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尚和隱士文化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份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漩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份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後人很難想像。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人衛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著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道家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莊、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像、裴等。

　　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儘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說，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峰。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脫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表現。

　　山水詩和「隱逸詩」可說是孿生姐妹。要隱逸，就必然會得意於丘中，倘佯於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說，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裡，望水平原外」；謝的詩句「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鐘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說「『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說得很中肯。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總之，一個時代的文風、文韻，受當時的影響很大。六朝是如此，其他時代不也是這樣嗎？

　　「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識份子，否則就無所謂隱居。不仕，不出名，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岩穴砍柴。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皆不可稱為隱士。《辭海》釋「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沒有強調「士」，實在是不精確。《南史．隱逸》云：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而且一般的「士」隱居怕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是「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質言之，即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稱的「處士」（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隱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隱居不仕的人。但這個「處士」，是指從來未做過官的人。先官後隱如陶淵明也叫隱士，卻不能叫「處士」。

　　舊時認為隱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舊唐書．隱逸》稱「所高者獨行」，「所重者逃名」。《易．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居求高，即是人品高尚的人，所以「隱士」又叫「高士」。江蘇常熟至今尚保存元代大畫家隱士黃公望的墓，墓道石碑即刻「黃高士墓」。元代另一位大畫家倪雲林也被人稱為「倪高士」。晉宋時戴逵和他的兒子戴勃、戴顒都是著名的大畫家、大鵰塑家、大音樂家，他們都隱居不仕，所以《歷代名畫記》稱之「一門隱遁，高風振於晉宋」。戴氏父子是大藝術家，然而傳記不列入「文苑」，也不列入「藝術」，卻列入「隱逸」，是因其有才藝才被稱為「隱士」，因其「隱」，方有「高風」。《史記》中記古人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看來隱士是立了「德」，所以正史皆為隱士立傳。但德在何處？卻是值得研究的。

　　比如嚴光，拒絕了漢武帝的親自徵召和封賞，而隱居富春江。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中說：「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據說這「風」，原寫作「德」。在範眼中，嚴光之德崇高如山。而南宋詩人楊萬里就在《讀〈嚴子陵傳〉》一詩中說：「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朱元璋說的更是擊中要害，他在《嚴光論》一文中說：「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為君者慮，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卻仍淒岩濱水以為自樂。……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遊樂釣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見《留青日札》卷十一《子陵耕釣處》附）朱元璋雖是大老粗，又是暴君，但他這段話卻有值得思考的內容：隱居的人德就高嗎？

　　實際上，從來隱士，大抵可以分為十種：其一是真隱、全隱，如晉宋間的宗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來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徵召也不去，而且也不和官方打交道。其二是先官後隱，如陶淵明。陶是著名隱士，傳列《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的「隱逸」，其實他不是一個純粹的隱士，他當過官，因對官場不滿才隱居。明代的瀋周，一天官未當過，傳列入《隱逸》。而他的學生文征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然後便安心隱居至死，但其傳就未被列入《隱逸》而列入《文苑》。陶淵明也是先官後隱，但其「隱」的名氣太大，超過其詩名，不過陶淵明後來是真隱了。像陶淵明這樣先官後隱的隱士較多。其三是半官半隱，如王維，開始做官，後來害怕了，但如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於是雖做官，而不問政事，實際上過著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分上不能算做隱士，但有隱逸思想。有隱逸思想表現在意識形態上是相同的。其四是忽官忽隱，如元末明初時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徵召，或形勢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了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這種人不果斷，拖泥帶水，王蒙創造了拖泥帶水皴，董其昌的畫用筆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們的性格有關。其五是隱於朝。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這種人對國家損害最大。其六是假隱，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家」。其七是名隱實官，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其八是以隱求高官，如唐代的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徵召，後來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遺。後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徵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著終南山云：「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以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其九是不得已而隱，實際上從事最熱心的政治，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上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石溪也如此，他反清失敗後，為了逃避迫害，隱於禪，但他終生都忠於明王朝，終生反清，情緒十分激烈，一直沒能靜下來。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其十是先隱居，基本上是真隱，但等待時機，等到時機就出山，等不到就隱下去。如殷商時伊尹、漢末諸葛亮、元末的劉基等。其次還有一種不得已的隱者，如明末清初的弘仁，早年攻舉業，明清易祚之際，他奮起反清，失敗後不得已而隱，但後來一變在思想上真的隱了。只要思想上真的隱了，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都是以「淡」、「柔」、「遠」為宗的。

