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革命」為何「這麼多！」
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者」，在執政期間掀起的「運動」重重疊疊，一個緊接著一個。除上面例舉的建政初期的幾場血腥運動之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每一場運動都隨著毛澤東的喜怒哀樂、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號化成的行動都「勞民傷財傷人死人」，使生產力倒退。
毛澤東頭腦發熱、權欲膨脹，幻想充當「世界人民的領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獨斷專橫、胡言亂語；他聽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動不動就批判、鬥爭，置人於死地；他一貫運動群眾，彷彿從來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樂業；他亂指揮、瞎折騰，將戰爭時期的「全民動員」、「大兵團作戰」等經驗強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設領域，種種倒行逆施導致1960年代經濟崩潰，城市陷入半飢餓狀態，農村活活餓死4000多萬農民……
惡劣的政治經濟形勢醞釀出一個普遍的思想浪潮：「這樣不顧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統治者，還能容忍他繼續為非作歹嗎？」於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了。
當年大肆鼓吹的文藝作品，如《青春之歌》、《紅岩》……電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電波》……許多都是歌頌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如何與國民黨鬥爭的。青少年有樣學樣，啟發了他們「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治國平天下」「舍我其誰」等傳統文化薰陶，想「造共產黨的反」的人越來越多。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在於這種制度允許人們追逐金錢……減輕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險的衝動。如果不讓人追逐金錢，更多的人就會追逐權力。﹝注４﹞
當年，毛澤東不允許人們追逐金錢，卻在報刊、電台上大肆宣揚「中共X中全會」的盛況，反覆播報長長一串中央委員名單，讓全國人民的目光聚焦於中共政治舞臺，助長了年輕人介入政治，追逐權力的慾望。
以上就是20世紀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後繼，多如牛毛的誘因。可以負責地說，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澤東荒謬絕倫的政策逼迫出來的。
這些「反革命小集團」模仿國民黨時代的共產黨員開展地下活動。殊不知「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共產黨，手段比國民黨毒辣一百倍，「群眾專政」早已張弓布網，嚴陣以待。由於消息封鎖，所有小型組織之間互不通氣，互不知情，缺乏理論指導，缺乏經驗教訓的積累，缺乏高人指點，於是，一批批全憑熱情、冒失莽撞的小夥子，紛紛扑入了「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
隨著毛澤東「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政策越來越「左」，矛頭指向擴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學生。從1959年開始，設置了嚴格的「升學政審」制度，將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排除在大學、中學的院牆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親「右派」……1959年高中畢業於湖南師院附中文科實驗班，成績優異，由於學生檔案袋的封皮上蓋了「該生不予錄取」的藍色印章，被無端剝奪接受高等教育權利。
從1959年到1966年，「升學政審」篩棄了一大批具有培養前途的優秀學生。「文革」停課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更讓所有學子浪費青春，在最渴求知識的年齡段失去校園。緊接著「上山下鄉運動」將1600多萬知青趕到貧窮落後的農村，以至於出現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毛澤東應對「滅絕民族文化」、「扼殺幾代人才」負完全責任。
這些天真、幼稚、單純的莘莘學子，失去校園後滿以為可以通過自學找到出路，聽一聽某公安人員在審訊「反革命」知青時的一段呵斥之詞，你會不寒而慄：
「你在自學？學的是什麼？全部是封、資、修的反動書籍。根據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現，大學不錄取，就是黨不培養你，黨不叫你讀書。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老老實實勞動，在勞動中好好改造自己，業餘打打撲克，下下棋，那才叫聽黨的話。而你和黨對著幹，不叫你讀書，偏偏選擇自學，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你自學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學到一、兩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然後等到適當的時機，向黨進攻！你自學越發奮，就越反動！」
按照這位公安的邏輯，自學都成了一種嚴重的罪錯。
通不過「政審關」的知識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單純看作是「不讓進學校」。事情可沒那麼簡單，緊隨「落榜」而來的，是街道居委會的另眼相看——「群眾專政」的陰霾，已悄然籠罩到了頭上。
對於家庭出身「不好」、升學無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徵兵」統統沒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辦事處辦「勞動手續」，還故意刁難，百般阻撓，甚至無理拒絕。
