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這樣的反人民的運動，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也在國內進行過焚書排猶運動，也煽動過青年學生們抄家、燒書。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的書被燒燬，愛因斯坦被抄了家，相對論、潛意識學說被批判。但是，相比之下，其規模、其時間、其殘酷程度遠遜於文革。波爾布特之流，在柬浦寨也學著搞了個小文革，雖然也在國內將全國七百萬人口中的２００萬人迫害致死，但在總體的規模上和創造性上，遠遠沒有超過他的老師所領導的中國的大文革。
文革的歷史是真實的，慘痛的，本來應該深刻地反思，牢記歷史的教訓，讓子孫後代銘記不忘。但是，有些中國人一直抱著遺忘主義，希望人們忘記得越多越好，忘記得越快越好。這二十來年的報刊上，文章中，好像文革根本沒有發生過似的。有的領導部門甚至規定，文革的事不准寫。這實在是一種非常有害的主張。掩飾歷史，是一種愚民行為。知道歷史，是中國人的一種權利。這樣苦心地掩蓋歷史，扭曲歷史，不知是出於何種心態。因為否定文革，是１１屆三中全會作了決議的。
文革給人的教訓是很多很多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是個人迷信。文革時代的個人迷信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一個人變成了神。他使全國人民都成了精神的奴隸，也使中央的高官大吏，一個個成了噤若寒蟬的應聲蟲。它給中國帶來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個人迷信橫行的年代，一個人的腦袋代替了政治局，代替了中央，更代替了全國１０億人。這是一個中國人民思想蒙受災難最深重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精神土壤最為貧瘠的年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專制的年代。
更嚴重的是造成了家長作風，一個人說了算，缺乏民主監督。誰要是敢於啃一點不同聲音，很可能被撕成碎片。文化革命搞得天怒人怨，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到了這個地步還不能迷途知返，只有等被迷信的人神死了以後才能夠端正航向。這裡，個人迷信是一個重要原因。
個人迷信之風，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文革的災難，與個人迷信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個人迷信推動了專制主義的發展，它是與政治民主化水火不相容的。個人迷信是非理性的盲目崇拜，是一種迷信行為。而政治民主化則是理性和科學。個人迷信是建立在錯覺和幻覺的基礎上的，而政治民主化則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的。個人迷信容易造成家長作風，獻媚之風，裙帶之風。而政治民主化則提倡清朗之風，平等之風，舉賢之風，求實之風。個人迷信將對國家帶來巨大的破壞作用，而政治的民主化將使人正視現實，瞭解下情，合理地解決各種問題。文革中的個人迷信之風，對於社會的破壞作用，就會如洪水猛獸，給廣大幹部和億萬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個人迷信運動中，毛澤東一度是最大的得益者。其實，從歷史的座標系看，對於他也不是一件好事。當年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在個人迷信的氛圍下生活久了，自以為真的是天父之子，當天京被圍之時，還真以為天父會來幫助他抗清，以為來助他的天兵多如牛毛。天京城裡沒有糧食，許多兵民餓死路旁，他卻還在夢囈地說天降甜露（其實是一種草）可以充飢。迷信使他看不到真實，他焉會不敗？文革對於毛澤東來說，似乎是成功了，政敵劉少奇打倒了，他的權威樹立了，但是，他的歷史的罪責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個人迷信就是對於助長過個人迷信風氣的人，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韓非子死於他鼓吹的聖王之手，劉少奇對於個人迷信的發端，曾經起過那麼一點作用。但是，最後堂堂國家主席，被批鬥，被關押，生無尊嚴之名，死無葬身之地，求當農民而不能得，妻子兒女不能保，其教訓是頗為深刻的。林彪也是個人迷信的吹鼓者。林彪的情況比較複雜，內中有許多謎案，但是，如果當年個人迷信沒有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黨內民主生活健全的話，不一定會是那麼一個結局。我至今搞不明白，在公開的會議上，提出一個國家要有一個頭，要設國家主席，怎麼就成了反黨活動？這是什麼法律和什麼黨章所規定的？陳伯達和王、關、戚，都曾為個人迷信作過一點鼓吹，結果都是被那位神打了下去。
