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西方世界的衝擊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文革爆發後，西方世界皆以困惑、震駭的態度看待這場大騷亂。有些史家把瘋狂的紅衛兵比成當年的義和團暴民。美國發行量最大的〈生活〉畫報週刊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起一連三期推出圖文並茂的中國近代史專頁，向西方知識群眾介紹文革的歷史背景，並由哈佛教授費正清撰寫專文分析中國為什麼會被自己的歷史所羈絆。

然而，在西方驚愕「中國發瘋」（China Went Mad）之際，文革卻對西方社會發生了多樣性的衝擊作用，並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文革期間正值西方學生展開熾熱的反越戰運動，他們（尤其是法國學生）從紅衛兵身上學到了串聯和破壞的激烈手段。他們對文革產生了浪漫的情懷，他們認為紅衛兵和他們都是獻身於社會正義的理想主義青年，都有頂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負。他們仿效紅衛兵挑戰權威的鬥志，和政府對抗。法國學生幾乎扳倒了一向強勢的戴高樂政府，美國學生的反戰運動使詹森和尼克森政府窮於應付，並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脫身越南。

西方青年在動亂的六十年代對文革的憧憬、對紅衛兵的羅曼蒂克聯想，可說是時代的必然。毛澤東以統治者的身份親自發動打破體制、掃除傳統的大革命，激進的西方學生讚佩無比，他們在毛的身上找到了「革命的父親意象」，並得到了走上街頭的暴力靈感。

文革的時間（一九六六至七六）幾乎和越戰（一九六五至七五）相平行。一批西方保守派反共學者提出了「孤立中國」、「把中國摒除於文明世界」的反革言論，他們表示瘋狂的文革正好證明了毛澤東所統治的中國是個「沒有理性的怪獸」，全人類應制裁這隻怪獸。但有些具有遠見的自由派學者則認為西方為了本身的戰略利益，應該協助中國脫離孤立，使其加入國際社會。

費正清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紐約時報〉時論廣場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他說中國有文革的「內憂」，美國則有越戰的「外患」，兩個國家應該嘗試互相幫助解除對方的困境。巧合的是，曾被稱許多「反共鬥士」的尼克森，以在野之身於一九六七年的〈外交本務〉季刊上公開表示「中國不應永遠活在憤怒的孤立中」。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就任總統後，立即著手尋求不同途徑打開中國之門。

美中關係解凍當然與「防蘇」有密切關係，但毛澤東和尼克森能夠在身陷「內憂」和「外患」的逆境中，雙雙站在戰略高度，消解兩國之間二十多年的洽戰僵局，可謂六十年代「天下大亂」期間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突破。

文革對西方的衝擊不止於政治、外交和社會層面，美歐許多高等學府強化當代中國研究（或稱中共研究），他們獲得巨額補助，提高研究水準、加強師資；他們探討文革的源起和中共高層的權鬥；他們傾力研究〈毛澤東思想〉，西方大學裡的〈中共研究〉變成顯學，獨領區域研究的風騷。

不少在八十年代開始名揚學界的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幾乎都是受到文革與越戰的影響而投身於當代中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佛中國政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於一九四八年生於上海（曾祖為黑船事件的培理准將，父母為大學教授），成長於日本，回美國讀大學，熱中反戰運動，她說她未能親睹文革，就跑到鄰近的臺灣學中文，一九七八年獲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題目是《華北的造反派和革命分子，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裴宜理曾做過哈佛費正清中心主任，對近代中國的地方暴動研究，具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明年將出任〈亞洲學會〉會長。

十年文革在中國大陸造成了空前浩劫，但在海外卻出現了一些正面的影響。距離產生美感，「橘化為枳」，遠離歷史現場的西方世界因文革之禍而得文化與外交之福，這是中西互動過程中的歷史意外。

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