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學者：制度催生學術垃圾

評中國大學浮躁風

剪刀一剪，漿糊一粘，大名一簽，長長一篇。許多論文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談到高校教育現狀，一位大學教授向記者念了這樣一個廣為流傳的順口溜。事實上，有關中國大學存在的「怪現象」早就是教育界關注的話題，而近日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批評北大「引進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則再度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大學「浮躁風氣」的熱烈討論。《環球時報》駐外記者採訪到多名在國外著名大學任教的華人學者，他們也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大學「浮躁風」是各國普遍現象

 

一向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己任的大學象牙塔，如今正承載著人們越來越多的期望。然而，從教授經商到論文作假，如今中國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比比皆是。對此，《環球時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採訪到了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所的劉慧華教授。劉慧華教授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是復旦授予的第一位國際關係學博士，後赴美留學，現在哈佛從事國際事務研究。劉慧華教授告訴記者，其實中國大學存在的浮躁現像在其他許多國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美國學校教育的最大困擾是社會、家庭和學校三者在文化意識和人生價值觀念上，一直有相互分離、相互牴觸、相互對立的現象。十年前，有人稱美國的學校是「戰爭地帶」，在這一地帶，美國學校和美國社會文化之間持續不斷進行著戰爭，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學中存在的浮躁現象。例如，美國教授也會讓學生們幫助做專題研究，特別是在實驗室類的學科中，學生給教授「打工」的情況更是不稀奇。美國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是年薪6.8萬美元，其中私立大學的全職教授可達到13 萬美元，公立大學教授有的為9.8萬美元。然而很多大學教授的工資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決，這包括用大量的時間去申請項目、籌集資金，自己從事研究或實驗的時間自然會減少。劉教授說，即使在哈佛醫學院這樣資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為一名終身教授的工資也是從自己申請的項目中領取。如果講3個月的課，學校就發3 個月的工資，如果不講課而去做實驗，工資就只能從項目基金中領取了。所以，美國的教授都面臨很大壓力。如果面臨升級問題，同樣會有出書或發表論文的壓力，而且論文要發表在知名雜誌或刊物上。

 

就教師用研究生幹活的問題，記者還採訪到一位畢業於北大、現就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資深學者。這位學者認為，研究生給導師打工是學校裡存在的一種潛規則，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學生中可能並不多見，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學生幫教師做實驗，然後與教師一起署名在刊物上發表文章。有的教師可能會將學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則將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來說，如果單單是學生，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機會在著名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

 

但總體來說，由於美國大學制度嚴格、管理規範，靠造假冒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發表論文，先有兩名專家進行審查和評估，然後還有一個月的公示期，眾目睽睽之下，要想矇混過關很難。此外，隨時都在履行監督責任的高校各級委員會也有助於減少浮躁學風。

 

大學「怪現象」之一：拼湊抄襲，造假浮誇

 

根據切身的體會和觀察，劉慧華教授認為，現在國內的教育功利性強，這樣的環境是不容易培養出大師級人才的。劉教授通過一些途徑瞭解到，現在國內不少高校要求相關教師與科研人員一年內要拿到若干個項目，發表相當數量的論文以及獲得一定級別的獎勵。這些指標與津貼、級別掛鉤，完不成任務津貼等級會自動下降。在這種氣氛與壓力之下，有人將半成品論文拿出來充數，有人將一篇長文分解為幾篇短文，搭車署名、相互掛名，甚至是抄襲篡改。像眾多心系國內的學者一樣，劉教授對此也深感憂慮。

 

針對近兩個月來，哈佛大學數學教授丘成桐與北大之間的辯論，劉教授認為「目前應該認真思考這場爭論反映出的深刻意義」，既要看到中美兩國制度上的差異、物質待遇和實際困難，同時也要看到教育體制和學術風氣是否出現偏差。做假、抄襲不完全是浮躁問題，還有一個整體道德的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求速效」、「一切向錢看」的急功近利現象，學者也會有「用知識去換錢」的市場化行為。在這個大背景下，採取一些防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則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對科研項目和科研人員進行有效審查很難。因為現在的高校行政系統和科研項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學校要排行，要綜合實力評價，高校領導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學者撐門面。在這樣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難辨。成教授認為：「說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後還是整個社會的浮躁。國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韓國的黃禹錫事件。韓國政府從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創新，這種趕超願望應該是不錯的。但是在全社會浮躁的心態下，行政干預和社會的迫切願望給韓國研究人員施加的壓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的。」

 

大學「怪現象」之二：熱衷社交，注重創收

 

德國海德堡大學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華人教授告訴記者，他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現在和國內學術界有廣泛的交流。談起中國中學生的數理化能力，很多國際著名學者都會讚不絕口，但國際數理化界享有盛譽的大師級人物在中國卻為數不多。中國在數學研究領域投入的經費和硬體設備已經可以和發達國家相比，但現在能夠靜下心來做研究的人不多，「身邊的很多人都急於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為取得博士學位，願意付出100萬元。他們早已把學術研究看成一門生意。」「引進海外人才時把兼職硬說成全職。為爭院士落戶，高校不惜開出天價高薪。」

 

