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09 03:20:27作者：陳奎德
中國共產黨，已屆八十五歲。為它診斷和算命者，絡繹不絕。有言其氣數已盡，亦有言其氣數未絕，聚訟紛紜，莫籌一是。其實，氣數也者，模糊玄虛。何謂氣數已盡？何謂氣數未絕？除非中共已然崩潰，否則，面對當下的任何事實，二者均可自我辯護。是故上述正反兩方向的判斷，既難證實，亦不可證偽，不如棄之，轉向另類觀察。
筆者關注的是在中共生涯中其性質和形態的重大變遷。
在我看來，中共從成立至今，經歷了四種主要形態：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識形態秘密集團
（二）1927——1949年：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三）1949——1978年：黨-國一體的極權集團
（四）1978年——今日：權力與資本的神聖同盟—社會之巔的壟斷性利益集團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識形態秘密集團
追本溯源，今天竭力鼓噪民族主義的中共，自其呱呱墜地，其實就帶有很深的外國胎記。它本身是俄國人列寧操控的共產國際(Comintern)的直接產物，1920年秋天，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維丁斯基(Voitinsky, 中文名吳廷康)來華幫助陳獨秀等人組成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核心小組。在這之後，共產國際又派了自己的代表荷蘭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馬林(Maring)]接替維丁斯基來到中國。於是，在馬林指導下，1921年7月，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會議，由十二名知識份子或半知識份子出席，北大教授陳獨秀為其精神領袖。他們辦刊物、開書店、搞翻譯、辦研究會、組織工會農會，是一個典型的以激進知識份子為主的意識形態小集團。過了一年，他們才通過了其黨章。但當時，最初的十二位代表中近半數已經離開。這預示了該黨的成分的一個急劇演變的過程。
二、1927——1949年：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中共由知識份子意識形態秘密集團變成武裝暴力集團，溯源於兩個主要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是國民黨因其「黨內有黨」、與中共恩怨糾結，遂於1927年實施武力清黨所致。就中共內部而言，則是導源於「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所致。
當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經歷了「二次革命」的失敗。從1922年起，由於蘇聯宣布廢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條約，由於列寧當時的「世界革命論」有很強的反帝國主義色彩，相當符合落後國家民族主義者的口味，因此四面碰壁的孫決定轉向蘇聯求援。於是，孫中山與列寧的共產國際合作，重組國民黨。並請蘇聯的鮑羅廷(M. Borodin)擔任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開辦政治學校，起草黨章，並按蘇聯的模式發展了很多基層組織。孫先生還派遣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在蔣1924年歸國後任命他為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從此，國民黨也染上了列寧主義的色彩。
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共產黨部分黨員在國民黨同意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是共產國際的「內部集團」策略：「在國民黨內發展中共，從內部控制國民黨。」孫中山當時覺得如此並無不妥，因為中共黨員少，沒有力量。而國民黨通過「容共」，可藉此號令一個多階級合作的全國運動。孫並不認為共產黨會對國民黨構成威脅，實際上，中共當年也的確不過是一群想壟斷俄國的援助的「憤青」，孫認為不足為患。當時，中共處於「嬰兒期」。1922年其黨員不到300人，1925年僅1,500左右，而國民黨1923年已有5萬人了。
於是，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起於各有所圖，相互利用，相互赴莫斯科爭寵。不過孫在世時尚能駕馭國民黨右翼，故並無徹底攤牌的危險。但到1925年3月孫去世後，情勢陡變。1926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攻佔上海後，陣營內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終於公開化。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於1927年4月在上海清黨，逮捕並處決共產黨員，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分裂。中共的周恩來、賀龍等在當年發動南昌武裝兵變，毛澤東等也在秋收時節起兵暴動，從此，中共迅速轉化成一個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在中共內部，由於槍桿子壓倒筆桿子，由於它進行血腥的武裝暴動，這一玩命遊戲使它的內部成分就有一個重大的「換位」過程。即開初的那批知識份子逐漸邊緣化，逐步退出共產黨的核心，像陳獨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識水平較高，受現代文明熏陶較多者，在中囯共產黨的殘酷運轉過程中，都逐漸被整肅，逐漸走向邊緣，最後被淘汰。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書房，或投向國民政府，有的投向汪精衛政權。
