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考太轟轟烈烈了，它從一個很特殊的角度，向世界展示著現代中國。對中國高考的很多批評屬於淺層的不理解，比如，很多外國人的第一感覺就是「殘酷」，因為這樣激烈的競爭他們過去沒見過。韓國慶熙大學中國工商管理科主任教授姜栽植深有感觸地說：「我在中國看過高考，簡直就像一場『戰爭』。」
美聯社6月7日挑了個極端負面的例子，描繪中國考生在高考前承受的巨大壓力，標題觸目驚心：《自殺：中國學生的壓力標誌》。從委內瑞拉來北京留學的埃雷娜常聽中國同學說起他們中學時的生活，覺得「太辛苦了」。在委內瑞拉，很多人從幼兒園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學校上的，中間不用升學考試。高中畢業後也有一個申請高校的全國性考試，但通常他們只用不到半年的時間為這場考試做準備。
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阿齊茲告訴記者，跟中國學生比起來，埃及學生太幸福了。他們沒有高考制度，理論上任何一個中學生都可以上大學，只要通過在高中最後一學期的統一考試；如果通不過，還有三次補考機會，再不濟也可以上比較差一些的大學。
美國教育部官員介紹，美國也沒有統一的高考，僅有一項全國統一的水平測試SAT，這項考試在上中學時就可以參加，而且一年可以考7次，學生選擇自己最滿意的一次成績寄送大學。在美國的SAT考場上，看不到像中國那樣硝煙瀰漫的緊張氣氛。一位定居美國休斯敦的華裔母親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她的女兒參加 SAT考試時，怎麼報名，怎麼準備，甚至她哪天參加了考試，「我這個做母親的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一位曾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並不覺得這樣的差別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考試制度，壓力大了固然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壓力與成績往往是成正比的。論基礎知識的功底，中國學生就總體而言無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美英學生難以望其項背。至於委內瑞拉、埃及那樣的國家，他們的學生水平更無法與中國學生相比。
還有一些批評是帶有分析的，但分析的材料顯然離中國的現實太遠。英國工程院院士、布魯內爾大學副校長宋永華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中國高考制度存在以下不合理之處：
第一，一次統考定終身。他說，中國大學只按分數線取人。在英國高考分兩次，而大學申請表上還有初中畢業會考的9門成績，此外，還有學生自傳，包括為什麼對所選專業感興趣，有什麼業餘經歷等；另附老師的推薦信，這樣可以較好地考核學生的整個中學階段。
第二，中國現在實行的是統一試卷，文、理科分別是3+X，科目設置太單一，無助於多種人才的培養。英國學生高考有很大的選擇，一般從27門課中選出3門主課，再選2門不相關的副課。3門主課的組合很靈活，個別藝術類的甚至可以不選數學，選擇IT、音樂、美術等。雖然每個學生只學3門，但集合起來，適應了不同學科廣泛的專業需求，同時，學生的個人興趣和能力也得到了重點培養。
第三，在填報志願上，中國學生壓力很大，因為如果第一志願不保，就會差別很大。英國申請大學時可以報5─6個志願，可能會同時接到好幾所大學有條件錄取的通知，學生再從中挑選。
這位教授的話不無道理，英國高等教育體制確實有值得借鑒之處。不過，這些體制要搬來中國很困難，因為中國每年的考生也許是英國的幾十倍，如今一場高考就需要動員全中國幾乎所有的中學和大學教師力量來組織，如果要實施英國式的細緻的錄取程序，短期內並不現實。
高考不改，應試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觀。宋永華教授說，中國發展需要多種多樣的人才，現在中國的中小學教育都圍繞著高考指揮棒轉，培養的都是應付考試的能力，不能滿足社會需求。曾在北京教過英語的美國人克里斯也說，在中國的學校裡，最常用的一個詞就是「記住」，學生要記住單詞、公式，老師要記住模範教學法……這限制了學生的思維，很多學生的才氣早在他們走入高考考場之前就被抹殺得一乾二淨了。
高考制度對人格成長的負面影響，也是學者們不約而同提到的一個問題。姜栽植教授認為，分數第一，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中國的年輕一代幾乎都是獨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龍」和「社會只講高學歷」的氛圍，助長了學生「以我為中心」和「分數至上」的心理，容易自私自利，成為「有頭腦，但無感情」的人。
曾在武漢當過英語老師的美國人傑夫說得更重，他認為高考的壓力使學生們「靈魂上的傷口非常深」，結果是中國學生考試作弊的現象非常嚴重。很多中國學生，其中包括很小的孩子，都有一種要「成為人上人」的想法，而這種過度的自我中心主義使他們無法成為真正的人才，因為現在絕大多數跨國組織都需要團隊合作的精神，中國學生恰恰缺乏這一點。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說，他剛剛看到一則新聞，說中國七成高考學生為提高成績而服藥：「這說明他們承受的壓力太大了。通過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只能是某個專業的機器人，而不是健全的社會人。」宋永華教授也說，在這種壓力下追求升學的過程，造成這代人長期處於焦慮狀態，一些大學生失戀或遇到小挫折就自殺，反映了他們心理的脆弱。
儘管有種種弊病，但接受採訪的不少學者也認為，作為一種施行了多年的制度，高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處。宋永華教授說，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大背景，就在於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的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新加坡教育界一位人士也認為，因為人口多，中國高考的競爭激烈是很難擺脫的實際國情。他介紹說，跟亞洲許多國家一樣，新加坡的教育也是典型的「精英教育」。
與中國不同的是，新加坡在中小學就實行分流制度，學生們根據考試成績的優劣，分為幾個等級，小學時的分班在一定程度上就決定著人生走向。他說，這種方法的好處是能夠重點培養優秀學生，普通的學生可及早學習一技之長，但相比之下，中國的高考更人性、更公平，因為18歲是更成熟而有能力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期，過早的「分流」，對學生的心理易造成不良影響。
陳志武教授認為，中國目前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難以改變，是由中國的現實大環境決定的。因為目前中國社會的誠信度不高，公辦大學受監督的程度不夠，所以一旦放開高考制度，降低分數在錄取中的重要性，就很難避免徇私舞弊、弄虛作假或通常所說的「走後門」的情況。高考的分數線雖然很「剛性」，照顧不到考生的方方面面，但畢竟這是一個可以嚴格遵循的「標準」，給來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學生帶來了可貴的「剛性」的公平競爭機會。
阿齊茲教授說，中國的高考制度儘管很殘酷，但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學生往往會珍惜這樣來之不易的機會。埃及學生進了大學後就是在「混日子」，相比之下，中國多數大學生真是在學習的。
比別國更多的升學就業壓力，獨生子女家庭的焦慮，以及傳統的金榜題名的情結，這些也許都是造成高考這項制度在中國長盛不衰的原因。宋永華教授說，其實，要改革高考制度，首先應該改變整個社會對人才評價的標準。這得從根上做起，首先應著眼改變中小學的教育制度和理念，致力於培養有獨立思考、創新思維的、自信的、對自己和社會負責的人，從而徹底擺脫追求升學率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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