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廣播電臺工作多年的維佳，退休後常與我聊天。這次說到一些他認識的老軍人們道出的鮮為人知的過去。例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時候，斯大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10年至25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專門讓他們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那些人90%以上都死掉了！
戰爭期間，許多壯年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飢渴的問題。部隊唯一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是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者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登登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合法的機會。一位護士剛被打死了，身上冒著熱血、熱氣，大家立刻上去扒掉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在計算的不同距離，放下坦克車、動物，遠一點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的性能質量不可靠、不起作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然後給家裡發信，編造光榮死亡的理由。
今年79歲，吃過人肉的退休軍官，中校巴夫洛維奇．童年的經歷真悲慘…「吃了很長時間」；「當時很多人都搶著吃，凡是吃的都活了出來，沒有吃人肉的大多數活活餓死了！」等等。這話特別震驚了我！
歷史上沒少聽到人吃人的傳說，也看過記載和報導，即使文革時期毛澤東的紅衛兵在廣西發生的人吃人有較翔實的記載報導，也仍然覺得是在報刊上的東西，沒有聽到，看到吃人者親自出來說話，總覺得相似神話，距離遙遠。這次聞知在身邊就有這種奇人奇事，所以決定抓緊採訪吃過人的軍官。否則人世滄桑，幾年過去，現身說法沒有了，又變成了懸疑、「只是聽說的」。
人肉是血腥的！我想。人吃人是很原始古老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在社會主義蘇聯？人肉好吃麼？怎麼樣吃人肉？帶著這些問題，2006年6月29日11點，我們去拜訪這位年事已高的退役軍官：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中校（以下簡稱巴），身穿半袖衫便裝，精神矍鑠地站在樓下迎接我們。進入遠東軍區司令部軍官家屬樓，他與老伴的住宅進行採訪。
巴中校怎麼看也不超過70歲，似古書上所說的鶴髮童顏。他不坐沙發，只坐在對面的凳子上，腰背挺直，特別有氣質。因為早知來意，願意公諸於世這段歷史，不需要我發問，他就侃侃而談。
「我父親的命運特別不好，被迫當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次，他被釘上十字架兩次！那是在戰爭中被德軍俘虜。德軍對俄國戰俘管理寬鬆，一位戰友約他一起逃跑，被抓住了。按規定釘到十字架上兩小時懲罰。由於沒有找到釘子，改用繩子綁上雙臂。
第二次在女房東家密謀逃跑。這次12個人都被抓住了，全部上了十字架。十個人超越了極限，死去了，只剩下了父親與另外一個人活下來。後來父親與女房東結婚，並且生了一個兒子，我的德國哥哥。當時的戰俘可以在德國隨便找女人結婚或者同居。
1923年德國決定遣返全部俄俘。父親雖然有了妻子兒子，也被遣返回俄。
蘇聯十月革命後，到處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男人缺少。父親找了一位姑娘結婚生活。他們沒有房子，就到鄉下住在教堂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飼料室內裡。出生了我們姊妹四個人：我是老大，餘下的三個是女兒。
「十月革命的破壞，經濟大蕭條，到處是飢荒。無產階級沒有吃的了，只能喊口號了，列寧迫不得不放寬了政策；鼓勵農民增加糧食生產，使原始商品交換稍有恢復。到1932年，半數人能夠有飯餬口，半數人仍然在挨餓受凍。這是不錯的「新經濟時期」。
「1933年集體農莊運動開始了！蘇聯農民更大的苦難也就從那時候發生了。那一年深秋，從城裡派出大批工人黨員工作隊下鄉。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徵集糧食。按照黨中央命令，‘必須把農村的糧食全部徵集上來，裝上火車運回城，解決城裡（由於只顧革命了）出現的大飢荒和經濟蕭條。’工作隊不顧農村現狀。盲目確定指標，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管你有沒有吃的（實際上是到鄉下搶劫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繳納糧食就地槍斃。
「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工人老大哥’搜查出來一點，也要把人槍斃。（這可不是殺一儆百了，是殺死50%，鎮壓嚇傻另外50%，以便全部搶劫掠奪走）許多農民被先後打死啦。鄉村幾乎被共產黨摧毀了！」
