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件事，除了在本月9日我給範亞峰博士主動打過一次電話及見面溝通過一次外，我再未就此問題主動打電話給任何人。但是，與之明顯不對稱的是，我接到過全球大量的有涉此事的電話，這樣的電話在昨天達到了極至的標誌是，應接不暇的電話打亂了我晚上21點左右關機睡覺的規律，直至凌晨一點多，口乾舌燥的我還是以關掉電話電源來「解決問題」。
來電話者中間，沒有幾個人對我的智力抱有信心。幾乎絕一色的勸說我：在這件事上不要發言。另一個絕一色的是說：「這樣做是為了大局」。多認為，中國的民主進步事業之所以多年來成效不彰，缺的就是這樣顧全大局。我明顯感到，從來多難的郭飛雄先生這次又「捅了馬蜂窩」。
不是我有意炫耀我自己的智力，更無讓眾多勸說我不要發言的朋友掃興的意思！在這一問題上，我原本就不打算主動去寫什麼東西，我打定主意的心態一直堅持到余傑先生今天的聲明發表之前。
由於眾所盡知的原因，我現在獲取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耳朵聽。有涉這一事件的信息及相關具體細節，尤以對一些言論的引述，不一定周延，謹願飛雄先生、余傑先生和王怡先生及看這篇文字的朋友們諒解。
所謂無風不起浪，余傑先生的聲明讓我頗感意外。這與我對余先生的期望和想像是有天壤之別的。畢竟事件的全過程是發生在陽光下，層層環節都是有據可證。恕我一貫直言不避的稟性，余傑等人在這一事件上是有錯誤的。他在聲明中不但未對遭到他們傷害的郭飛雄有絲毫的悔過及安撫之意，反倒把他自己說成是一個受到誹謗和中傷的受害者，余傑先生的這一心態，同時是對所有瞭解詳情者的一種不尊重。有鑒於此，我想在此對在這一事件上我所知道及聽到的實情講出來，以饗對此事件持續關注的朋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總統布希會見的是 「中國大陸人權活動人士」，而非余傑先生等人所謂的是會見中國家庭教會成員。請看以下可供檢索的證據：
1. 美國白宮網站上公布的會見圖片註解非常清楚：「5月11日，布希總統會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
2. 美國知音記者陸陽5月11日報導：「美國總統布希星期四在白宮會見了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
3. 5月11日，路透社在報導中稱：布希總統會見了三名人權活動人士。
4. 美國一些主要媒體的網站上，5月11日收到了來自白宮的電子郵件稱：美國總統布希5月11日會見了中國大陸人權活動人士，並配有照片。自由亞洲電臺的主持人張敏證實了這一細節。
5. 做為這次被布希會見的三人之一的李柏光先生5月11日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明確地表明：他們接到的電話通知是美國總統要會見「自由中國高峰論壇的中國大陸代表團成員，我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第二個可以肯定的是，是余傑和王怡先生等人而不是白宮方面將郭飛雄先生排除在這樣的會見之外。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的是，布希要會見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及什麼地點會見，決定權應當在白宮及總統本人，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識。但這樣的常識在余傑先生的今天的聲明中仍然未得到承認。他在聲明中的邏輯大致是會見結束時，總統和他們一起做了一次禱告，因此即得出，這樣的場合有非基督徒在場是不合適的。其一，郭飛雄在場是否合適，應當由白宮的主人來自主，顯然不應當由余傑和王怡們來代行白宮的職權。其二，余傑是如何先知先覺地預料到，在會見結束時會出現一個郭飛雄不宜在場的環節而提前排除了這樣障礙呢？其三，5月9日凌晨3點左右，王怡電話給北京家中的範亞峰博士，說「若讓郭飛雄參加這樣的會見，會釋放出很多混亂的信息，我和余傑不同意和他一起去。」這種觀點當即遭到了範亞峰的強烈反對。早晨9點，範兩次電話給傅希秋先生，表達了對余傑、王怡決定的強烈反對，同時指出，堅持這樣的錯誤，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無奈，傅希秋先生說：「余傑、王怡以退團將威脅，不同意郭飛雄去」，情急之下，範亞峰直奔首都機場買好了飛往美國的機票後，被中共特務阻止未能成行。在小范圍內的爭論中，他們二人所持有的理由與後來向全球公眾談及的理由是完全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人們稍留心一點余傑先生有涉這次會見的所有言論，無不畫蛇添足般地強調這次會見的性質。諸如他在會見結束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次會見安排在布希總統的起居室，而不是他的橢圓形辦公室，這說明，此次是一個美國基督徒和三個中國基督徒之間的見面等等，而事實上，這一見面場所中還有切尼副總統等多人在場。