1960年，中南礦冶學院某實驗室需要一位高中畢業生管理儀器和化學試劑，父親認識的一位教授推薦我去應試，並將我的家庭情況預先向室主任通了氣。筆試、面試合格後，只要辦個勞動手續，就可試用，今後還有望轉為正式職工。派去辦手續的人事幹部遭到一頓搶白：「這樣出身的人，你們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崗位上，將來他利用職務之便投毒，誰負責？到時候別怪我們沒打招呼。」——結果錄用了辦事處推薦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許多通不過「升學政審關」的落榜生，被用人單位以同樣的理由篩棄，就業無門，只好在家裡呆著。呆兩、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終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責自己的問題影響了兒子的前程，體諒兒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暫時有一碗飯吃，便大家勻著吃，不催促兒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長提供條件，鼓勵兒子自學。但兒子大了，早已超過18歲年齡，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內心不安，慚愧之餘煩悶、焦躁、氣餒，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長期堅持自學？﹝注５﹞
所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給出路」的政策，全是黨的高層和報刊雜誌杜撰出來的漂亮說詞，哄哄騙騙，紙上談兵，無法落到實處。基層幹部「寧左勿右」，對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另眼相看，毫無同情、照顧之心。社會刻意逼仄他們的生存空間，被逼精神失常變成瘋子的，被逼自殘自殺的，時有所聞。部分家庭較困難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車，淪落為最下層倍受冷眼的純體力勞動工人。據說，北京某些地方還有一種更嚴厲的「不允許失業」政策。青年人失學、失業後在家裡，「靠父母養活，呆上三兩個月，就有了上門的，讓你去北京郊區或其他地方的農場務業」，終生當農民。﹝注６﹞
當年閉關鎖國，出國無門，許多想不通的，難免怨恨、詛咒共產黨及其罪魁禍首毛澤東，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蘇聯，少數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淪為「叛國投敵」的「反革命份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種難以啟齒的苦悶，成熟後的性飢渴。眼見鄰居同齡人出雙入對，自己工作無望，前景渺茫，哪有資格談情說愛？更何況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姑娘們都「提高了階級覺悟」，認為嫁給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於判處無期徒刑。明知這些英俊青年才華橫溢，但只能敬而遠之，慕而隱之，不敢言嫁。
長期鬱悶積累的潛能，趁「文革」爆發得到了釋放的機會，有些人被潮流裹脅，喪失理智，不顧一切樹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橫衝直撞，參與武鬥，尋仇報復，逞一時之「革命歡快」。
「文革」是毛澤東繼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後新一輪「陽謀」，當啟用「革命小將」重新奪回他癔想中喪失的權力後，造反派失去了利用價值，於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運動中的運動」接踵而來。毛澤東不怕「亂」，他明說「亂是亂了敵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亂中採取了行動。於是，在上述「運動中的運動」中，許多「出身好」殺了人的「聯動份子」，得到了寬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以「莫須有」、「張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勞改，飲恨刑場者比比皆是。﹝注７﹞
「群眾專政」的作用是發現線索，但線索發現之後，中共公安是怎樣破獲一個又一個「反革命」組織的？他們採用了一些什麼樣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殺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試圖以親身經歷，採用深深懺悔、現身說法的形式對這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廣泛注目，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待續)
﹝注4﹞見2006-1-25《新世紀》網路 陳翰聖《凱恩斯、鄧小平及中國的資本主義》。
﹝注5﹞全國有許許多多青年自學成才，我所知道長沙自學成才的範例是：曾在長沙某工廠當倉庫保管員的李慰萱，業餘自學數學，在「圖論」方面有所創新，被長沙鐵道學院破格錄用為教師。我母親（小學教師）的學生何其美，初中畢業後下到江永縣窮鄉僻壤，在一根燈芯的油燈下解3000道微積分難題，侯振挺教授閱卷後稱：「不但答案全部正確，而且解題思路具有數學思維內在的邏輯美。」何其美在長沙鐵道學院研究生畢業後，被聘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師，應該早升教授了。長沙一中學生楊曦光，1968年（未滿18歲）因寫《中國向何處去？》被判刑10年，在農場勞改時，向眾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級知識份子學習高等數學、英語等，出獄時，已超過大學本科畢業水準（出獄後恢復原名楊小凱）。
﹝注6﹞同﹝注３﹞蔣泥在《什麼力量左右中國歷史「改朝換代」》，見2006-03-30《觀察》網站。
﹝注7﹞我與「湘江風雷金猴戰團」司令陳本望有過一面之緣。當年，這位英俊知青身著軍裝，腰裡別著手槍，帶著同樣一身戎裝的漂亮女友，威風凜凜，令一般人羨煞。1968年，陳本望在「長沙市軍管會」一次鎮壓五、六十人的大屠殺中被處決，佈告上的罪名是參加武鬥，在汨羅什麼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問他打不打？忙得焦頭爛額陳本望聽說是共青團員，隨口回答了兩個字：「正打！」結果執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這條人命算在陳本望身上，因為他下達了「正打」命令，便以血來償還（好像動手的人也槍斃了幾個）。其實，「正打」只是「文革」中興起的一個口頭禪似的長沙方言詞語，後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許律師辯護，陳本望雖有責任，但不至於「二字判死刑」。共產黨當局的對「造反派」的報復，可見一斑。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