　　隱士在每一個時代的情況都不同，但總的來說，還有一個時代性的問題。談起歷史，「安史之亂」可以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轉折點。「安史之亂」前，封建社會蒸蒸日上；之後，每況愈下。時代對知識份子有一定影響，而知識份子對時代的影響更大。因為任何時代，社會的實際領導階層只能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凝聚起來，一齊為國家著想，國家就有希望，否則便會相反。從群體上看，唐代之前，知識份子都能為國家著想。漢代馬援那句名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後漢書．馬援傳》）激勵無數志士仁人為國捐軀。唐代的知識份子們「不求生入塞，只當死報君」，「報君黃金台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要得此生長報國，何需先入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唐朝的君臣們共同努力，擰成一股繩，使國家強大起來。宋朝的知識份子也還是好的，雖然沒有唐代知識份子那樣報國心切，而且也有一部分人頹廢，但大多數知識份子尚能為國憂慮。北宋的知識份子「進亦憂，退亦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南宋的知識份子「一身報國有萬死」，「位卑未肯忘憂國」。南宋早期有岳飛、陳東為國事努力，中期有陸游、辛棄疾等詩人拚搏於抗金第一線，晚期還有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為國捐軀。而且崖山、海陵山的抗元軍民們是集體犧牲，無一叛降，這是何等的氣概，元以後便沒有了。

　　唐以前，是君臣共同努力使國家強大。宋就不同了，臣民為國，而君相卻賣國。名義上國家是屬於皇帝的，而毀壞國家者，恰恰是皇帝。北宋敗於宋徽宗及蔡京、童貫等六賊之手。南宋的支持者是宗澤、岳飛等人，而賣國的恰是高宗趙構和宰相秦檜等。南宋末，國事也正敗在宋理宗、宋度宗、丁大全、賈似道等君相手中。當宋朝的臣民抗元正激烈時，皇帝、太后卻投降了，而且命令臣子投降。臣之努力正是為了報國報君，而君卻如此，所以南宋之後，知識份子都寒了心。

　　元朝的知識份子則不再過問國事，元曲有「體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奪了呵奪漢朝，篡了呵篡漢邦，到與俺閒人每留下醉鄉」，「葫蘆今後大家提，想誰別辯個是和非」。元代士人不問國事，終日在勾欄妓院中和妓女優伶一起鬼混，也和元的等級制度有關。元代的士人幾乎是集體退隱。明朝的情況又特殊。朱元璋是個天才，他由一個貧苦的農民、叫花子，依靠士人當上了皇帝，但又總是懷疑士人看不起他，因而他大殺了一批士人，還發明瞭「批頰」即當面打士人的嘴巴，動輒便把士人打死、摜死，這是他自卑心理造成的，從而造成了士人的自卑。一個人只有得到別人尊重時，才能更好地為國為民著想；一個人得不到別人尊重時，他想到的往往只是他個人，甚至會毀壞國家、損害他人。所以，歷代的功臣和士人都能盡力維護國家，而太監、佞臣等靠自殘或迎逢而深居宮廷，他們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往往就會損害他人、損害國家。明朝的士人不被皇家尊重，在高壓政策下，他們不得不為君所用，但也決無發明，僅是虛應故事而已。一旦高壓解禁，曾被輕蔑的士人便只考慮個人，而不再考慮國家。當國家危難之時，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明永樂年間預修過《永樂大典》的慧暕和尚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到了永樂後期，國家尊重知識份子，對士人採取寬鬆政策，很多知識份子開始還心有餘悸，後來膽子大了，一部分知識份子以傳播畫藝等為名，到國外去定居，在國外搞得好就不回國，搞不好又回到國內來，來去自由。這個時候，慧暕和尚又說：「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見陸容《菽園雜記》卷二）朱元璋時代，知識份子雖然無負國家，但因心驚膽戰，只能順著朱元璋的意思去辦事，個人的才智都沒能很好地發揮。到了永樂年間，高壓政策解除，知識份子得以解放，但曾被輕蔑又因失去了對國家的信任，大都為自己著想，很少有人願為國家獻身，所以說「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但明代早期知識份子尚能知重名節，而中期至後期的知識份子連名節都不要了。《明史．閹黨傳》上有一段總結云：「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葉以前，士大夫知重名節，雖以王振、汪直之橫，黨與未盛。至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迨神宗末年，訛言朋興，群相敵讎，門戶之爭固結而不可解。」最後說：「患得患失之鄙夫，其流毒誠無所窮極也。」歷代的知識份子對閹人是不屑一顧的，而明中期之後，知識份子為了個人利益，竟附麗於閹人，充其羽翼，而且「列卿爭獻媚」，何其鄙也。到了這一步，這一批人已失去了知識份子的起碼人格。

