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美國美世人力資源諮詢公司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144個大城市生活成本綜合排名，北京列第14位，很多人看到這個結果比較驚訝，覺得北京的生活花費太高了，而有的人也懷疑這樣一個數字，那麼北京的生活成本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呢？出差來京的香港人梁小姐本想買些便宜貨帶回香港，但她發現，在北京錢並不經花，很多東西的價錢跟香港差不多，有的國際品牌甚至比香港還貴。
香港市民梁小姐：「逛街的時候發現北京衣服還真貴，同一個牌子的衣服，香港賣290，北京還貴50元。」比香港貴的不僅是衣服，北京通訊費也特別高。梁小姐：「香港手機費一個月100港幣足夠了，而在北京一個星期就能打掉一百元的電話卡。」可香港的月收入高於北京，這也就意味著，維持個人或家庭的開銷，北京人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這種情況正好印證了美國美世人力資源諮詢公司新近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數據顯示，全球144個大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北京列第14位，比巴黎和新加坡還要高。經濟學家袁家方：「工資水平提高，但是不能不看到生活成本的主要方面也在拉升。」生活成本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裝、日用品等，這些方面的價格水平，北京已經與國際接軌，而工資水平卻與巴黎、新加坡等城市有很大差距。市民王女士給記者算了一筆帳，水、電、煤氣價格每年都在張，一個三口之家每月在這方面的開支得300元，再加上交通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開銷，幾乎佔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市民王女士：「現在一看就得上千，兩千、三千、四千的衣服都見過，但一看四千了，不能買。」對此，專家認為這是市場競爭不夠充分造成的。在北京國際品牌並不罕見，同一件衣服，北京和紐約賣價一樣，可2005年北京的工資是紐約的1/27，這也就意味著買同樣的衣服，北京人要花掉更多的成本。袁家方：「如果我們的市場運行更好，競爭更激烈，那麼人們生活上的成本特別是壟斷行業的成本就會受到市場的制約。」專家表示，北京生活成本的排名，只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它肯定會隨著市場發展而變化。（2006年6月29日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導》）
據悉，去年該機構發布這個排名中，北京還位列第19，一年中就竄升了5位。
記者原本在正文裡還有些文字，是說這項調查主要是為跨國公司和政府機構給外派員工發放津貼時提供參考的，不足以反映北京市民生活成本的情況。不過，北京生活成本的高排名也反映出，北京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北京市民的生活需求不只滿足於吃、穿、住、行。
這個排名出來後，被中國人大炒特炒，一時間議論紛紛。其實，這個報告原本並不是以被調查城市的全部人口為對象的，服務目標也非常明確，只是提供給那些有外派員工需求的機構提供參考的數據。可這樣一個報告，卻被中國人當作是圭臬，到底說明瞭什麼？
有評論認為，這說明中國的壟斷大大地提升了生活成本。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所在的國家當中，只有中國的人均GDP最低，但生活成本水平卻居高不下，中國未富先貴，而這個貴並不是貴族，而是生活成本。
節目中，那個經濟學家也口口聲聲要加大競爭的程度，似乎市場化就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的難題一旦撞上了這個法寶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卻不想在如此層面上看待這個調查結果。
首先，我們依據美世這麼個報告來說三道四，是因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無從判斷北京的生活成本到底是多少。
現行的CPI（消費者價格指數）體系，雖然也與國際接軌了，但是其中存在的巨大缺陷卻是眾所周知的。連現代經濟學發源地的英國，那裡的學者們也指出，這個指數當中沒有將房地產和股市納入，根本無法反映出物價的真實水平。
更為我們所熟知的是，中國就是個大染缸，凡是什麼舶來品到了中國都會變味兒。中國官方公布的CPI指數，在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所指稱的中國統計造假比率超過60％的情況下，自然為社會所不齒；而當官方別有用心地聲稱人均收入水平與CPI相稱時，招致了社會洶湧的唾沫，反映出官民關係嚴重緊張的現實，就如同股市上作為政策市可現在卻是政策做多而市場必然做空的奇妙景像那樣。
當北京市統計局公布2005年北京市人均收入達到32000多元時，北京馬上就陷入一片對該數據的討伐當中。太多的公司員工質問為什麼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的錢？在短暫的質詢後，人們發現問題的實質還是在於官方居心叵測使用人均收入這個標準本身。面對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現實，如果將比如任志強年薪700萬元、或者比如那些擁有著太多灰色黑色收入的貪官污吏們的顯形收入，與北京市最低工資水平線上掙扎的城市貧民以及農民工去平均，其意義何在？這麼個人均收入現如今除了成全國民對官方的恥笑和憤恨之外，連個遮羞布的作用都沒有了。