在這樣的情形下，最終能恃弄出這樣的一個結果來，在人類的群體中，不能說是絕無僅有，其概率也不會超過億分之一。即便是這億分之一的概率，也只會發生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群體中，這也正是絕大多數人不能理解這種做法的癥結所在。
在寫這篇文字的過程中，我電話予余傑先生，向他講明瞭美國的政體、政治及法律的特點，同時告訴他，白宮已知悉發生了什麼及白宮方面的震怒，希望他能認識到事件的嚴重性，勇敢地且現實地站出來，還事實以既有面目，但未能遂願！
謹以以上文字，做為今天的絕食日誌。
2006年5月20日 即中國政權以黑幫手法圍堵我全家的第180天於北京家裡
（根據錄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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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飛雄的一封緊急信
（此信早在5月9日已當面遞交當事人傅希秋先生。為了將負面效應減至最小，我一直隱忍不發。現在是5月18日，已到了公布事態真相的時候了。）
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先生:
承蒙您邀請我參加華盛頓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並給予我本人多方面照顧，不勝感激。
5月8日中午您告知我不能參加5月11日布希總統對出席研討會的中國大陸人士的接見。我深感震驚。您告知我，這是您和王怡、余傑等幾位基督徒禱告後作出的決定。我需要正式向您瞭解的是你們幾位是否有權作出這樣的決定？
正如媒體業已報導的是，這次會議因對國內處於自由民主鬥爭前線的維權人士高智晟、範亞峰、郭飛雄、張星水、李柏光發出邀請而獲得美國輿論、學界、國會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也因高智晟、範亞峰、張星水三人受阻未能成行而激發人們高度同情。因這樣的重視和同情而拓展的國際交往渠道，在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王怡、余傑的強烈要求（如你已告知我的）下，對作為維權人士的我關閉，是否有將國內民間社會中維權運動與獨立作家筆會的權力鬥爭不明智的引向國際舞臺之嫌？是否有違美國總統接見大陸人士的本意？我已告知您我將此事視為對我本人的嚴重的不道德的傷害。高智晟先生得知後，也委託我向您詢問，這種行為已構成對中國大陸維權運動的嚴重傷害，究竟出於何種考慮？
5月8日下午，我已將上述意見口頭告知您，現正式以文字形式呈遞您，請您在5月9日中午1點30分以前給予書面答覆。
楊茂東（筆名郭飛雄）
5月9日上午10點
補記：
據5月9日上午10點30分與範亞峰的通話，範亞峰、高智晟、張星水與郭飛雄四票贊成郭飛雄前去會見布希，請傅希秋先生轉告王怡、余傑二人。
（以上為緊急信的原文）
郭飛雄註：
（1）5月8日上午，在得州米德蘭，傅希秋先生告知了我美國總統布希將會見參加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的中國大陸人士的消息。
中午午餐後，我先回到傅希秋先生的辦公室，傅希秋先生隨後趕到，突然對我說，飛雄，我有事要和你講。尚未說話，王怡和鄭牧師也進來了，對我說，飛雄，我們要對上帝做一個禱告，請你先出去一會兒。傅希秋先生和王怡、余傑、鄭牧師等隨即抱在一起。
幾分鐘後，在隔壁房間，傅希秋和王怡向我宣布，這次會見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你不是基督徒，我們經過向上帝禱告，決定不讓你參加。
王怡專門對我說：飛雄你搞政治，與民運弄到一塊。我是捍衛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讓你去。
我在向傅希秋先生做必要交涉的過程中，一直保持了低聲調，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爭吵。我不想將此事演變成失態的鬧劇。
但是，王怡、余傑、鄭牧師和傅希秋先生四位基督徒，通過抱在一起、向上帝禱告的形式，宣布剝奪我參加正常的外交會見的權利——這一幕，將永遠刻在我的腦海裡。不知怎地，它總是讓我聯想起太平天國馮秀全、蕭朝貴、楊秀清經常宣稱「上帝附體」的歷史細節，令我感到噁心。
對於我來說，這可能是歷史性的一幕。
（2）5月9日我乘飛機離開米德蘭。5月10日在紐約，我接到了對華援助協會美方協調人戴布兒女士的電話，經傅希秋先生的翻譯，意為向我表示「最深刻的道歉」。我隨即表示感謝，並再次告知傅希秋先生，你們所做的，是一件嚴重的不道德行為。