但是另外一些邊緣人，歷史上稱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邊緣化的半知識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在玩命式的搏鬥中擠入核心。這個中共內部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導致像毛澤東這樣心黑手辣的半知識份子或地痞流氓成為中共的主要掌權者，這個重要的演變決定了其歷史後果，鑄造了中囯共產黨的殘酷與血腥。
自此，國共兩黨，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佔據了現代中國的主要政治舞臺。中共，伴隨著血腥的長期武力搏殺，藉助於日本侵華的機會而坐大，在蘇聯的支持下，1949年，這一農民武裝暴力集團終於顛覆了國民政府，奪得了中國政權。
三、1949——1978年：黨-國一體的極權集團
1949年中共掌握政權直至毛澤東去世，塑造了一個「黨-國」體系。「黨即國家，國家即黨」，這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黨。在毛時代，社會已經不存在了。
中共按照其意識形態原則，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國進行了清理和重新組織。中國原有的民間社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消失，而以黨為中心的「黨-國」體系像一個巨大無邊的蜘蛛網，籠罩了一切，它消滅了中層的結構，消除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間組織，只剩下一個單一的控制中心全權獨攬，統攝全國。
中共利用垂直性的各級政權機構，特別是富於中國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單位制」、「公社制」和「戶口制」，「一桿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國的廣袤疆域和龐大人口。其嚴酷程度，可謂空前絕後。這種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過「單位制」及「戶口制」進行的；1958年之後，在農村，則通過「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態進行控制。
中國大陸的「單位」與一般國家的企業、公司等經濟組織完全不同。它實質上是政權體系的延伸，它對在職或退休職工及其家屬進行包管和監控，從經濟生產、政治灌輸、行為管束、道德訓導、文化教育、戀愛婚姻、生老病死，包羅萬象，無所不至。它是代表國家機器垂直監控個人的最基本的執行機構。在中共毛時代，政權的意志，實際上就是各個單位黨組織的意志。
中共的「戶口制」，則是政權對全社會所有人口進行監督、限制和劃分等級的對於「單位制」的補充性體制。特別是，「戶口制」對中國人口作了等級森嚴的劃分，劃為「農村戶口」(非商品糧戶口)和「城市戶口」(商品糧戶口)兩大類，二者幾乎是世襲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農民實際上成了現代中國的「賤民」，受到嚴重盤剝欺壓，其地位十分卑下，世世代代毫無指望，是一種明目張膽的現代世襲式「賤民制度」。
獨立的新聞媒體被取消，所有報刊雜誌都成了共產「黨的喉舌」。大學及其他教育科研學術機構落入共產黨黨委管轄之下，甚至連居住區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來，監視著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沒有共產黨的觸角伸不到的角落。
中共，成為一個奧威爾所描繪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黨。中國，成為《1984年》式的「新世界」：士紳階級與中產階級悉數被滅，土地與產業悉歸「國有」，百萬知識精英被廢棄武功，流離失所，幾千萬農民餓殍遍野，滿目哀鴻。中共「黨-國」，犯下滔天大罪，至1966-1976的的「文化大革命」臻於顛峰。
物極而反。至文革末期，敗像畢露，經濟破產，天怒人怨，意識形態已成皇帝之新衣，油彩剝落，發條鬆弛，該「黨-國」一元化的極權體系已經無法支撐下去。於是，共產黨孕育著另一次重要轉型。
四、1978年——今日：權力與資本的神聖同盟—社會之巔的壟斷性利益集團
1976年毛去世，北京發生宮廷政變，毛氏中共夭折，鄧氏中共君臨。鄧小平牌號的「改革開放」，驅使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這是中共的一個重大轉折。實質上是極權國家不得已的權力收縮和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是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黨-國」體制到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過程。這一過程產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中共極權控制的國家結構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沈重壓力了。於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產生一系列變化。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自80年代開始，中國的民間社會逐漸復活。
這一國家與社會分離運動的關節點，是1989年以天安門為焦點的全國抗議運動。該運動震撼中南海，遂被中共悍然用坦克車劃下血紅句號。不數月，東歐狂飆突起，柏林牆倒，蘇聯解體。中共之胎出的聖地——克里姆林宮紅星熄滅。共產黨喪失意識形態合法性，面臨存亡繼絕之危機。中共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被迫在實踐上迅速擁抱資本主義，全面啟用權力去兌換金錢，並向國際主流社會示好。
