已謊言成癖、暴虐透頂、無可救要的共產邪靈良心發現，至少還能演繹一回自欺欺人的撥亂反正的小小把戲。那麼也就是說，他們為公義而鼓與呼，本來無可厚非；然而呼籲的對象，早已失盡善良的本性，早不值得進上一言；他們的癥結便是，向罪惡的黑手請願，無異於與虎謀皮，緣木求魚，絕對不得任何善解。

1:忠告易、柳及方：不清洗邪靈的毒素，就只有徒勞的掙扎

見過易曉的照片，其人個子不高，卻似深邃莫測，英氣逼人。我憑直覺感知，此人必有過人的智慧，不凡的能力，縝密的心計，以及高遠的抱負。再從時文披露的相關事跡，比如初進「工程」，即能為其爭得有史以來最大一筆實物捐贈；陷身死囚牢獄三四年，受盡欺凌、威壓與腳鐐手銬的折磨，居然還能奇蹟般地活下來；入獄十五年，每到所謂「兩會」時期，即被獄方禁閉，短則一月，長則半年，尚且能夠保持挺拔的身姿；亦為「重刑犯」、「敏感犯」，居然可以在德陽監獄遙控操作保外就醫而且成功；獲得自由而不思珍惜，反要劍指徐永光與「希望工程」，大張旗鼓地揭露腐敗驚天大案，以致重陷囹圄；余刑尚有十六七年，而且被宣告不得減刑、假釋與保外，卻還能樂觀自信地直面大局，遠謀中國未來的命運，感染如柳楊、方進玉等等一大幫志士，為其舍生忘死－－我即可以判斷，此人自有經天緯地之才，睥睨天下之志，縱橫有餘之術，重善積德之行；倘若有朝一日讓他自由，或如曼德拉一般，也作個雄才大略，百折不撓的政治家與實幹者。

然而，他卻在關鍵的選擇面前迷失方向。他居然始終天真地相信，他的問題可以在共產邪黨的體制內解決。因此，他便首先希望與徐永光和解，在他保外就醫的初期，他直接和徐面談的要求，僅僅只是讓他恢復自由。只有在他被徐表面一套背後一套愚弄之後，他才想到藉助如山鐵證及公眾傳媒的力量，直接撕開徐及「希望」的虛假面紗，展示一樁無恥不過的醜聞。他始料不及的是，徐在全球輿論及諸多港區代表、委員的聲討、質詢之下，依舊穩如泰山；他則在「貪污死囚」的罪名之上，新扣一頂「危害國家安全」的高帽，再次跌進黑獄。黑獄裡他苦苦思索的依舊只是，如何通過各種網路、紐帶、喉舌與高院、最高院，繼續向邪黨高層施加影響，以求冤案突然得以昭雪。我們從《明報》與方文的軌跡裡，即可尋覓他的心跡與想望。他還唸唸不忘在這一垂死掙扎的怪胎中間，贏得哪怕只是可憐到極點的些微恩賜。

柳楊也是。柳楊本是勇毅的巾幗英雄，能在徐永光頻頻對她示好的時節，決然退出「工程」，以與骯髒不堪的暗箱操作徹底劃清界線；能在易曉判以重刑之後，排除重重阻力，廣泛收集徐之罪證，並廣為發布；流離於海外，本可安於美國自在的現狀，卻又唸唸不忘易之安危，以及「工程」碩鼠持續作姦犯科的系統勾當，毅然回國，力圖以柔弱之肩擔當道義；身患癌症，且至晚期，病榻之上依舊在為朋友及「工程」著想，依舊懷抱最後一絲期待。

方進玉者，亦可置身事外，無關易、柳及「工程」。但他既然碰著了，他即豁出全部肝膽，不惜以死諫言。三年前如此，三年後照舊如此，儘管其間他本該在《南方週末》面世的長文被封，自身又被「禮節性」地勸退，幾年裡從沒用真名實姓發表過一篇文字，甚至屢屢遭遇徐之爪牙的死亡威脅。

