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母親跟我提起飢餓，已經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長，母親總是反覆的敘述飢餓的場景。兄長生於1959年，正是鬧飢荒的年月，家裡找不到任何營養品，最好的食品，是奶奶在一大碗野菜裡，仔細找出幾顆飯粒，餵到兄長小小的嘴裡。我懂事以後，一直對兄長的面黃肌瘦不能理解，他年長我快10歲，但卻比我矮，且經常生病。奶奶曾經掐算過，說兄長恐難長大，果然，30歲那年，兄長即去世。
兄長之死，是否與當年的大飢餓有關，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驚心動魄的家族歷史，我對飢餓問題的關注便多了幾分。我曾經利用假期，去訪問那些經歷過三年飢餓的老人們，同時努力找尋有關飢餓的研究性著作，幾年下來，我發現，無論是老人們內心驚恐的記憶，還是阿瑪蒂亞．森對大飢餓的學理性研究，都令我這個沒有經歷過大飢餓的人羞愧萬分。尤其是後者，當我把讓．德雷茲和森合著的《飢餓與公共行為》讀完之後，我徹底承認，我是一個愧對歷史，愧對生命，愧對良知的軟體動物。
第一層面的羞愧，乃是我們的整體性失憶。在人類的飢餓史冊裡，中國人應該最有責任，最有動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體性飢餓問題，但當下的局面卻證明，我們曾經餓死了3000萬人，可是我們卻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場災難的文獻。無論是民間口口相傳的故事，還是學者們基於歷史的實證性研究，我們都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缺位狀態，以至於今天的年輕一輩對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飢餓已經基本失憶。一家NGO組織曾經對100名1975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就三年大飢餓歷史做過一次隨機性調查，結果顯示，知道這場災難的人僅為37%，瞭解具體死亡人數的人只有10%，而認同這場災難的原因為自然災害的人居然佔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學生甚至問調查人員，真的死了那麼多人麼，那麼多人餓死了，應該有萬人坑啊，到現在為止，我沒聽說過，更沒見過，因此，我不相信餓死了那麼多人。
森9歲的時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鄉印度孟加拉邦發生了大飢謹，死亡人數高達數百萬。當時官方估計死亡100-150萬，後來森自己估計死亡人數達到300萬。森後來承認，他之所以把畢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經濟學領域，與他的童年飢餓經歷直接有關。即使他的博士導師、著名的羅賓遜夫人厭惡關於福利、社會判斷和規範評價的討論，要求森遠離福利經濟學，遠離所有的「道德垃圾」，甚至批評森的興趣是一種不務正業，但我們看到，森卻沿著福利經濟學的思路走了下去，並成為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公告中指出，森對福利經濟學中的基本問題研究作出了數項關鍵性的貢獻，從社會選擇的一般理論，福利與貧困指標的定義，到對飢餓的實證研究均屬其範圍，它們通過對分配問題的一般研究和對社會中最貧困人員的特殊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經濟學建構，與其說是對西方經濟學體系的一種歷史性拓展，不如說是對印度這個曾經飽受飢荒困擾的國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偉大之處就在這裡，他儘管一直在歐美的最高學府裡從事研究工作，但畢生保持著他的印度國籍，並經常參與印度經濟發展計畫的制定工作，贏得了印度人民的認同和讚美。因而，他於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就成為了自1969年首屆經濟學獎頒發以來獲此殊榮的首例第三世界國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們有著比森更豐富、更具體，更有價值的學術素材，可是我們卻不能出現那怕半個森這樣的人才，相反，關於飢謹的記憶似乎正在被某種表面的富足遮蔽，我們真是太對不起那些餓死的先人了。
第二層面的羞愧，應該是我們的學者們有意識的從局部著眼。
一個醒目的事實是，直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認真地面對大飢荒的成因，在官方的文獻和歷史教科書中，它仍然被定性為自然災害造成的結果。1990年，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飢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釋放在農業生產制度這個局部上，認為正是農業生產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大飢荒。