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裡當地派出所的人找我談話，後來在派出所有兩個說是「國保」的人跟我談話。我不知道國保是什麼，我想反正都是迫害法輪功的。他們什麼有用的話也沒有，我想他們就是要看著我別參加法輪功活動吧。又過幾天那兩個國保的人打電話到我哥家又找我，我爸接的電話，我不想讓他們騷擾我家人，我就下樓見他們，有一個人那天見過中等個三十多歲，又黑又瘦，另一個人二十出頭，個較高，他們開著一個黑色的大奔馳，我心想我原來公司總裁都沒坐這樣的車，真是揮霍國家的錢啊。他們死乞白賴地非要找個地方吃飯邊吃邊聊。對於這些人，我對自己說：「不管他們說什麼，他們全都是來害我的。」所以對他們我就是應付，我沉著臉，毫不掩蓋自己的反感。我想他們也就是有任務看著我，腐敗慣了，吃就吃吧。
他們找了一個裝修挺豪華的飯館。吃飯我也一直沉著臉，也沒聊什麼有用的。他們問我「法輪功還煉不煉了？」我想先應付著他們，就說「不煉了」。（我聲明此話不是我的本意，在此聲明作廢。──趙明）他們問我：「還想不想出國唸書了？」我不想給他們任何信息，我說：「都耽誤兩年了，還念什麼？還是在國內找個工作吧。」後來他們還想探聽我對出國的想法，我說：「要是能完成學業也好。」那個矮個的說：「想出國好啊。」要吃完飯了那個矮個的讓另一個年輕的把電話寫在紙上給我，說有事可以找他們。我很反感的說：「我沒事。」他死乞白賴地塞給我。我心裏對自己說：「我有毛病才給他們打電話。他們只會害我。」後來隨手我就把那紙條扔了。
到家後，我發現家裡氣氛很壓抑，後來我哥說：「爸媽以為又要抓你呢，擔心壞了。」還說，他兒子（三、四歲）被大人們的情緒影響，鑽到大人懷裡直想哭。當時，我就做了一個決定，我想：「看來我也不能在這呆了，這只會給家人帶來痛苦。我先試試看能不能出去，要出不了國也得離開這兒。」第二天上午我就讓我哥開車送我去愛爾蘭使館辦簽證。我在團河勞教所時，我的護照開始我在一大隊時是一大隊警察鄒建平拿在手裡，後來我轉到別的隊了，鄒建平還拿著我的護照，可能想以此從我家人撈點好處，我當時連自由都沒有也沒管這事。後來可能是我的案子有很大的國際關注吧，他可能覺得也撈不著什麼好處，就交給我後來所在的隊在我哥去接見時交給我哥了。
第二天上午，我哥帶著我開車從家出來，我哥從反光鏡看有輛車一直跟著，他就把車突然靠到路邊停下，讓後面的車過去，那車在前面幾十米停下，放下了一個人，開走了。我哥啟動了車，繼續開，那人在後面打了輛出租車又跟著。到了愛爾蘭使館，他們好像準備好了在等著我去辦簽證，工作人員讓我到附近有個提供護照照片服務的地方去照兩張照片趕緊回來。我出去照相的路上，看見剛才被從跟蹤我們的車上放下來的那個人在路邊蹲著。我回到愛爾蘭使館去，工作人員讓我到裡邊等，一位愛爾蘭男士來跟我談話，他給我名片，是一秘，他在有關文件上簽字，負責簽證的女士馬上就把簽證辦好了。我非常感謝愛爾蘭政府和有關部門給與我的幫助，這使我能迅速離開中國，避免進一步的迫害和騷擾。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的披露本身就是內部知情人透露出來的，隨著《九評》的傳播，中共邪黨一直用謊言和恐懼操縱人的因素被迅速清除著，越來越多的人在覺醒而站出來揭露邪惡，這些現象都是中共邪黨解體和迫害結束前的最後階段的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