「第二項任務是逼迫所有的農民‘志願’加入集體農莊。凡聽從願意加入的，可以給一家人留下少量（不過一個月的口糧）；凡是不同意加入的，房屋糧食全部沒收，全家人驅逐出戶。對於前些年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先富起來一點的農民，糧食房屋土地全部沒收，人被抓走或者殺頭，還要安上一個‘新富農’，人民的敵人的罪名。所以後來蘇聯人幾十年產生的惰性，有吃有喝就行了，大家集體貧窮，平均共產。就是那時的血腥教訓！」
「那一天我家進來了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其中一個女的，上身穿著皮夾克，腰間挎著一把手槍。（巴中校比劃著手槍的位置）他們掃視了一下我們一貧如洗的家庭，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就動手翻動尋找糧食。家裡這幾天就要斷炊了，他們搜查出還可以供我們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全部裝入口袋；又在一個破木箱裡找到了一公斤多散雜糧食，也全部掃入口袋。母親看著四個嗷嗷待補的孩子，只有這一點維持生命的口糧，就伸手爭奪，他們不還給，踢打推倒了妹妹和我，硬性搶劫。母親手裡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齒咬他們的手背。那個女的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母親的頭和臉，多處打開花，鮮血噴流。這時候他們三個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甚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一家人全部槍斃！
「他們分別掏出了手槍…在這最後時刻，是母親拯救了全家。她拚命地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互相對峙，兩名男人膽怯了，說：我們現在把他們處死，農民可能把我們也打死了。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了。什麼叫做殺人不眨眼？什麼叫做殺人如麻、草菅人命？什麼叫做搶劫掠奪，打家劫舍？什麼叫做沒有人性？世界上沒有超過共產黨的！
「好心眼的鄰居們告訴我們，紅色政權必然要來報復，讓我們趕快逃命。媽媽去找來了爺爺，他趕來一輛大馬車，讓我們全家人躺在車上，身上蓋上大麥草，然後向上面裝了滿滿一大車牛糞。拉著我們出村莊。（六七十年後，我們兄妹相見，回憶當年死裡逃生，鼻子裡還有那時候全身浸透糞水留下的濃烈牛糞味道！巴中校用手摁一摁鼻子，似乎就在昨天。）
「村口外與人民為敵的「紅色政權」執勤崗哨反覆探查，沒有發現破綻，認為只是向田裡送糞，放過去了。全家人逃到深林裡，找到了一個廢棄的獵人臨時住的小窩棚貓下來。當時全家只有一個大圓麵包，（巴中校比劃一下大小）我們分吃了兩天。
「過去了幾天，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爸爸說，‘我是判決書上寫著的人，出去就沒命了。你是我的大兒子，家裡的長子，你回村莊裡去尋找點兒吃的吧！’就交給我了一把斧頭，一個口袋。母親還是決定陪我同去。我們走了幾戶人家，人都沒有了。我自己到鄰居家，一看13歲的男孩子別佳死在屋子裡。就大喊‘媽媽，別佳死了！別佳死了！’（巴中校那凝重的敘述回憶，驚恐呼喊的眼神，與73年前童年時一模一樣，仍然懾人心魄！）媽媽讓我用斧頭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並且囑咐我，不能砍腦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們拖著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裡。（註：整理採訪談話時發現「父親交給我了一把斧頭，一個口袋」，是否意味著原來就確定了尋找砍死人用的？我後來打電話核對村莊的俄文名字，卻怎麼也不忍心詢問這個動機。）
「從此吃死去的人肉，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找到的活命食品。６歲的我（1927年出生）從此負擔起養護全家六口人的重擔！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砍下肢體背回來。有一次一條活活餓死的牛，只有皮包骨頭，扔在了村莊邊。我發現牛肚子已經被狼撕著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這時候已經進入冬天了,氣溫在零下25℃∼30℃。寒冷異常，村莊裡被無產階級先鋒隊槍殺死了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殭屍。半年的長冬，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和新打死、餓死的人。那時候宣判執行槍決的人家，逃跑出來了部分，躲藏到深林裡和其它地方。尋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每當村莊裡向外扔死人的時候，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一年以後，在一個農莊擔任文書的舅舅，給父親謀職了一個偏僻的山林作護林人，我們才在那裡搭起來兩間草窩棚棲身。
「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依靠吃死人的才可能活了下來。不留情的鎮壓，剝奪和搶劫，真正的民不聊生。」巴中校提高了說話的語氣和份量：「我雖然長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證—我沒殺死過一個活人，沒有吃過活人！」
維佳幫著解釋：他一生特別痛恨列寧和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政策！
我問他：「人肉好吃麼？」他正色、肯定地回答：「好吃」！
