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別於「左」派，大陸極左派是由一群夢想回到毛澤東主政時期「一大二公」社會的「弱勢群體」痴人、「憤怒青年（憤青）」痴人或既得利益者組成。至於大陸「左」派或新左派，則是與追求「發展」的自由派對比，相對追求「公平」的理想主義者。但大陸「左」派與極左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沒落，卻是不分軒輊、沒有先後差別的。
從一九八○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大陸的「國師」，幾乎在一夜之間改由經濟學家擔綱，「吳（敬璉）市場」、「厲（以寧）股份」、「楊（培新）承包」的名頭叫得比誰都響亮。
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在經濟學者遭受各方抨擊的同時，取而代之的，仍不是「左」派或極左派，而是大陸新起的「政法系」。「政法系」的出頭，不只是有關學者的出相入仕，也包含中共官員在正式場合中的用語，法律語言已經逐漸超越經濟語言。
在這整個過程中，大陸極左派即使有過幾次「萬言書」的出現，但仍只是螳臂擋車，無法撼動改革的方向。因此，當大陸前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三次大辯論，一些因改革「越改越窮」的民間抗議聲音出現後，大陸極左派似乎看到了最後一盞明燈，所以才會不顧胡錦濤的「不爭論」要求，迂迴地藉著指控自由派學者「謀反」的方式，企圖重新取得「國師」地位。
至於大陸自由派學者是不是「謀反」，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這是一場「內部」會議，與會學者被要求「暢所欲言」，他們的言論自然不應該獲罪，除非北京還想學習毛澤東「雙百方針」的「引蛇出洞」。反觀中共極左派，在胡錦濤要求「不爭論」之後還屢屢出擊，誰是誰非，從中共的「組織原則」來看，應該十分明確。
其次，從內容來看，被指控得最厲害的賀衛方在會議上也說：「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我們說不得。這樣一說不得，顯得我們跟別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過壞人，好人一打死掉一個，就死在戰場上。所以，左翼的東西在網上多少的猖獗，但是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顯然，賀衛方的有關講話，和大陸所有自由派一樣，在大陸目前挂羊頭賣狗肉的政策路線中，非常容易被極左派扣上「謀反」的帽子。
最終，大陸極左派對自由派學者「誣以謀反」的計謀是否可以得逞，主要必須看中共主政者的立場。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政治性格而言，最有可能的結果，先是壓制雙方的聲音，後是暗地各打五十大板，最終仍按既定方向改革。
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