在中共權力尋租的歷史過程中，為減少阻力，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鞏固高壓下的社會秩序，權力精英調動資源，分一杯羹給部分企業家和部分知識精英，從而結成了所謂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三利益集團的神聖同盟。中共所謂「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但是三精英集團在聯盟中地位並不平等，權力精英高踞其上，予取予奪，知識精英無非是被賞一碗飯而已。所以，稱之為權力與資本的神聖同盟是較為合乎實際的。
在這一政治變遷中，中共賴以奪權的意識形態招牌——工農大眾，被犧牲掉了，他們被壓在社會底層成為上告無門絕望愁苦的邊緣人群。實際上，‘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它對社會公平的顛覆孕育了躁動不安的地底岩漿，隨時可能噴湧而出。
筆者關注的是在中共生涯中其性質和形態的重大變遷。
在我看來，中共從成立至今，經歷了四種主要形態：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識形態秘密集團
（二）1927——1949年：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三）1949——1978年：黨-國一體的極權集團
（四）1978年——今日：權力與資本的神聖同盟—社會之巔的壟斷性利益集團
追本溯源，今天竭力鼓噪民族主義的中共，自其呱呱墜地，其實就帶有很深的外國胎記。它本身是俄國人列寧操控的共產國際(Comintern)的直接產物，1920年秋天，共產國際的特工人員維丁斯基(Voitinsky, 中文名吳廷康)來華幫助陳獨秀等人組成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核心小組。在這之後，共產國際又派了自己的代表荷蘭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馬林(Maring)]接替維丁斯基來到中國。於是，在馬林指導下，1921年7月，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會議，由十二名知識份子或半知識份子出席，北大教授陳獨秀為其精神領袖。他們辦刊物、開書店、搞翻譯、辦研究會、組織工會農會，是一個典型的以激進知識份子為主的意識形態小集團。過了一年，他們才通過了其黨章。但當時，最初的十二位代表中近半數已經離開。這預示了該黨的成分的一個急劇演變的過程。
中共由知識份子意識形態秘密集團變成武裝暴力集團，溯源於兩個主要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是國民黨因其「黨內有黨」、與中共恩怨糾結，遂於1927年實施武力清黨所致。就中共內部而言，則是導源於「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所致。
當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經歷了「二次革命」的失敗。從1922年起，由於蘇聯宣布廢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條約，由於列寧當時的「世界革命論」有很強的反帝國主義色彩，相當符合落後國家民族主義者的口味，因此四面碰壁的孫決定轉向蘇聯求援。於是，孫中山與列寧的共產國際合作，重組國民黨。並請蘇聯的鮑羅廷(M. Borodin)擔任顧問，鮑羅廷幫助國民黨開辦政治學校，起草黨章，並按蘇聯的模式發展了很多基層組織。孫先生還派遣蔣介石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在蔣1924年歸國後任命他為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從此，國民黨也染上了列寧主義的色彩。
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共產黨部分黨員在國民黨同意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是共產國際的「內部集團」策略：「在國民黨內發展中共，從內部控制國民黨。」孫中山當時覺得如此並無不妥，因為中共黨員少，沒有力量。而國民黨通過「容共」，可藉此號令一個多階級合作的全國運動。孫並不認為共產黨會對國民黨構成威脅，實際上，中共當年也的確不過是一群想壟斷俄國的援助的「憤青」，孫認為不足為患。當時，中共處於「嬰兒期」。1922年其黨員不到300人，1925年僅1,500左右，而國民黨1923年已有5萬人了。
於是，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起於各有所圖，相互利用，相互赴莫斯科爭寵。不過孫在世時尚能駕馭國民黨右翼，故並無徹底攤牌的危險。但到1925年3月孫去世後，情勢陡變。1926年，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攻佔上海後，陣營內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終於公開化。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於1927年4月在上海清黨，逮捕並處決共產黨員，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分裂。中共的周恩來、賀龍等在當年發動南昌武裝兵變，毛澤東等也在秋收時節起兵暴動，從此，中共迅速轉化成一個農民武裝暴力集團。
在中共內部，由於槍桿子壓倒筆桿子，由於它進行血腥的武裝暴動，這一玩命遊戲使它的內部成分就有一個重大的「換位」過程。即開初的那批知識份子逐漸邊緣化，逐步退出共產黨的核心，像陳獨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識水平較高，受現代文明熏陶較多者，在中囯共產黨的殘酷運轉過程中，都逐漸被整肅，逐漸走向邊緣，最後被淘汰。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書房，或投向國民政府，有的投向汪精衛政權。
但是另外一些邊緣人，歷史上稱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邊緣化的半知識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在玩命式的搏鬥中擠入核心。這個中共內部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導致像毛澤東這樣心黑手辣的半知識份子或地痞流氓成為中共的主要掌權者，這個重要的演變決定了其歷史後果，鑄造了中囯共產黨的殘酷與血腥。
