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08 12:14:48作者：
漢語式微？
唐磊
英語熱的同時出現了漢語教育的式微，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該如何在強勢的英語面前自處？
「Steven，對不起，我要用中文講了。」 丁肇中(美國華裔科學家，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朱棣文(199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華裔)說。
2004年6月28日，第四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大會在上海舉行，雖然與會的是500多位華人學者，但主辦方以「國際慣例」為由，規定提交大會的論文、相關專題網站、演講、提問等，都要使用英文——這也是延續了前三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家大會的做法。「這是學者的自我矮化，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汪湧豪教授對本刊說。
但是，輪到丁肇中演講時，他打破了這一「慣例」。
事實上，丁肇中常回中國作學術報告，每一次都堅持講中文，當年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上，丁肇中說的也是中文。
就在此次大會上，有些學者申請用漢語演講，遭到會方拒絕。在聽完南京大學基礎學科教育學院院長盧德馨的演講後，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惋惜道:「盧教授的教學改革在國內眾所周知，但用英文很難在有限時間內表達其思想的精髓。」
丁肇中反「潮流」的舉動，立刻引起中國社會的討論。
那麼多人學英語，為什麼
物理大會舉辦過程中，台下的很多研究生聽得一頭霧水，這些研究生都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物理系，但要他們完全聽懂用英文作的專業報告還有困難，雖然他們久經英語熏陶。
國內的大學生自1987年9月開始必須考英語，本科生要通過四級英語考試，1989年1月開始研究生必考六級英語考試。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 1987年第一次參加英語四級考試的有10萬多人，到2004年，四、六級加在一起高達1100多萬人。雖然教育部在2004年3月進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改革，不設及格線，不頒發合格證書，只發放成績單，但是這並沒有降低英語在學生眼中的重要地位，也無法改變全民英語熱。
不僅大學生如此，只要在國內接受教育的人，幾乎都曾把英語當作一門主科來學習。根據人口普查統計結果，到2000年11月，中國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數量比1982年增加了3.7億人，而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過英語教育。實際上，從1977年開始，部分小學就開始了英語教學。2001年後，《全日制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試驗稿)把英語課的設置提前到小學三年級(北京地區則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因此有數據估計，中國應該有4億人接受過英語教育，超過美英兩國人口總數。
在中國大陸許多學校，英語課程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至博士，在每次升學考試中，英語都是一項重要的衡量標準。而且很多公司面試、公務員考試、職稱評定、公費出國留學等，都需要過英語關，就連對某些公交車售票員、出租車司機、服務員等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也都有英語能力要求。
一些領域內，設置的英語門檻沒有顧及社會需要不需要、本人願意不願意。從實際情況看，多數參加英語考試的人都是出於應付考試來學，考試畢，英語對於他們的生活工作幾乎沒有意義。
學英語導致社會資源浪費
學習外語，本是件好事，何況還是一門到世界各地都能講得通的語言。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向《中國新聞週刊》表達自己對英語過熱的看法時說：「中國人不僅要用英文來適應國外的工作，還要用英文來向世界傳達中國人的信息。英語達到一定水平，是中國走向進步的一個標誌性的事情。」
然而，現實中有許多被迫學習英語的國人卻在痛恨英語。「學了用不上」，一些人抱怨。
北京外國語學院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的調查顯示，56%的非英語專業在校大學生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英文學習上。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找工作時，還要為口語面試捏把汗。很多人因為要應付各級考試的壓力，努力學習英文，但真正要用時，又發現當初的那種學法是不對的，只能應付考試，於是又換種方法再學。一項技能課，變成折騰人的課程。
「大家都忘記了一個外語環境的問題——外語學習的規律。一個星期花幾個小時學外語，能用到什麼地步。」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文秋芳教授對本刊說： 「外語是一種訓練，我們可以拓寬眼界，認識到不一樣的語法結構、思維方式，這都是有價值的。對外語的學習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要求，實事求是的評價，目前社會的期望值太高，所以導致大家都很失望。
儘管有上億人學過英語，但有教育研究機構人員及語言教育培訓機構人員估計，中國目前能夠使用英語進行交流的人不會超過2000萬，這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的英語學習者，在時間、精力、經濟方面大量投入後，沒有收到好的成效。
「國家發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英語，但沒有必要全民學英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文秋芳教授對本刊說：「國家資源也沒那麼多，真正利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英語人口沒有那麼多，不需要所有人都那麼費勁學英語。應該培養一大批專門的翻譯人才。」