他構建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論證人民公社制度因為取消了「退出權」而使得社員競相消極怠工，最終導致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生產的迅速下降；1996年楊大利指出飢荒是由於非理性消費（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楊認為公共食堂是公共財產，最終導致公地悲劇，造成過量消費，形成飢荒；1997年，文貫中和張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飢荒的導火線，即最初的飢荒並非由於FA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應量下降）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費供應和不設上限供應導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飛舟利用分省的數據資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時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導致飢荒及飢荒差異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銷糧發放數量的加大來說明飢荒發生時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應，在用省際調糧高昂的執行成本和迫於政治壓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來說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應該說，上述研究在某一個方面都找到了大飢餓的原因之一，但比較《飢餓與公共行為》，其局部性和狹小視角，以後背後的某種學術勇氣的丟失便顯露出來。正如這本偉大著作的書名所體現出來的定義，森認為大飢餓的本質原因是公共行為的失誤，具體而言，即是專制體制以及該體制下的民眾權力的喪失。在森看來，所謂的公共行為，不僅是指國家的活動，而且包括人民大眾所採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通過公民合作），還有「對抗」的（通過社會批評和政治對抗），前者顯示，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惡化；而後者則顯示，公民權力的丟失，導致了飢餓的普遍蔓延。
在《飢餓與公共行為》中，「權力」成為最基本的概念。在書中，森就權力等基本概念進行了數據式的羅列，這些基本概念包括：權力、天資與交換、擴展權力、合作衝突、能力與生活水平、營養不良狀態與營養不良、剝奪與貧困、社會保障。
我個人是極力贊成森的結論的，並且認定大飢荒和中國當時的政治集權體制有關。在《飢餓與公共行為》裡，我們看到，與中國三年飢餓比，同一時期的印度，雖然民主體制無法防止下層民眾的慢性營養不良，但是卻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規模飢荒在印度的重演，因為飢荒很快會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和報導，印度政府及早地採取了補救措施，印度自從獨立之後就沒有再發生大飢荒，與此很有關係。反觀中國，當時的集權體制阻礙了飢餓信息向中央政府傳達，而群眾對整體性的飢餓局面沒有起碼的知情權，天真的以為自身的飢餓僅僅限於自身，或者僅僅限於一個生產隊，或者一個村莊。
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飢餓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學者們在探索大飢餓的成因，尋找解決大飢餓的方法的時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麼，或者是迴避什麼。
需要補充的是，儘管阿瑪蒂亞．森擴展了人類經濟學的發展道路，對中國經濟學的普及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國內經濟學界對森的評價卻是見仁見智的。一部分學者對森大加讚賞，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學界存在重制度探討，輕福利研究的傾向，而在經濟生活中，也存在強調物質刺激，忽視道德建設的現象。而森的理論在於指出了價值判斷和倫理道德對於經濟的重要作用，使得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忽視的環節。趙曉談到，他一直沿著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森的《飢餓與公共行為》的學術線索在思索，2002年他寫下的《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應該是他思索一個階段以後的個人總結。另一部分學者比如李仁貴、黨國英則認為，這種看法貌似有理，實際上真正忽視了中國經濟學甚至是中國社會發展所欠缺的東西，所謂道德，是依靠羞恥感來維繫的人們的自律性行為準則，中國經濟還是應該按照「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思路，在制度建設上繼續跟進。
我們認為，經濟學界對森的認知上的分歧，正好體現了森的巨大價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偉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結合起來閱讀，相信國內的學者們會一致認為，其實森在他的學術體系內，已經解決了本質性的制度問題；而如果單獨就《飢餓與公共行為》一本書來看，我們更願意把森的工作當成一種公民啟蒙。事實上，這正是森的意圖，他在談到這本書時，清楚的說明：「我們試圖使討論儘可能少一些專業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時我們還不得不滿足於簡潔的陳述，因為這種方式與另一種更正式的風格相比，可能要少點嚴厲性」。
如此看來，對於中國當下的經濟學界和普羅大眾而言，《飢餓與公共行為》可能是一部難得的啟蒙讀物。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