　　明末天下大亂，正是知識份子為國盡忠之時，可是朝中知識份子紛紛逃離。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外時，崇禎帝敲鐘召百官議事，竟無一人上朝。崇禎帝臨死前寫在衣襟上一段話就強調：「皆諸臣誤朕。」（《明史．莊烈帝》）「諸臣誤朕」實從洪武年間的「朕」不尊重「諸臣」積累而至。明末陳洪綬目睹朝中官員所為，他總結當時官員「皆身謀而不及國」（見《寶綸堂集》）。當年君待臣太狠了，君不把臣看重，臣也就不會把君看重，不為君謀，只好為身謀，也許是臣的素質低下原因之一。

　　明末清初，身為明朝高官並為一代名人的錢謙益、吳偉業、王時敏、王鐸等等一大批文人都投降了清朝，心安理得地為新王朝服務。錢謙益的名詩：「春風自愛閑花草，蛺蝶何曾揀樹棲」，正代表這一批知識份子的心態。自古以來，忠臣不事二主，而錢謙益卻自比蛺蝶，無須擇樹擇主，真是太沒骨氣了。

　　清初，統治者開始整治這批沒有骨氣的文人。據康乾時王應奎的《柳南續筆》卷二所載《諸生就試》所云：「鼎革初（清初），諸生（明所遺秀才）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主試考官）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伯夷、叔齊，周初忠於商朝的隱士）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凳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聞者無不捧腹。「（按《清朝野史大觀》有相同記載，文字略異）清王朝告示隱逸之士，如果出來應試，朝廷便會錄用。這些沒有骨氣的「隱士」便紛紛參加考試，一參加考試，就是想當清朝的官，也便失了節，便不是隱士了。但清朝錄用的人數很少，大部分人都被趕回老家，官未當上，隱士也當不上了，好不淒涼啊，雖有怨也無法出於聲，只好藏於心。清王朝在明清易祚之際殺了一批抵抗的文人，然後又收買一批有才學之士，隱居之士中有才學之士又一次被收買，對剩下的文人便愚弄一通，一腳踢開。有怨聲又能怎麼樣?無非是咒罵幾聲。於是清統治者採取第三步措施，大興文字獄，把一批有怨聲的文人抓起來判刑，割去腦袋，腦袋一割，就不能再咒罵了，其他的文人也就老實了。軟硬兼施，威恩並濟，清統治進一步鞏固之時，文人們也被整苦了。