行前，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傑二人退團和其它壓力，被迫如此。接到我的緊急信後，他表示，會作出書面道歉。傅希秋先生對我本人作出了多次幫助，我至今對他深懷感激，而且我對他多年幫助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的工作持高度讚賞態度。但在此事上，我對他深不以為然。我告知他，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
（3）在向北京的高智晟律師通報事態時，我說：當時我已向王怡指出，「見不見布希，對你們很重要，對我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但我接受不了這種一道出行、而通過密謀非法剝奪我的參與權的行徑，這對我來說，乃是奇恥大辱。而且，它所傷害的，絕非我一個人。範亞峰甚至在電話裡哽嚥了起來，傷我實為在傷他，他被他最要好的私人朋友王怡、余傑從背後連捅了幾刀子（不是一刀子），其心靈的創傷可想而知。
我對高智晟律師說：見不見胡錦濤、溫家寶，可能對我們還有一點兒重要。我們可以去和他們談政改，談法治，談家庭教會、法輪功學員、上訪群眾受到迫害，談基層選舉——以一個公民對待公僕的姿態。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事業，需要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媒體和政府的聲援，但主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靠全體中國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國政府內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滅的人士的努力。
在美國訪問的各個場合，我都注意到保持尋求國際社會對維權運動的聲援和捍衛尊嚴與國家利益、批評和讚揚的均衡。能夠投身於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權的事業，我深感幸運。我想，我所受到的傷害，不僅僅屬於我個人的遭遇，我如長期將之隱瞞下去，於民間社會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會不斷有人掉進同樣的陷阱。經過審慎考慮，綜合了各方面意見後，我將之正式公布於眾，是邪非邪，由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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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關於與布希總統會面情況的聲明
此次我和王怡、李柏光在白宮與布希總統的會面，我們本人從未作出過任何直接的努力。在華府召開的宗教自由峰會期間，對華援助協會曾經向白宮方面提出申請，但一直未有回應。因此，會議結束之後，我們赴德州米德蘭參加聖經學習，5月8日晨（亦即正式會面三天前）才突然獲得白宮的通知，表示可以安排會見。米德蘭教會的教友們高興地告知我們，教會的數千弟兄姊妹從布希總統第一屆任期履新之日便開始懇切禱告，希望總統在任內接見中國基督徒和家庭教會成員，他們為此禱告了六年，神終於垂聽了他們的禱告。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神跡。
關於這次會見，我個人有如下的理解：
第一，按照美國政府的運作規律，稍微有常識的人都應當清楚地知道：布希總統會見何人、不會見何人，是由布希總統及其幕僚最後決定的。任何人沒有權力代替白宮作出這樣的決定，任何人也沒有能力阻撓白宮見其他人。一個重要的信息是：在正式會見前一天，中共當局還正式發出照會，要求白宮取消此次會面，但白宮不予理會。
第二，這次會面，白宮方面釋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乃是對宗教自由的嚴重關注。同時，也是作為基督徒的布希與三位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之間的私人交流，因此會面的地點不是公事公辦的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而是溫馨輕鬆的總統私人會客廳。參與會面的其他白宮官員亦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此次會談的重心是中國家庭教會的現狀以及我們個人的信仰見證，會談結束之前布希總統還帶領所有在場的人牽手禱告。顯然，這樣的場合非基督徒的參與是不適宜的。