自此，國共兩黨，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佔據了現代中國的主要政治舞臺。中共，伴隨著血腥的長期武力搏殺，藉助於日本侵華的機會而坐大，在蘇聯的支持下，1949年，這一農民武裝暴力集團終於顛覆了國民政府，奪得了中國政權。
1949年中共掌握政權直至毛澤東去世，塑造了一個「黨-國」體系。「黨即國家，國家即黨」，這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黨。在毛時代，社會已經不存在了。
中共按照其意識形態原則，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國進行了清理和重新組織。中國原有的民間社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步消失，而以黨為中心的「黨-國」體系像一個巨大無邊的蜘蛛網，籠罩了一切，它消滅了中層的結構，消除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間組織，只剩下一個單一的控制中心全權獨攬，統攝全國。
中共利用垂直性的各級政權機構，特別是富於中國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單位制」、「公社制」和「戶口制」，「一桿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國的廣袤疆域和龐大人口。其嚴酷程度，可謂空前絕後。這種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過「單位制」及「戶口制」進行的；1958年之後，在農村，則通過「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態進行控制。
中國大陸的「單位」與一般國家的企業、公司等經濟組織完全不同。它實質上是政權體系的延伸，它對在職或退休職工及其家屬進行包管和監控，從經濟生產、政治灌輸、行為管束、道德訓導、文化教育、戀愛婚姻、生老病死，包羅萬象，無所不至。它是代表國家機器垂直監控個人的最基本的執行機構。在中共毛時代，政權的意志，實際上就是各個單位黨組織的意志。
中共的「戶口制」，則是政權對全社會所有人口進行監督、限制和劃分等級的對於「單位制」的補充性體制。特別是，「戶口制」對中國人口作了等級森嚴的劃分，劃為「農村戶口」(非商品糧戶口)和「城市戶口」(商品糧戶口)兩大類，二者幾乎是世襲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農民實際上成了現代中國的「賤民」，受到嚴重盤剝欺壓，其地位十分卑下，世世代代毫無指望，是一種明目張膽的現代世襲式「賤民制度」。
獨立的新聞媒體被取消，所有報刊雜誌都成了共產「黨的喉舌」。大學及其他教育科研學術機構落入共產黨黨委管轄之下，甚至連居住區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來，監視著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沒有共產黨的觸角伸不到的角落。
中共，成為一個奧威爾所描繪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黨。中國，成為《1984年》式的「新世界」：士紳階級與中產階級悉數被滅，土地與產業悉歸「國有」，百萬知識精英被廢棄武功，流離失所，幾千萬農民餓殍遍野，滿目哀鴻。中共「黨-國」，犯下滔天大罪，至1966-1976的的「文化大革命」臻於顛峰。
物極而反。至文革末期，敗像畢露，經濟破產，天怒人怨，意識形態已成皇帝之新衣，油彩剝落，發條鬆弛，該「黨-國」一元化的極權體系已經無法支撐下去。於是，共產黨孕育著另一次重要轉型。
1976年毛去世，北京發生宮廷政變，毛氏中共夭折，鄧氏中共君臨。鄧小平牌號的「改革開放」，驅使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這是中共的一個重大轉折。實質上是極權國家不得已的權力收縮和意識形態弱化的過程，是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的「黨-國」體制到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過程。這一過程產生了日益強大的內部張力，中共極權控制的國家結構已經難以承受這一沈重壓力了。於是，這一張力促使中國產生一系列變化。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自80年代開始，中國的民間社會逐漸復活。
這一國家與社會分離運動的關節點，是1989年以天安門為焦點的全國抗議運動。該運動震撼中南海，遂被中共悍然用坦克車劃下血紅句號。不數月，東歐狂飆突起，柏林牆倒，蘇聯解體。中共之胎出的聖地——克里姆林宮紅星熄滅。共產黨喪失意識形態合法性，面臨存亡繼絕之危機。中共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被迫在實踐上迅速擁抱資本主義，全面啟用權力去兌換金錢，並向國際主流社會示好。
在中共權力尋租的歷史過程中，為減少阻力，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鞏固高壓下的社會秩序，權力精英調動資源，分一杯羹給部分企業家和部分知識精英，從而結成了所謂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三利益集團的神聖同盟。中共所謂「三個代表」就是這種聯盟的政治宣言。但是三精英集團在聯盟中地位並不平等，權力精英高踞其上，予取予奪，知識精英無非是被賞一碗飯而已。所以，稱之為權力與資本的神聖同盟是較為合乎實際的。
在這一政治變遷中，中共賴以奪權的意識形態招牌——工農大眾，被犧牲掉了，他們被壓在社會底層成為上告無門絕望愁苦的邊緣人群。實際上，‘精英聯盟’也就是‘掠奪聯盟’、‘分贓聯盟’，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它對社會公平的顛覆孕育了躁動不安的地底岩漿，隨時可能噴湧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