可是，我們在肅然起敬之餘，不能不深感悲哀。他們和《明報》等諸多媒體、港區代表與委員、以及國內眾多同仁一道，加之鐵證在手，公義在心，力量絕非等閑。然而，他們到底得到了些什麼，喚醒了些什麼，至今成就了些什麼？統歸攏來，不過如此而已：高層無動於衷，高法、高檢熟視無睹；「工程」蒙恥如故，招搖撞騙的大旗如故，捐贈者依舊蒙在鼓裡，受助者依舊只是徐之流斂財博名的工具；徐永光大放厥詞不斷，臺前幕後跳躍不斷，即使臭名昭著，實在有損「工程」的所謂形象了，還可跳到慈善總會廝混；易曉舊冤未雪，復添新罪，不僅喪失申訴、接見律師、有限通訊的權利，而且連減刑、假釋、保外的機會也徹底喪失，刑期在十五六年之後，還有十五六年；柳楊被拘捕一回，後來雖然得釋，卻務必面對更加嚴酷的威壓與逼迫，以致鬱鬱寡歡，積鬱成疾，身患重疾而奄奄待斃；方進玉被迫從《南方週末》退出，生計艱難不論，還得必須將真實面目深深掩藏。

再觀照其言行，雖是出自肺腑，卻亦可笑可憐之至。三年前方說，「（我）始終維護黨的最高利益」、「我真的很愛我們的黨」。三年後方還說，「懇請－－我黨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審計報告」，而且希望柳楊能在彌留之際親耳聽到一個好消息，「黨中央說了，你的揭發，全部屬實」。易曉則直接拒絕海外人士為其設立營救基金的善意，以為外部力量介入進來，可能不利於「中央」的形象，並有礙事情的公正、快速解決。柳楊不願在美申請「政治庇護」，依舊是怕這「庇護」使事態更加複雜，因而執意回到中國。

他們悲劇的根源恰恰在於，此生以來即被邪黨文化「洗腦」，只能在其早被毒化了的思維模式裡兜圈子；他們看不到一切問題的死結，都繫於惡黨邪靈的自身；想要從根本上伸張任何正義，都只有徹底清除惡黨文化的毒素，並最終解體惡黨邪靈本身。他們執迷不悟，因此才在多年的徒勞掙扎中，反使自身越發被動與無助，越發深陷泥沼而難以自拔；因此老方的父親方休才會在1968年的批鬥會上被活活摧殘致死，他卻至今不明其所以；因此柳楊才失卻探尋生命真諦、長保寧靜康健的視角與良機，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因此易曉也就只能困守黑獄的一角，空自謀劃他的伸冤步驟，勾勒未來中國的藍圖。

2 透視徐永光及其黑網：早被邪黨注定了的醜惡存在
徐永光到底是怎樣一副嘴臉，方文及相關媒體已經作過詳盡描繪。我完全可以斷定，此人在進入「工程」之前，即已在邪黨文化徹頭徹尾的灌輸下，唯以爬升、貪財、枉法、結黨為己任，既無所謂政治理想，亦無救助失學兒童之良知。他之接手「工程」，一開始就懷抱了不盡的鬼胎與伎倆，只是他同整個邪黨一樣，最擅長者，莫過於把最堂皇的衣冠時刻籠罩在頭頂。

但他在易、柳這裡感覺到威脅與障礙。易曉素有大志，與徐談及未來之時，冷不防就冒出個「半壁河山」。而徐的最大遠景，僅僅是去做個「一省大員」。因此，易並不與他同流合污，僅憑其過人的遠見與才華，便處處顯得自負、坦蕩與大氣。何況他才來「工程」不久，即能從菲利浦公司爭取到一億之巨的實物捐贈。柳楊作財會，自然對徐的黑手瞭解更深。她怕事後欲罷不能，因此儘管面臨了他許以重任與重利的誘惑，依舊全身而退。

徐既視易為眼中釘，當然必欲除之而後快。機會就在眼前，即是方進玉提過的兩百萬。他怕這一荒唐指控本不成立，所以掘地三尺，連陳維章的五萬製作費也給蒐羅進來。此外，他還得運用一張用金錢與權力鋪織的大網，將公安、法院、檢察院、證人等等所有相關對象，納入到製造冤假錯案的同一條沉船。然而阻力重重：一是易曉拒不認罪，辯護時振振有詞；二是柳楊反戈一擊，亮出他違規枉法的眾多罪證；三是除開他本人赤膊上陣舉證，其它證人如譚湘江、江波等等，都只能證明易曉無罪；四是法院、檢察院的某些人，還能一針見血道破此案的荒謬；五是方進玉、《明報》等個體與媒體，不依不饒堅決刺激他的痛處。

