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差大臣們不能說不辛苦。一年走訪幾個省，一個省約談幾百人次。不僅工作量大，他們還要像大偵探福爾摩斯一樣，從談話的蛛絲馬跡中尋找真相，從排山倒海的「假語村言」中過濾真話，尋找貪官腐敗的證據。
為什麼需要這些欽差呢？因為省級「一把手」位高權重，監督他們歷來是個老大難，中央為此十分頭疼。所謂老大難，按照當時的中央巡視組組長任克禮的說法，是因為「群眾監督鞭長莫及、輿論監督不便涉及、班子內部監督很難制約」。而胡溫指望欽差們能夠憑藉中央的權威，監督省級一把手，解決這些老大難問題。這一制度剛問世時，的確贏得了大陸民眾不少掌聲。但是，效果怎樣？
2003年時，效果好像不錯。官方媒體於那年的8月眾口一致高調報導，胡溫反腐新政使十三名省部級高官中箭落馬。其中包括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雲南省長李嘉廷，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等等。但後來呢？前幾天《南方週末》刊載了「巡視制度三週年」系列報導，提到2005年的反腐業績時，只引用了幾個「軟指標」：中央巡視組於2005年到過81個市，談話人次達2458。至於到底是否有高官落馬，系列報導隻字未提。看來，中央巡視小組的反腐效果不過爾爾。
儘管效果不明顯，胡溫的反腐思路卻是明顯的。就是用中央的欽差整治省級一把手，用省級的欽差整治市級一把手，再逐漸推廣到用市級欽差監督縣處級幹部。胡溫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中共黨內垂直監督系統。必須承認，三年前，胡溫政權在反腐方面還是有一點魄力的。只是這個有點魄力的「欽差治腐」的思路有緻命的缺陷。
欽差大臣巡視出訪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傳統。古時的欽差只有一個老闆，就是皇帝。皇帝是用不著貪污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的欽差要負責的可不是一個老闆，而是一大堆老闆。包括中組部，中紀委，還有政治局。這一大堆老闆有的廉潔，有的不那麼廉潔；有的自己乾淨而子女家屬很不乾淨。眼下，老闆中的上海幫和團派，正為搶奪大權而鬥得烏眼雞似的。欽差們應該向誰負責呢？如果省級一把手的貪腐牽連到中央的老闆或者老闆的兒孫們，欽差們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嗎？
大陸民眾都知道，巨貪通常手眼通天，背後定有強硬的權力靠山。程維高如果不是在中央有靠山，誰能保護他在貪腐暴露後長達五年的時間裏平安無事？上海首富周正毅和至今仍滯留在加拿大的賴昌星，顯然與中央高層有密切的關係。否則，為何有人敦促周正毅出獄後務必保持低調，「千萬不可亂說話」和「不要接受傳媒訪問」？為何中共高層對賴昌星被引渡回國感到擔心？他們怕什麼？欽差們敢去查處這些貪官的中央後臺嗎？如果這些來自中央的巡視小組不能監督中央一級的幹部，那麼，誰來監督中央？
在反右，文革和六四問題上，北京當局一向主張向前看，拒絕記憶。但在反腐問題上，中共卻選擇向後看，在一大堆文物故紙堆中，拾出了欽差巡視這個古董。是不是除了向後看，沒有別的選擇了？當然不是。在稍微發達一點兒和稍微民主一點兒的國家，老百姓監督當官的，媒體監督政府，多數人監督少數人，天經地義，名正言順。但在中國大陸，中共寧可要古代封建的「草」，也不要現代文明的「苗」。原因應該只有一個：「刑不上中央」。
中共選擇自己監督自己，選擇少數清官監督多數貪官，使大陸反腐變成不可能的任務。大陸反腐的真正希望在民間、民眾、民意。對各級第一把手，特別是對中央的監督，應該依賴於民間、民眾、民意。民眾不說話，監督沒有效。不讓民眾說話，就是不讓監督生效。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中央巡視制度再完美，也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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