雖然英語教育專家也認為全民學英語沒有必要，許多人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場「運動」還是無法停止。有人認為，英語考試背後的利益鏈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有統計數據表明，2005年，僅大學英語四、六級的報考人數就達600萬人。這還不包括其他參加職稱、出國英語考試的人在內。而幫助考生順利過關的英語培訓，更是被稱為「無煙工業」，按我國英語培訓市場高速增長態勢，到2010年，我國英語培訓的市場總值可望達到300億元。
母語危機
在英語熱的同時，很多人認為，漢語在式微。
有個小學生在作文中寫道「水很活潑」，老師就嚴重警告她父親「你孩子的語言很成問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汪湧豪教授對本刊說，「其實這個句子多好，但我們的語文教學是非常僵硬的，說明非常的失敗，這種失敗是全面性的。現在的語文教育解釋得很細，違背了我們漢語的特性。」
和西方語言重語法、很規則不同，漢語是一個詞彙型的語言，重詞彙，需要使用者掌握大量詞彙，但現實是許多人都無視漢語的這個特點。學語言「求用、求真、求美」，現在很多人都只停留在前兩個階段。中小學語文的應試教育，束縛了學生們的想像力，大學語文希望解放學生，但這時候他們已經對漢語似乎失去了興趣。
在不需要應試的大學裡，很多學校修改了大學語文課本，把原來的語文變為人文，或者變成作品賞析，讓學生充分體會母語的美妙。也有些學校的大學語文已經變成了選修課。但收效並不明顯。忽視對母語的修煉，會造成口說、書寫時語言失範、用詞的平庸。
為了培養孩子的語音語調，很多家長讓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英文，反而不是很重視漢語學習。
「不重視漢語的練習，是很大的損失，現在從小把很多的時間花在學外語上，實在是有些本末倒置。漢語的整個知識體系，實際上對開發中國孩子的智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大家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外國語學院的文秋芳教授說，她常常跟外國同行稱，中國人之所以聰明，是因為學習漢字。漢字給我們提高了分析能力、歸納能力、抽象能力。比如分析能力，我們會看這個字的結構，而且很多字差別很小，我們要比較分析。所以從小教孩子們學漢字就在教他們高層次的思維技能。這種技能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就學會了。在這同時，因為字很難寫，要反覆練，記憶力也得到了超常的訓練。
一種語言是一種生活方式，凝聚著歷史，積澱為文化。要把自己的文化傳向全世界，語言是無可替代的橋樑。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湧豪說：「國家的文化質量決定了它接受外來文化的能力，國家的語言質量也決定了它接受外來語言的能力。」歐洲各國設有國家級翻譯中心，主動向外國進行文化輸出。只有1600萬人口的荷蘭長期以來一直努力做翻譯大國，還成立專門的基金會資助荷蘭文學的學習和外譯；法國人更是對母語有著近乎執拗的維護，甚至都不讓「E-mail」這個通用的詞進入。
在中國，有關加強漢語學習和語文教育的呼籲已在這些年出現，「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汪湧豪說。
唐磊
英語熱的同時出現了漢語教育的式微，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該如何在強勢的英語面前自處？
「Steven，對不起，我要用中文講了。」 丁肇中(美國華裔科學家，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朱棣文(199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華裔)說。
2004年6月28日，第四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大會在上海舉行，雖然與會的是500多位華人學者，但主辦方以「國際慣例」為由，規定提交大會的論文、相關專題網站、演講、提問等，都要使用英文——這也是延續了前三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家大會的做法。「這是學者的自我矮化，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汪湧豪教授對本刊說。
但是，輪到丁肇中演講時，他打破了這一「慣例」。
事實上，丁肇中常回中國作學術報告，每一次都堅持講中文，當年在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上，丁肇中說的也是中文。
就在此次大會上，有些學者申請用漢語演講，遭到會方拒絕。在聽完南京大學基礎學科教育學院院長盧德馨的演講後，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惋惜道:「盧教授的教學改革在國內眾所周知，但用英文很難在有限時間內表達其思想的精髓。」
丁肇中反「潮流」的舉動，立刻引起中國社會的討論。
那麼多人學英語，為什麼
物理大會舉辦過程中，台下的很多研究生聽得一頭霧水，這些研究生都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物理系，但要他們完全聽懂用英文作的專業報告還有困難，雖然他們久經英語熏陶。
國內的大學生自1987年9月開始必須考英語，本科生要通過四級英語考試，1989年1月開始研究生必考六級英語考試。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 1987年第一次參加英語四級考試的有10萬多人，到2004年，四、六級加在一起高達1100多萬人。雖然教育部在2004年3月進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改革，不設及格線，不頒發合格證書，只發放成績單，但是這並沒有降低英語在學生眼中的重要地位，也無法改變全民英語熱。
不僅大學生如此，只要在國內接受教育的人，幾乎都曾把英語當作一門主科來學習。根據人口普查統計結果，到2000年11月，中國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數量比1982年增加了3.7億人，而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過英語教育。實際上，從1977年開始，部分小學就開始了英語教學。2001年後，《全日制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試驗稿)把英語課的設置提前到小學三年級(北京地區則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因此有數據估計，中國應該有4億人接受過英語教育，超過美英兩國人口總數。