採訪前我想詢問一下，人肉香不香？怎麼一個吃法？面對著共產歷史的受害倖存者，頑強不屈的求生者，食人肉吃殭屍是為了活命，這些話還怎麼能問得出口？怎麼能夠再傷害他的心靈！幾天、幾個月的屍體，病餓死，槍殺的屍體都要找回來吃，哪裡會是什麼美味佳餚，僅圖活命而已。還能夠談上炒菜，烹調或者下酒麼？如果再問他見了死屍害怕不害怕？那更是多餘的了！現在我能夠想像得出，一個被迫「早熟」的少年兒童，手上、衣服上長年都是污血，不能洗手，沒有衣服可換；一定不如現在屠宰場工作的工人身上穿的工作服……
全家人甚至沒有棉衣、棉被禦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來，面對著外面堆放的死人斷肢殘臂，告罄了還是夠一天果腹；住處周圍，堆積如山是人的骨頭；一個少年兒童在過膝深，甚至齊腰深的大雪中，掙扎出來奔向遠方，尋找各種面孔痛苦死亡的屍體，砍成拿得動的小塊拖回來，能再問他‘當時害怕不’？把巴中校的悲慘童年，什麼樣的小說作家也想像、描寫描寫不出來的！
1989年在阿穆爾州，一位華裔的房東，70多歲的俄羅斯老太太，曾經向我說，30年代，飢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裡挖出一個生土豆吃，立刻被處死！我現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按：集體農莊，共產主義道路本來是個死胡同，在30年代就已經看得分明瞭。可是中國的毛澤東在20年後亦步亦趨蘇聯領導人的反人民政策，也在中國強行推行合作化和後來的「人民公社」—集體農莊的翻版。毀壞了中國的農業，使人們多少年得不到溫飽，生活在飢寒交迫中。還要異想天開地搞「大躍進」—實際上的大倒退。後來餓死了幾千萬人，也發生了人吃人。如果當年有這位蘇聯老大哥現身說法，瞭解到真實情況和後果，也許能夠早收斂起禍國殃民的政策？）
巴中校接著說，「被共產黨槍決打死的人和活活餓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衛國戰爭期間，人們都沒有那個時期挨餓、困苦，朝不保夕。這就是走‘集體農莊’道路。
「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甚維克黨員，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配合幫助行凶搶劫。村莊裡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颳大風一定能夠把人吹倒！
「後來知道，確實有少數人成功地隱藏了自己的口糧。他們在工作隊掘地三尺搜查的空檔，把糧食裝到袋子裡，沉入河底。躲藏了過去。」
你們那個村莊有多少人？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
「有幾萬人——最少兩萬人以上。（維佳插話：那時候的村莊大！）村莊在伏爾加格勒，歸薩拉托夫市管轄，名字叫吉亞切夫斯卡。」
說到後來：「媽媽曾經給一戶富裕的家庭當過女佣，那戶有見識的人家告訴媽媽，‘想方設法讓兒子讀書吧！’媽媽牢記住這一條出路，把我前後送到遠處10幾個農莊，更名改姓10多次，終於在建築大學畢業。我報名當了兵，經過考試授少尉軍銜。是部隊的建築工程師。25年的部隊生涯領導了好多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
「1951年開發軍事工業新城市‘共青城’，我們到那裡。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結了婚。」他的太太看著我在攝影記錄，就找出了他在部隊穿的軍裝：肩牌上兩條槓兩顆星，胸前掛滿了各種勛章。太太幫助他穿上，軍官的威武莊嚴立刻顯現出來，英雄不減當年。讓我繼續攝影、拍照。
「我們是同齡人」，他的太太卓婭說。「我們家在毗鄰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地區，名字叫做茨別那依郭勒斯克。那裡是高寒地區，冬天的最低氣溫可以達到-60℃。
「我父親是最勤勞能幹的農民。‘新經濟政策’的幾年裡，父親蓋起了四間大房子，母親前後生養了我們12個女兒，父親讓她再生，第13個是個男孩子，我們的弟弟。養育15口之家，能夠生活富裕多不簡單！是‘十月革命後’倖存農村中的能人。
「1933年同樣的罪惡政策也施行到我們那裡。父親被定為「新富農」。全家人被掃地出門。房屋財產全部沒收，誰讓你敢在共產時期先富起來？父親逃到深山裡,免遭處死。
「母親帶領我們13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濕陰暗的地下室裡，後來孩子們陸續大了一點，就送到了孤兒院。父親東躲西藏還是被抓住。讓他到軍隊前線「送死隊」。還算幸運，父親由於能幹會做飯當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燙傷了雙腿，才活著回來了…」
79歲的安娜，是位美女。去年在大街上與姊妹穿著自己裁縫的夏裝，順路參觀服裝設計比賽，被評委發現是最合體的老年時裝，發給最佳設計縫紉獎勵。
這位「新富農」的女兒，天生遺傳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幹。蘇聯解體以後，年近70歲的她,肩扛手提當「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國綏芬河,買貨回來賣,硬是為50多歲的兒子買下了一套房子！現在的退休金每月4,000盧布，丈夫6,000盧布。
把歷史、真實的經歷如實地講述出來，巴中校如釋重負。顯得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們，讓世人們知道這一段秘聞，也是對歷史的貢獻和交代。
（編者註：該文部分曾於《開放》雜誌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