　　從此，文人們無所適從，只好繼續鑽到故紙堆裡考證點文字。無所適從之後，便是無不適從。清中期黃易寫了一聯云：「左壁觀圖，右壁觀史；無酒學佛，有酒學仙。」正是文人們的生活寫照。明朝君待臣開始硬，後來軟；清朝的政策是一硬二軟再硬，這軟硬交替用於士人身上，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失去了士人在社會中的領導形象和作用。「無所適從」還反映了他們的苦痛，「無不適從」則自己變自己為無足輕重的小人了。洪亮吉那段名言：「士大夫漸不顧廉恥。有尚書侍郎甘為宰相屈膝者；有大學士七卿之長且年以倍而求拜門生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隸並樂於抗禮者……有人前長跪以求講官者……士大夫之行為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誇大夤緣？輦轂之下如此，何以責四海九州之營私舞弊？」士大夫為什麼會如此？因為他們被朱元璋和清統治者整得不再尊貴了。古時候，士大夫有很高地位，很體面的身份，明以前士大夫（臣等）與君議事不用下跪，乃至「刑不上大夫」，現在他們動輒下跪，被打、被抄殺，與小人無異，甚至不如小人自由，身價如此，什麼事還幹不出來呢？

　　時代如此，文人如此；文人如此，時代如此，清王朝也就漸漸軟弱了。

　　早期隱士，有自己的追求和志趣。有的確是厭惡官場生活，隱居後，致力於文化建設；有的隱居後，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如商山四皓，如陶弘景隱居山中，從事道、儒、佛的研究，但仍為朝廷謀劃大事，被稱為「山中宰相」。孔子曰：「隱居以求志。」隱居為求其志，而非消極無所求。

　　明清時期，朝中的官員都「身謀而不及國」，隱士們隱於山林、隱於市、隱於朝而皆無所追求。他們隱居是無可奈何，因此，明清的隱士隱也無所謂隱，官也無所謂官。只有一批抗清復明的志士在不得不隱的情況下而隱，後來卻變成了真隱。

　　不論早期還是後期，隱者總的說來都是弱者。他們既不能面對現實拍案而起，或奮而反抗，或鑽營求進，只好退隱，但卻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文學藝術等創作。他們或過著悠閑的田園生活，或結廬於山林之中，所以中國的田園詩和山水畫特盛。而且，隱士們筆下的山水畫和田園詩雖然也風格各異，但在大的方面卻有一個總的風格，這和隱逸者的性格基本一致有關。如前述隱逸文化總的風格有三：其一是柔（弱），其二是淡，其三是遠。這個問題值得注意。

　　儘管陶淵明也曾「金剛怒目」，但他隱居後的詩風總的傾向還是「柔」，鮮有剛猛雄渾的氣勢；王維也如此。「南宗」一系山水畫從王維到董源、巨然到黃公望、吳鎮、倪雲林等畫風也都以「柔」為特色。到了明文征明、董其昌及清「四王」，其畫更柔。「柔」是老、莊的境界，特別是莊子的境界。和歷史上隱士一樣，早期的「柔」和後期的「柔」大有不同。老、莊的「柔」是外柔而內剛。《老子》曰：「柔弱者勝剛強」，「柔之勝剛」，「柔弱處上」，「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因之，老子守柔為了剛強和「處上」，「至柔」為了「至堅」，為了「攻堅強」；「無為」為了「無不為」，莊子同之。莊子的「柔」，更以無限的力量和衝天的氣勢為內蘊，以俯視宇內為高度，所以《莊子》第一篇談的是「逍遙游」，其游固逍遙，然「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其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其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這是何等的氣勢，何等的力量。他還要「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沒有十分偉大的內在力量是無法實現的。

　　老莊之學在六朝時期最盛行，六朝人讀老、莊，談老、莊，學老、莊，外柔而未嘗失去內剛。嵇康學老、莊，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嘲弄貴公子鐘會至遭殺身之禍而不惜。阮籍學老、莊，敢於裝醉酒而拒絕帝王的拉攏，敢於長嘆「時無英雄，而使豎子成名」。直到唐代李白學老、莊，仍不失為豪邁氣概和傲岸作風，他們的作品都不曾有過軟弱柔媚之氣。唐人之前的畫，線條雖然是柔而圓的，但卻內含至大至剛之氣，包蘊著蓬勃的生命力量。宋元人學老、莊，外柔已向內滲透，但內在的生命律動仍躍躍欲試。而明清人學老、莊，早已失去了老、莊的內在本質，只見柔媚而不見剛強了，這在董其昌和「四王」的畫中皆可見到。正是時代精神使然。

