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海濤電話採訪著名學者、北大前新聞和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
海濤：今年7.20是中共鎮壓法輪功7週年，7年來法輪功學員一直堅持非暴力的反迫害抗爭，您能否談談這樣的抗爭意義何在？
焦國標：這種韌性的抗爭、而且是非常和平非常克制的這種抗爭我覺得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等於說是（中共）暴政遭遇了它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敵人，而且是一個不可戰勝的敵人。這種抗爭實際上激勵了中國社會其它被傷害的階層的抗爭活動，因此它的意義非常巨大。
海濤：近日加拿大獨立調查團發布了「中國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報告」，而據中國媒體的報導，中國繼7月1日施行器官移植暫行規定之後，又將於8月1日施行屍體出入境和處理的管理規定。您認為中共緊鑼密鼓的出臺此類法律是出於何種考慮？
焦國標：屍體管理的規定我還沒有看到文件，如果裡面也有關於（屍體）捐獻器官的規定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對法輪功關於蘇家屯活摘器官事件的抗議的一種對應。至於對加拿大獨立調查團的活摘器官的報告的回應，我在新浪網看到的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的公使發言人的聲明，我覺得是他那種腔調很糟糕，是一種非常反動的腔調。用詞和表達方式非常的野蠻、愚昧，不是一個科學的表達，完全是一種很愚昧的、很野蠻的、很意氣用事的表達。我覺得整個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露出了野蠻的本相，他們想做一個文明人都做不成，他們不會，不知道怎麼去做。
海濤：7.20還會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開庭。相對於國內的這些維權律師比如高智晟、陳光誠、鄭恩寵等人，他們由於替老百姓維權而遭報復迫害，被軟禁甚至判刑。而您目前至少還有些比如出國的自由，那麼您會不會擔心中共對您也會有進一步的迫害？或者您是否覺得中共有意在區別對待？
焦國標：一方面我覺得我和這些維權律師有區別，他們更多的是行動主義者，用肢體用行動去表達，而我可能更多的是一種言論的表達，用語言表達，這可能是我們的一些側重不同吧。另一方面也許他們（中共）也是有意想做個區別。
海濤：是不是他們覺得您可能還沒有觸到（他們的）政治底線？
焦國標：也許是這樣。但我覺得我沒有觸到他們的政治底線不是說我就怕觸到，而是我目前對中國政府和中共的這樣一種認識和判斷可能還在他們可接受的範圍吧。
海濤：去年法輪功受迫害6週年的時候您曾寫文章提到中共與法輪功甚至可以坐下來談判，您認為現在還有這種可能性嗎？
焦國標：任何事情都包含可能性，尤其像（法輪功）這麼大的問題，牽涉到這麼多人。只是這種談需要強勢的一方放下身段，比如從政府層面講要有誠意的真心想解決這個問題。當然這種解決對在任的國家領導人來說，也許他還沒有足夠大的權柄去解決這個問題，他還有歷史上的包袱去背。但不管怎麼說，他們畢竟作為強勢方，應該更有道德、更有倫理，而事實上在中國往往強勢方不道德，反倒是弱勢方更講道德，有的是被迫的，有的確實可以說是一種境界，比如說法輪功的抗爭，作為弱勢方的抗爭，它的道德是主動選擇的，我覺得這是非常可貴的一方面。
海濤：提到強勢和弱勢，當初六四的時候學生爭取民主，他們是弱勢的一方，但強勢的政府卻要動用軍隊坦克鎮壓。您覺得中共連學生都不願意去坐下來談，跟法輪功會坐下來談嗎？
焦國標：這實際上是胡錦濤這一代面對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他是不是還要重複老一代的做法。我覺得他這一代需要突破的是，如果中國社會的各種力量都能坐到同一張桌子上談問題，這是作為他們一代領導人要修煉的功課，如果他們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這對中國政治文明是個很了不起的進步。也許他們現在真願意坐到一張桌子談，但他們在現有的權力架構下，也許做起來還比較困難，其意志能不能實現。比如紀念胡耀邦的問題上，對待趙紫陽的問題上，胡錦濤的個人意志能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我覺得這可能還是有一些疑問的。
海濤：可能您認為胡錦濤他只是這個體制內的一個極權領導，還受到這個體制的限制。您兩年前發表的「討伐中宣部」，在海內外引起轟動，被看作是向中共體制宣戰的戰鬥檄文。時至今日，我們看到中共在新聞自由方面不僅沒有開放之意，反而日趨嚴厲，不斷打壓敢言媒體，最近還立法管制突發事件的報導。而且近日又有報導稱中共已內定中宣部部長劉雲山進十七大政治局常委，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共是不可能對中宣部作任何實質性的改變的？
焦國標：其實我覺得改變還是有所發生的，中宣部它現在更趨於像一個技術機關，而不是一個過去那種嚇人的機關。現在的管理更多的（體現）在技術層面的管理，並不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那種很高壓的、炙手可熱的，而且是不能碰不能招惹的。從這個層面上講它實際上已經在改變，像對突發事件處理法，從它的表現上看來是一種很大的倒退，用立法的形式限制新聞自由。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最起碼它用經濟手段，而不再用意識形態的手段來對待意識形態問題，這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包含著一種進步或者改變吧。目前中宣部對媒體的管制逐步趨於政治和技術層面，而不是意識形態層面，這也是一種改變吧。
海濤：您是說他們在手段和方法上是有改變的，但實際上它這種控制媒體的目的始終是沒有變的。而且對敢言媒體的打壓也是他們一直在做的。
焦國標：是這樣。就是在方法上它現在趨於停留在技術層面，不像以前那樣，媒體一犯錯好像就成了天大的罪了。
海濤：那您目前在個人人身自由和安全方面，有沒有受到進一步威脅或者迫害的可能？
焦國標：我覺得我現在發聲是沒有問題的。它（中共）對我的一些人身的傷害和個人自由的一些限制，都不會成為我害怕的因素。這幾年走過來，人都練出來了。我的一些承擔，對我來講都沒有問題，都是小菜一碟。
海濤：像您這樣敢言的知識份子已經是有國際影響力的。那您對中國知識份子在社會良知和道德責任感方面，目前的一個整體的狀況是什麼樣的？
焦國標：我覺得知識份子在改革開放以後有一段敢言的歷史，一直到89（天安門屠殺事件）以前，那些經歷過「反右」的老一代知識份子，他們在「倒苦水」。89以後，整個國家、民族因為遭遇這樣一個大禍，他們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表達的慾望和衝動了。而年輕一代的以前沒有經歷過迫害的知識份子，他們第一次遭遇這麼大的一件事，可以說基本處於被（政府的殘暴）嚇蒙的狀態。加上89以後這個社會、國家政策對知識精英在經濟上的這種傾斜，這樣導致他們一方面恐懼，一方面也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整體呈現出來是一種犬儒的狀態，一種明哲保身的狀態。我覺得目前是這樣一種局面。
海濤：非常感謝您百忙中接受我的採訪，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