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5月11號，他們再度找我，下了最後通牒：給我一個月的時間考慮，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6月11號必須走人。但是晚上，房東突然找到我，叫我到期（5月18號）搬家。看來他們匯報後，頭頭覺得沒有爭取我的可能，於是決定立刻動手。
他們表示，如果與他們「合作」，不僅收入豐厚，還能「立功受獎」，並稱與他們「合作」者發大財的多了。我問他們，為什麼喜歡引誘他人當叛徒，做告密這樣的齷齪事？這種行為對民族的道德良知是極大的敗壞，是犯罪。如果再發生民族戰爭，由於他們的刻意鼓勵與誘導，漢奸一定會比抗日戰爭期間更多更壞。
我疑問說，如我這樣溫和理性的人都不能見容於當局，像我這樣只不過為生活工作的人尚被步步緊逼，其他人看到這一情形會怎麼想？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會向我學習，因為那是死路一條，他們一定會反其道而行之，以激烈而情緒化的方式與你們對抗，一定會想方設法做一些生活之外的事情。屆時，你們將窮於應付。他們輕描淡寫地回答：能怎麼著呵？不知道這種滿不在乎、十分驕橫的看法是他們個人的觀點，還是他們部門的看法。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都殊為不智。
需要指出的是，今年，警方對我的採訪工作多有干擾破壞。例如，三月初，我約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先生，談當局開展的「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在警方的壓力下，訪談夭折；又比如，四月底，對遭到當局阻撓，無法進行文革四十週年攝影展的攝影家李先生的訪問，在警方的威脅下流產。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我拒絕他們的要求，便不可能繼續在北京採訪。雖然很容易就能在別處租到房子，但他們會時刻搗亂，最好的情況也必須一個月搬一次家，那可太麻煩了；甚至在他們的時刻「關注」下找不到房子，或者被強行送回武漢。因此，我決定18號主動離開北京。
中國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權，但對公民的人身自由明確予以保護。不言自明的是，遷徙自由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顯然，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我離開北京的要求不僅無理，而且違反了憲法。由於個人原因，我暫時無暇提起訟事，但本人保留追究北京市公安局法律責任的權利。@
2006 年5月17日星期三於北京香山
──轉自《博聞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