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必信，大連工學院無線電系教師，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文革開始，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殺。時年41歲。兩年以後，他的妻子余啟運遭到「隔離審查」，1968年6月15日在關押中自殺。他們有三個孩子。14歲的小女兒在1966年10月26日失蹤 。
不僅黃必信，他家八兄妹中，在1957年有六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沒有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兩個姐妹中，有一個姐姐的兒子，當時是大學學生，也被劃成了「右派份子」。
黃必信被劃成「右派份子」後，不准再教書，工資降了一半，「下放勞動」。1960年「摘帽」後，才回到講臺。他的班上學生中有「調干生」，即上大學以前已經是「幹部」，「政治條件好」，但是有的沒有較好的中學教育基礎，考試成績不及格。黃必信被指控為「階級報復」，又被送下農村。文革開始的時候回到學校，立即被當時還在領導文革的大學中共黨委定為重點打擊對象。他遭到大字報和「批鬥會」攻擊。
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文革繼續擴大打擊對象，中共大連工學院黨委也被「打倒」，更多的教員被送進了校園「勞改隊」。大連工學院裡有幾個「勞改隊」。其中人遭到毆打和屈辱，所受的肉體虐待程度大大超過了前一階段。
他家發生的另一件悲慘事情是小女兒失蹤。1966年10月26日，大連市開全市大會「鬥爭」中共大連市委書記。他的小女兒14歲，和同學一起去開會，散會後分手，卻再也沒有回家。後來人們分析，可能是因為黃家已經是「階級敵人」，罪犯趁機作案，謀害了這個女孩子。但是在當時，學校裡的說法是，她媽媽把她送到外國去當特務了。
黃必信的妻子名余啟運，也在大連工學院教書，是物理教師。1968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6月10日她被關進設立在校中的「隔離審查」室。當時把這個叫做「群眾專政」。四天以後，余啟運在「隔離室」中自殺。看看日期，非常清楚，她死在丈夫自殺兩週年的日子。文革進行了兩年多，還在不斷繼續害死更多的人。
黃必信和余啟運死後，他們的骨灰都沒有被保留。他們的一個孩子失蹤也就是被害了。另外兩個孩子當時都是中學生，在母親死亡四個月後，都被送下農村「插隊」。有這樣一個家庭背景，當時人們稱之為「揹黑鍋」，他們的艱難更是多於其他「知青」。但是他的孩子在農村聽到農民說，最悲慘的兩個時代是1950年的「土地改革」和1960年代初的大飢餓。「土改」時打死很多人。「鬥地主」，每人拿一個镢頭槓子衝進地主家，把人打死，包括小孩在內。冬天，人死了以後，屍體凍僵了，就像堆柴禾一樣堆著。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把各家的鍋砸了，吃食堂，冬天得過河去吃飯。後來，沒有吃的，很多人被餓死了。文革的恐怖和悲慘，相比而言好像也算不了什麼了。
在大連工學院，文革中有18個人被害死。1969年，大連的九所大學的人都被「下放」。大連工學院被搬到莊和縣。
黃必信余啟運夫婦是普通教員，黃必信的父親黃炎培（1878－1965）是有名的人物。黃炎培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的建立者之一。在共產黨執政以前，黃炎培在1945年訪問延安，和毛澤東談話。他問毛澤東，歷代王朝在取得政權以後就變得專制腐敗，共產黨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共產黨不會，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這個新路，就是民主。黃炎培回到重慶後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在當時是對共產黨有利的宣傳。他還以此書出版在重慶掀起了一個不再將原稿送交政府審查的「拒檢」運動，此後，國民黨中央中常會用過了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誌檢查的決議。1949年10月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黃炎培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從1954到1965一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但是，在共產黨執政之後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已經不是給不給人民民主的問題。人民不但沒有民主權利，如選舉和言論自由，而且，即使作順民，也仍然被攻擊被迫害甚至被害死。甚至包括像黃炎培這樣幫助過毛澤東的身居高位的的人的家庭在內，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殺傷！他的六個兒女和一個外孫，都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清華大學水利教授黃萬里是其中之一。黃萬里寫了一篇《花叢小語》，批評西郊公路修筑中的問題。這篇文章被清華大學校長送到毛澤東那裡。黃萬里和清華大學超過5％的學生和教師一起被劃成了「右派份子」。黃必信余啟運則在文革中如此悲慘地死去。而且，即使在文革結束多年後，黃必信余啟運的名字不但不會獨立在出版物中出現，在關於黃炎培的書籍和文章中也不被提起。
作者惠寄 原載《文革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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