　　即使不剛強、不反抗，仍然動輒被腰斬、殺頭、批頰、摜死，召之即來，驅之又必須即去，嘆一口氣都有文字獄等待。為了生存，如前所述，士人們既失去了剛性，又失去了韌性，因而形之於「態」（文學藝術作品），何來剛強？所以，早期的「柔」和後期的「柔」大為不同：早期的「柔」是柔中見剛，後期的「柔」則是柔軟無骨而萎靡了。

　　淡：老、莊的「淡」固然指自然無所飾，也就是「樸」，樸而不能巧，《莊子》云：「吾師乎，吾師乎……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外，《莊子》的「淡」還有純、靜、明白之意，《莊子》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明白入素，無為復樸。」則早期的「淡」都有自然無飾、純、靜、明白之意。金人元好問說陶淵明的詩「老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黃山谷《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這在早期的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中觸目可見。但後期的「淡」雖然看上去似自然無飾，然而刻意追求的「淡」卻無法掩飾，完全靠技巧刻畫而成。前期的「淡」，猶如大自然中的真山真水；後期的「淡」，卻如花園中的假山假水，固然也追求和真山真水相同，而人們在相同中卻能看出不同。當然，後者的技巧比前者要高得多。董其昌、「四王」的畫技巧皆高於前人，但人們在其畫中僅見技巧，而見不到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如果說後者有精神狀態，那只是一種萎靡的精神狀態。像惲南田算是真正的隱士了，他的畫以「淡」為特色，但卻可以看出是高度的技巧而成就的「淡」，非自然而然的淡。

　　遠：逸士之所以成為隱士，是因為他們遠離政權，遠離官場，他們或不願爬上高處，或從高處退下來，都立在「遠」處，「心遠地自偏」，心遠，其詩其畫也自有「遠」的感覺。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王維的「開門雪滿山」，都給人「遠」的感覺。我曾寫過《詩有「三遠」》一文，說：「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是平遠，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是高遠，杜甫『群山萬壑赴荊門』是深遠。」而隱士們的「遠」只是「平遠」，鮮有「高遠」和「深遠」。具有隱逸思想的畫家畫山水也只求「平遠」一種。元明清的畫家甚至視「高遠」和「深遠」為壓抑和險危，幾乎所有的山水畫都是「平遠」之景。黃公望、吳鎮、倪雲林等尤甚。影響所至，無隱逸思想的畫家也都向「平遠」方面發展了。其實，「高遠」和「深遠」更有氣勢，而隱士們（包括隱於朝、市的「隱士」）「百年心事歸平淡」，只在「平淡」上著眼，「平遠」更近於「平淡」。他們還要「化剛勁為柔和，變雄渾為瀟灑」，連「剛勁」和「雄渾」都要反對，因為這和「平遠」、「平淡」不合，平遠給人以「沖融」、「沖淡」的感覺，不會給人的精神帶來任何壓迫和刺激。一般說來，「平遠」的用墨較淡，只畫中景和遠景，鮮畫近景，淡而遠，平而和，在平和、淡遠中把人的情緒思維也引向「遠」和「淡」的境界，這更符合隱逸之士的精神狀態，也是山水畫在藝術上更成熟的境界。

　　最後還要談一個問題。歷來學者對隱士都是持反對態度的，認為隱士逃避現實，應負國家衰亡之責。當然，隱逸不宜提倡，年輕人隱逸不僅不宜提倡，還應加以反對。但隱逸者所創造出燦爛豐富的文化卻不容否定。而且，隱逸的根源在政治渾濁和強權統治，應該鞭撻的正是這一批獨夫民賊和卑鄙之徒。《南史．隱逸》有云：「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當然應該努力，但有時是努力而無濟於事的。蘇東坡《大臣論》有云：「天下之勢，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結論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如武則天、慈禧，只一婦人，然天下勢在其手，千軍萬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況一手無縛雞之力的士人呢？當然強者可以反抗，雖失敗也不要緊。弱者呢？只好退隱，總比同流合污要好。

　　隱士表面上超脫，在意識形態上也表現出超脫，實則內心都有無窮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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