第三，我和王怡也對會談的性質也有著清晰的定位。我們事前向白宮方面表示了如下的意見：此次會談是的核心是宗教自由問題，我們會把布希總統看作是主內的弟兄，會談理應是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美好的交通。我們會談的內容當然也會涉及普遍意義上的人權問題等，但所有的一切都當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對於我們來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如果此次會談的性質屬於總統接見中國的民運人士，我和王怡明確表示將婉拒之。首先，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並非為「民運人士」，我們對自己的定位是：作為基督徒，我們追求和捍衛信仰自由；作為中文寫作者，我們追求和捍衛言論自由。其次，如果白宮接見中國的民運人士，我們並非恰當的人選，那些長期以來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民主制度、並為此而付出巨大代價的、我們亦一直懷有敬意的人士更有資格獲得接見。白宮方面充分考慮並肯定了我們的意見。
第四，此次會談，我和王怡、李柏光均以普通的中國基督徒、家庭教會成員的身份參加。我們從未聲稱過我們「代表」中國的基督徒和家庭教會，甚至也沒有聲稱過代表我們所在的「方舟」教會和「秋雨之福」團契。我們更沒有聲稱「代表」獨立中文筆會，雖然我們三人都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但在會談中從未涉及此身份。因此，某些因為此次會談而導致的對獨立中文筆會的攻擊是毫無道理的。
第五，我個人不認同將此次會見作「泛政治化」的闡釋。我願意傾聽教會內外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但對所有的攻擊和辱罵不作任何回應，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自己不知道。
願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早日降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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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達功:個人行為不能代表獨立中文筆會
余傑、王怡等在美國的言論不代表獨立筆會的立場，他們只代表他們個人。獨立筆會是一個維護寫作、出版自由的作家組織，獨立筆會會員可以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黨派、不同民運組織成員，甚至也可以是共產黨員，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加入獨立筆會必須承認筆會章程，這是前提。
當然余傑、王怡等人是獨立筆會會員，他們為宗教自由和中國民主自由事業鬥爭和吶喊，作為筆會會員應該高興。不過我要強調，筆會不是宗教組織，引領筆會維護寫作、出版自由的的不是宗教信仰。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西方諸多民主國家大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佔多的國家，可她們不是宗教國家，恰恰是政教分離才是特徵，也許教徒可以代表一個教會組織或觀點，但決不能代表整體的中國民主力量。
我個人的觀點一直很明確，宗教不能救中國，救中國的只能是民主自由理念。多的不說，臺灣、韓國、日本、印度以及東南亞諸多民主國家，哪一個標榜自己是因為宗教的原因，看看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同宗教信仰者所佔的比例吧，我們應該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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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飛雄聲明
趙達功老師的說法是正確的。王怡、余傑的行徑與獨立作家筆會無關。
我在今日行文時已注意到這一點。但5月9日的緊急信的確原文如此。這次發表時我無權更改原文。否則就不真實了。
當時之所以這樣行文，是鑒於在交涉的那幾日一些人士在網上按王怡、余傑的口徑進行有意的誤導性的宣傳。現在看來，當時的行文過於匆忙了。正確的表達應該是將「獨立作家筆會」後面加入「個別人」。
我對獨立作家筆會的老師們和朋友們在我入獄期間對我和太石村民的救援懷有永遠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