可他勝利了，至少取得局部的勝利。他終於逼使法院判決易曉以死刑，儘管稍後改判死緩，卻仍能由他隨心所欲地操控；他讓國內媒體噤若寒蟬，讓方進玉三年裡不能吭聲，讓柳楊一籌莫展命懸一線，讓自我飛黃騰達不成，卻還能逍遙法外。因此其罪，不啻是罪上加罪：將公眾投諸「工程」的錢物，大規模違規投資，且多數血本無歸；廣泛製造藉口，將相關款項中飽私囊；大量炮製假賬，讓「工程」縱經李金華旗下審計，依舊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曝光；私設海外賬戶，秘密斂錢、洗錢；百般剋扣下放款項，讓「救助」之舉徒有其名；挾私報復，致使易曉沉冤十五六年不雪；操縱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及高院、最高院，使其成為他為所欲為，肆意踐踏公權與正義的幫凶。

有人或許會問，其官其位也不算顯赫，何以具有如此之巨的能量？那就不妨看看幕後。從小處說：任虹是任建新之女，亦曾是徐之下屬，早有證據顯示，此二人盯準「工程」這塊蛋糕，長期沆瀣一氣，那麼公、檢、法及司法這一條線，就被他拴牢，因為一旦他原形畢露，「二任」就再也隱藏不住；他以「工程」之款大量給深圳先科以「好處」，當然他們就可以心領神會地使詐，提供不利於易的證詞；他曾借巨款與團中央，那麼他們作為一個整體，自然就要為這「納貢」的下屬提供保護；他在「工程」以一家之言做主，顯然就有充分的條件利用、駕馭、賺取資源，並用其網路一大批同樣包藏貪心與禍心的敗類，甚至在內部完全毀滅證據，及至利用黑社會對方進玉等人發出死亡威脅。

從大處說：他把「工程」炒成一面金字招牌，讓人認作是中國的「最後一方淨土」，那麼他就有充分的藉口去蠱惑上級、同級或下級，胡說什麼攻擊他就是攻擊「工程」，就是與當代中國僅有的幾張「虎皮」唱反調；更要緊的是，「工程」隸屬團中央，團中央又走出一個胡錦濤作總書記，那麼徐就更能要挾所有對他不利的因素，說他及「工程」一垮，即是給「團」抹黑，即是給「胡」抹黑，即是與當今最關神經的「政權穩定」相悖，因此也就可以輕易上升到「亡國亡黨」的高度，更就可以隨便給易、柳扣個「恐怖襲擊」、「危害國安」的大帽；再往後推，他這龐大背景的每一個機構，每一顯要或不顯要的個體，大都有過貓膩，大都有過見不得人的醜聞，大都犯下過滔天的大罪，大都需要「同仇敵愾」、「嚴防死守」，以免一倒俱倒，一亡俱亡；更進一步，則是因為共產邪黨本身，從起家、建政、治國到如今，早該被當成歷史的垃圾掃除，那麼當今每存在一天，就必須依賴寄生於國家與民族的蛀蟲，就必須依靠謊言、暴力及無所不用其極的封鎖手段，來苟延殘喘。

徐永光正是這罪惡體系的一粒，一開始就被其毒害，而後就自覺地毒害、危害一切。所以他可以假中宣部之手，封殺《南方週末》；可以假公安部之手，非法逮捕易曉；可以假司法部之手，讓每一所關押易曉的監獄，動輒將其禁閉；可以假法院之手，以敏感之名，暗箱操作將冤案做大做實；可以假《南風窗》之手，一邊為其貼金，一邊隻字不提易曉之冤；可以假團中央之力，永遠作他得心應手的靠山與同謀。

因此方進玉的內參資料，儘管高層可以見聞，儘管多人可以義憤填膺，儘管網民可以群起響應，卻至今看不到任何解決問題的跡象。因此易曉的直接與徐永光談判，實則是天真地自曝底牌，自投羅網，自斷退路。因此所有關切此事的人們，如果還希望在「體制」內擺平此事，也都只能是痴人做夢。