文革的個人迷信之風是怎麼形成的？現在多數把原因歸之於四人邦和林彪。不過，四人邦是文革的中後期才形成的，王洪文是十大後才上臺的，在台上的時間也不多，能量也不大。說四人幫刮起了個人迷信之風似乎有點勉強。說林彪造成了個人迷信之風，這有部分道理。林彪確實對這股風有責任，但是，我認為主要責任不在他。早在他之前，劉少奇就在七大上對毛搞起了個人迷信。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掀起的個人迷信的惡浪，最後使自己死無葬身之地。
文革的個人迷信為什麼能夠如此盛行？
第一，這與某些鼓吹者故意掀起的造神運動有關。無論何朝何代，總是會有一些人高唱吾皇聖明的讚歌。上邊需要什麼，他們就鼓吹什麼。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作曲家會譜細腰的讚歌，理論家會寫論證細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論文。這種人營造迷信的氛圍，老百姓在這些人的糊弄之下，自然成了迷信大軍中的成員。中國的知識份子中的一群似乎特別擅長於做這樣的工作。上頭喜歡什麼，他們就論證什麼，領導需要什麼，他們就能提供什麼。我非常有把握地肯定，如果慈禧太后活到今天，並且依然垂帘聽著政，中國某些文人對她老人家的讚歌也會響徹雲霄。
第二，它與毛澤東心理慾望和政治需要有關。最應該對個人迷信負責的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曾對斯諾說過，文革初期，需要有一點個人迷信。他說的需要一點，是他的欺人之談。他其實需要的不是一點，而是許多。全國早請求晚匯報，跳忠字舞，連周恩來這樣的國家總理，也言必背語錄，手拿小紅書，肩戴紅袖章，毛澤東從來沒有加以阻止。他親自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都是個人迷信的鼓動會，對於紅衛兵們的個人迷信的場面，他樂此不疲。那些人民日報的文章，連篇累贖地鼓吹個人迷信，他見了安之若素。全國２９個省市的革命委員會的致敬電，都用最肉麻的字眼，是個人迷信的樣板，他安之若素。個人迷信始作俑者，不是林彪，不是江青，而是毛澤東本人。如果不是他煽動著個人迷信的狂潮，個人迷信運動不會如此空前
絕後。他是文革個人迷信運動的發動者，是現代個人迷信的源頭。
從歷史的舞台上深沉地觀察，他根本不是神，他只是一個自己製造了這場歷史的鬧劇、充當了這個鬧劇中的一個滑稽的角色的人物而已。想當年，偉大長，偉大短，奉順話、捧場話不絕於耳，而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親自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歷史大動亂，將中國億萬人民推進萬人深淵。如果他真是一個能洞察一切的偉大的神，為什麼屍骨未寒，連侄子的未來都不能洞察、連妻子都不能保護呢？廟裡的菩薩是泥工們塑出來的，菩薩只是菩薩。
第三，個人迷信，更是文革年代中國思想專制制度的產物。那時的中國，沒有新聞開放，沒有新聞自由。當時的報紙，都是一篇社論全國通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文章，就是真理，如果有誰表示一點不同的聲音，就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那位只是因為寫了出身論的青年作者遇羅克，就被判處死刑，而且還是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如果一個國家有開放的輿論，有不同的聲音，甚至有反對的聲音，可以自由批評，沒有坐牢殺頭的危險，那麼，個人迷信之風是不可能形成的。所有個人迷信盛行的國家，都是新聞不開放、輿論一律的國家。例如，蘇聯對斯大林，朝鮮對金氏父子的個人迷信等等。都是在一個人們的話語權、思想權被嚴格控制的政治環境下產生的。中國的憲法，當政的領導人都要或明或暗地寫上自己的理論創造。要是美國憲法也這樣寫，上百個總統，每個人都要寫上一段他的理論，這部憲法恐怕會長得不可思議。文革是思想專制的頂峰，也是個人迷信的頂峰。思想專制和個人迷信是一個籐上的瓜，它們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