《中國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平衡》的文章中也認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評估其成功時，在重點關注GDP的同時還要關注其它幾項指標：（1）綠色國民生產淨值，要考慮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因素。比如說，即使環境惡化衡量不准，但盡力去衡量總比忽略不顧好；（2）取收入中位數，但不是平均數；（3）不平等指標，如基尼悉數；（4）社會指標，如平均壽命和教育機會，以及這些變數的分布。
如果按照斯蒂格利茨的這種說法，這位被看作對中國很友好的米國人在不經意之中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幾乎全部成果都給否定了，拿其中的任何一個指標來衡量目前的中國，都會得出令人觸目驚心的結論。
還有，我們必須看到，中國人所談及的人均收入與國外這個概念上的含義有著太大的差異。現實情況是，那些金髮碧眼的洋鬼子們敢於負債享樂，中國人敢麼？無論是工資性收入，還是經營性收入，對中國人來說，全部於此，柴米油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靠這麼點子銀兩，社會保障制度搖搖欲墜，國家宏觀稅負越來越重，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卻越來越少，將幾乎所有的公共事務都推卸給了社會，因此，中國特色的人均收入如果考慮到工資所代表的權利（比如工資談判、福利、拒絕工作——罷工等等）的貧困化和萎縮趨勢，勢必大打折扣。
然後，我們也看到，在排名的那些國家裡，太多的城市的居民拿著比我們多幾十倍的收入，卻享受著比我們還要物美價廉的生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位列第89位，讓我怎麼想也找不出一個理由來令人信服地說明，北京人比華盛頓人還要富裕出69個位次來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
這是什麼？也許，我們已經很熟悉類似崩盤、坍塌、沉船等等說辭。其實，如果稍微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北京正在一個越吹越大加劇膨脹的泡沫當中。
在經濟學裡，影響最大的泡沫定義是以研究金融危機著稱的經濟學家金德爾博格（Kindleberger）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給出的：「泡沫狀態」這個詞，隨便一點說，就是一種或一系列資產在一個連續過程中陡然漲價，開始的價格上升會使人們產生出還要漲價的預期，於是又吸引了新的買主——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過買賣牟取利潤，而對這些資產本身的使用和產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興趣的。隨著漲價常常是預期的逆轉，接著就是價格的暴跌，最後以金融危機告終。通常，「繁榮（Boom）」的時間要比泡沫狀態長些，價格、生產和利潤的上升也比較溫和一些，以後也許接著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現危機，或者以繁榮逐漸消退告終而不發生危機。許小年認為，金德爾博格對泡沫的定義比較形象，但是在理論研究中比較難以操作。現代的經濟學研究通常將泡沫定義為資產價格對其基本價值的持續性偏離。這樣的定義簡化了對泡沫的判斷，所需要做的工作有兩點，一是決定資產的基本價值，二是看資產價格的偏離是持續性的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消失。
這樣一來，就需要確定北京到底值多少錢，以及現在北京作為一個整體的產品（也就是說，把北京這個城市看作是一個完整的可交易的物件）的價格的偏離程度到底有多大。
顯然，做如此研究並非畢功一役的。但所有的判斷必須基於常識。我們看到的就是，北京已經成為一個全世界最為令人矚目的質次價高的地界兒。
說這也是發展中的代價，說這也是轉型的成本，這類鬼話也就算了吧。留著給自己樹碑立傳時說也不遲。
讓更多人享受改革所帶來的成果，現實卻是北京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如果說2002年前還是目標瞄準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民並撩倒他們使之愈發貧窮的話，那麼現在的情形卻是當那些貧困人口已經赤貧後，開始了對所謂中產階級和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上下的群體的強制性掠奪。
所以，北京的泡沫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危險，這才是解讀那份報告的確切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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