3 旁觀雅安監獄的嘴臉－－濃縮了的邪靈範本

我們再從關押過易曉的雅安監獄，來體察一個具體而微的邪靈範本。
易曉保外就醫後重陷囹圄，第一站就是雅安監獄。他們接到所謂「上級」的密令，說此人是部級重犯，絕對不能讓其走漏半點風聲。他們早就在邪黨文化之下，除了一味地惟命是從，行凶作惡，再也辨別不了任何是非、正邪與好壞。他們作為爪牙，不僅忠實地執行完全違背法律與公義的密令，而且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他們不分青紅皂白，首先將其投入四川名山的禁閉室，一關就是半年。此間由六名惡警、六名重刑犯人輪流看管，動不動便給以「顏色」，用盡侮辱、折磨的手段。易曉沒有寫信、通話、接見、申訴的半點權利，雖然這些權利都能為其它犯人擁有。他們的理由僅僅在於，「正是『兩會』期間，上面說了，不准你發出任何一絲雜音」。半年後出來，易曉面色蒼白，腳步蹣跚，大小疾病接二連三發作，苦不堪言。次年「兩會」又近之時，他們如法炮製，再次將其禁閉。其中，尤以副監獄長劉健康、四監區監區長陳新穎表現最為突出。

他們還關押有與「六四」相關的「良心犯」，他們承接上面的意旨，完全壓制其聲音，剝奪其本該擁有的記功、減刑、假釋的權利。當然他們最為殘暴對待的，則是三十餘名「法輪功」學員。為了達到所謂「轉化」的目的，他們用盡電棍擊打、繩索捆綁、強行灌食、公開批鬥、干擾睡眠、高強度勞動、播放邪黨謊言、嚴禁通訊與交流等等手段。其中如牟強、饒賢成、吳實秋等，因為拒不「轉化」，便被其一直嚴管於入監隊，受盡摧折。為了讓陳智榮「就範」，將其四肢捆綁，電擊、打罵長達兩小時之久。為了給羅尚勇施加強大的心理壓力，將其完全孤立，不准任何人與他接觸。

由於受邪黨洗腦，他們的思維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麻木、遲鈍得不行，卻又兇惡、貪婪得不行；除了為私為我的慾望，再也沒有關於人權、民主、自由的任何一絲良知。面對易曉、「六四」人士及善良無辜的「法輪功」學員，他們除了極盡專政之能事，從來都沒有過一絲反省，都沒有過一絲人性的復甦跡象，更沒有一絲直面邪黨罪惡、直面自身罪惡的丁點勇氣。

也就是說，他們身處共產邪靈體系的一環，且是其暴力維護政權、鎮壓民眾的直接工具，因此從身體到心靈，從言行到思維，從舉手投足的模式到凌下媚上的行徑，即已注定其中每一人的命運，都已與邪靈息息相關，都伴隨其犯下了如山如海的罪行，都再難得到自行救贖與被人救贖的機會。

總之我是說，包括監獄的幫凶，包括易曉、柳楊及方進玉等，包括《明報》等多家媒體，或者直接被共產邪黨同化，或者還對中共邪黨懷抱一線希望，都是極不明智的選擇。因為從根本上說，當代中國一切罪惡與不幸的根源，都在共產邪黨那裡。它嚴重侵犯了民眾的基本權利，危害了眾多生命的人身安全，阻礙了所有正義事業的腳步。說到底，它已再也不具備為「六四」與「法輪功」「評反」的資格與條件，它連想上一想的膽氣都不可能存在。僅僅易曉一案，僅僅因其涉及團系及「黨魁」，一切也就不了了之，一切也就嚴捂實蓋，一切針對易、柳及方的打壓也就更加隱蔽而險惡。

適值全球維權正轟轟烈烈開展之際，誰都需要有一雙更為雪亮的眼睛，一眼看破共產邪黨的本質，給自己尋找一個清醒的視角與位置，也給華夏民族爭得一個光明的未來。

元 道
2006-4-5

附註：
柳楊已於四月六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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