第四，文革中個人迷信的產生，是以中國落後的民眾素質為基礎的。從一定意義上講，什麼樣的土壤上，出什麼樣的蘑菇。如果毛澤東在西方，那樣的民眾，由不得他搞個人迷信。也不會讓他搞個人迷信那麼久，那麼烈。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中國長期的小農經濟，中國幾億沒有文化的農民，他們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控制、被鑄造的。即使是今天，仍然有毛澤東的信仰者。就是像王光美這樣很有文化的人，那樣深受文革折磨的人，仍然不是一個清醒者。她的丈夫和她本人，以及她的一家，在文革中都被毛澤東迫害得透不氣來，她本人被毛澤東和江青所支持的清華大學學生騙到清華，經受了難忘的歲月，她自己在牢中多年，但遲至今日，她卻仍然聲稱自己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歷史是多麼地令人痛惜啊。古時候，皇帝下旨打臣下的屁股，抄臣下的
家，殺臣下的頭，臣子們還要叩頭，還要說謝主龍恩。王光美以毛澤東的好學生自居，她的心理可能代表著相當多的民眾心理。這樣的民眾，這樣一塊被封建毒素嚴重污染的土壤裡，個人迷信是容易流行的。
中國的文化人，對於甚囂塵上的個人迷信有沒有責任呢？他們也是有責任的。知識份子中有少受害者，也有不少清醒者，更多的是無可奈何者。在那樣的高壓環境下，為了避禍免災，諱心地也喊幾句萬歲，跟著說幾句四個偉大之類的話，這是情有可原的。但兩千多年讀書做官的情結，使不少知識份子把當官當作人生價值的體現，而在那個時代，要當官，不積極參與個人迷信活動是萬萬不能的。連周恩來這樣的人，都不免為個人迷信吹火揚湯，更不要說大大小小的已經得寵和企望得寵的知識份子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整知識份子整得最凶、最狠、最多的人，但是，恰恰是少數知識份子，為了邀寵和做官，成了歌功頌德的吹鼓手，為個人迷信推波助瀾。中國知識份子人格的軟弱性，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以歌功頌德為樂事的惡習。
今天，還有沒有個人迷信呢？這種歷史的病毒還是到處可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大大小小的領導總要講話，總要髮指示。在各種文件和會議上，上級領導的講話沒有一次是不重要的，一把手的指示沒有一句是不正確的，頂頭上司的批示沒有一次是不英明的。無論什麼會，無論什麼文件，下級的幹部們總會表態一番，某某領導的批示非常重要，非常英明，非常正確。領導的許多屁話，空話，大話，胡話，無關痛痒的話，就這樣統統變成了偉大的真理。歷史已經證明是非常錯誤的東西，也因為是領導的話而流傳海內，流毒不已。有些知識份子的腦海裡，個人迷信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無意識。不給領導歌功頌德一番，總有點旺旺不可終日，有個有點名氣的教授，他的一本書被某個領導人看到了，說了兩句無關痛痒的好話。這
位教授就如金聖嘆獲得了御批一樣興奮，專門寫了文章寫了學習這個領導幾句話的長長的體會，表達自己的幸福和得意之情。有個著名的作家，受命與一個外國人合寫某個中國領導人的傳記，目的是要歌頌這位領導人「改變了中國」。此人十分高興，興匆匆地寫了提綱，擬好了採訪計畫，一付春風得意的樣子。誰知，也許後來那位領導人或他的幕僚考慮再三，覺得讓外國人來歌功頌德更合適，更有份量，於是收回承諾，只給了他一個採訪者的虛名，他為此恨恨不已。這一喜一恨，有知識份子的一點可憐的劣根性，有一點領袖崇拜、個人迷信的病根在作怪。凡此種種，可見個人迷信積澱之深厚。
歷史的教訓是一筆財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過，歷史一再地表明，歷史常常會重演。歷史的污濁會變個花樣重新泛瀾。歷史的教訓不會自然而然地吸取。我們付出古今中外少有的歷史大代價，如果不去正視它，不吸取教訓，就有可能再次付出歷史的代價。但願人們不要輕易地忘記了慘痛的教訓。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退休研究員）
(《網路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