慕尼黑大學的胡安教授則認為，學術風氣浮躁，教授們應該負起一定責任。現在，不少國內大學的教授天天在跑會。他認識的一所進入「211工程」行列的高校校長，竟然帶了30名碩士生、博士生，相當於一個班。很多校長和教授沒有時間做學術研究，但手裡又有項目和充足的科研經費，所以就要多招些研究生，讓他們來完成項目，其結果可想而知。

 

章教授曾在日本著名的文科國立大學——一橋大學任教，其研究領域是商學，目前已回到上海的高校任教。章教授認為，商學最基本的工作是企業調查。只有對企業的財務有較詳盡的調查，才能對其經營提出一套理論建議來。「但是，我很少看到我們大學的教師去企業調查。」相反，章教授看到的是另一種景象︰教授們不斷去外面講課，講解從美國翻譯過來的經營理論，而案例分析則是從中國雜誌上剪下來的企業信息。「靠這些，我們的教授可能成為經濟上富有的人，但卻很難成為在國際學術界有建樹的學者。」

 

針對這一現象，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介紹說，新加坡就沒有教師擅自出外講學賺錢的現象。新加坡的大學裡有嚴格的管理制度，一、規定教師是全職，在沒有批准的情況下，不能在其他地方任教；二、對教師為其他機構擔任顧問的時間也進行嚴格規定，即不超過整個工作時間的20%，而且要向學校申請，得到批准後方可擔任，獲得的酬勞也要分一部分給學校；三、教師出外開會，也要向學校請假，不得擅自出去。新加坡有一套嚴格的請假管理制度，學校教師一年只有28天假期。相比較而言，美國大學則不同。美國大學給教師發9個月的工資，其餘時間就靠自己另謀途徑，因而才會有那麼多來自美國的訪問學者、專家到國內任客座教授。

 

目前就職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生物工程系的張教授對記者說，「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能夠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只有很少的人，但現在，國內的情況卻是人人談學術，似乎誰都能搞科研，這是應該制止的。」目前，國內各大學研究生與學位教育的「產業化」、「市場化」現象仍然如火如荼，高官「拿」博士、大款「捐」博士的狀況仍屢禁不止。這種假文憑一旦充斥社會，必將損害中國高等教育的學位含金量。

 

大學「怪現象」之三：師生一氣，互搭便車

 

老師要利用學生做廉價勞動力，學生也需要老師關照，這在中國大學中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提到這一點，曾在日本一橋大學教書的章教授也是感慨頗多，他對記者說：「在審查學生的畢業論文時，有時會不知如何是好。不是研究生讀書不多，是做學問的基本功底欠缺了一些。這樣的論文水平，要是在一橋大學，恐怕一篇也不能給及格。」章教授說，研究生論文的末尾列出了一長串參考文獻，其中很多根本和論文無關。「這樣的文獻也能堂而皇之地列在論文後面?導師究竟看過論文沒有?」

 

柏林學者楊紅教授也向記者談了她的所見所聞。教育部要搞本科教學評估，一所著名高校就為此忙碌一年：不及格的試卷叫學生重新填一份；碩士研究生沒有什麼條件可以做科研，卻一年年擴招；發表文章得交錢；有些老師整堂課沒來上課，叫學生白等。學生在那種人浮於事的風氣下也不務正業，平時不學，考試作假。一些本科畢業生畢業論文中翻譯一篇自選英文文獻，幾乎沒有一個將英文論文的標題翻譯對了的，老師只好代勞。

 

對於以上提到的大學種種「怪現象」，各國華人學者紛紛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很多人認為，造成高校這一現狀的原因是由於國內缺乏學術規範教育和學術倫理教育、缺乏規範的學位機制和成果發表機制。因此，應該讓學術回歸學術，在大學裡恢復純潔的文化土壤和學術氛圍，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學術的風氣。「對從事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人員，不宜用過於機械的指標進行與科研週期相比期限太短的考核。而對有特殊貢獻的院士與名教授，學校應當充分信賴、免予考核，讓他們潛心做學問、搞科研。」

 

華人學者們普遍認為，要徹底改變高等教育的不良風氣，需要政府、社會和高校的齊心協力。比如，在德國就規定教授不能到校外兼職；教授工作還要接受學生的評分；每年，審計部門對學校經費使用進行審核；政府將經費下放給各個學術組織，民主推薦優秀人才進入院士行列等。

 

在東京大學工作多年的靳飛教授對記者說：「亞洲大學中，東京大學算是歷史比較長的，有130年的時間。但亞洲的辦學方式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本來不是本土文化中生長出的樹木，在風雨中成長了100多年後，各種問題隨之而來，這也是自然的。不僅中國的大學有問題，日本的大學同樣存在很多問題，只是問題的性質、表現方式不同。」靳教授認為，本來我們有自己做學問的方法，但在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衝擊後，過去的不能用了,新的又用不好。「特別是這兩年，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以前積累的許多問題開始暴露出來。要想用幾年時間解決大學的問題，談何容易?關鍵是在探索中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們自己的大學之路。而這中間是免不了要交些學費的。」

 

在採訪的最後，記者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國內外有同等的學術環境，他們願不願意回國做研究和教學，得到的答案全是「願意」。（鄒德浩 青木 陳欣 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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