在中國大陸許多學校，英語課程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至博士，在每次升學考試中，英語都是一項重要的衡量標準。而且很多公司面試、公務員考試、職稱評定、公費出國留學等，都需要過英語關，就連對某些公交車售票員、出租車司機、服務員等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也都有英語能力要求。
一些領域內，設置的英語門檻沒有顧及社會需要不需要、本人願意不願意。從實際情況看，多數參加英語考試的人都是出於應付考試來學，考試畢，英語對於他們的生活工作幾乎沒有意義。
學英語導致社會資源浪費
學習外語，本是件好事，何況還是一門到世界各地都能講得通的語言。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向《中國新聞週刊》表達自己對英語過熱的看法時說：「中國人不僅要用英文來適應國外的工作，還要用英文來向世界傳達中國人的信息。英語達到一定水平，是中國走向進步的一個標誌性的事情。」
然而，現實中有許多被迫學習英語的國人卻在痛恨英語。「學了用不上」，一些人抱怨。
北京外國語學院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的調查顯示，56%的非英語專業在校大學生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英文學習上。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找工作時，還要為口語面試捏把汗。很多人因為要應付各級考試的壓力，努力學習英文，但真正要用時，又發現當初的那種學法是不對的，只能應付考試，於是又換種方法再學。一項技能課，變成折騰人的課程。
「大家都忘記了一個外語環境的問題——外語學習的規律。一個星期花幾個小時學外語，能用到什麼地步。」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文秋芳教授對本刊說： 「外語是一種訓練，我們可以拓寬眼界，認識到不一樣的語法結構、思維方式，這都是有價值的。對外語的學習應該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要求，實事求是的評價，目前社會的期望值太高，所以導致大家都很失望。
儘管有上億人學過英語，但有教育研究機構人員及語言教育培訓機構人員估計，中國目前能夠使用英語進行交流的人不會超過2000萬，這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的英語學習者，在時間、精力、經濟方面大量投入後，沒有收到好的成效。
「國家發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英語，但沒有必要全民學英語。」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文秋芳教授對本刊說：「國家資源也沒那麼多，真正利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英語人口沒有那麼多，不需要所有人都那麼費勁學英語。應該培養一大批專門的翻譯人才。」
雖然英語教育專家也認為全民學英語沒有必要，許多人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場「運動」還是無法停止。有人認為，英語考試背後的利益鏈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有統計數據表明，2005年，僅大學英語四、六級的報考人數就達600萬人。這還不包括其他參加職稱、出國英語考試的人在內。而幫助考生順利過關的英語培訓，更是被稱為「無煙工業」，按我國英語培訓市場高速增長態勢，到2010年，我國英語培訓的市場總值可望達到300億元。
母語危機
在英語熱的同時，很多人認為，漢語在式微。
有個小學生在作文中寫道「水很活潑」，老師就嚴重警告她父親「你孩子的語言很成問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汪湧豪教授對本刊說，「其實這個句子多好，但我們的語文教學是非常僵硬的，說明非常的失敗，這種失敗是全面性的。現在的語文教育解釋得很細，違背了我們漢語的特性。」
和西方語言重語法、很規則不同，漢語是一個詞彙型的語言，重詞彙，需要使用者掌握大量詞彙，但現實是許多人都無視漢語的這個特點。學語言「求用、求真、求美」，現在很多人都只停留在前兩個階段。中小學語文的應試教育，束縛了學生們的想像力，大學語文希望解放學生，但這時候他們已經對漢語似乎失去了興趣。
在不需要應試的大學裡，很多學校修改了大學語文課本，把原來的語文變為人文，或者變成作品賞析，讓學生充分體會母語的美妙。也有些學校的大學語文已經變成了選修課。但收效並不明顯。忽視對母語的修煉，會造成口說、書寫時語言失範、用詞的平庸。
為了培養孩子的語音語調，很多家長讓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英文，反而不是很重視漢語學習。
「不重視漢語的練習，是很大的損失，現在從小把很多的時間花在學外語上，實在是有些本末倒置。漢語的整個知識體系，實際上對開發中國孩子的智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大家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外國語學院的文秋芳教授說，她常常跟外國同行稱，中國人之所以聰明，是因為學習漢字。漢字給我們提高了分析能力、歸納能力、抽象能力。比如分析能力，我們會看這個字的結構，而且很多字差別很小，我們要比較分析。所以從小教孩子們學漢字就在教他們高層次的思維技能。這種技能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就學會了。在這同時，因為字很難寫，要反覆練，記憶力也得到了超常的訓練。
一種語言是一種生活方式，凝聚著歷史，積澱為文化。要把自己的文化傳向全世界，語言是無可替代的橋樑。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湧豪說：「國家的文化質量決定了它接受外來文化的能力，國家的語言質量也決定了它接受外來語言的能力。」歐洲各國設有國家級翻譯中心，主動向外國進行文化輸出。只有1600萬人口的荷蘭長期以來一直努力做翻譯大國，還成立專門的基金會資助荷蘭文學的學習和外譯；法國人更是對母語有著近乎執拗的維護，甚至都不讓「E-mail」這個通用的詞進入。
在中國，有關加強漢語學習和語文教育的呼籲已在這些年出現，「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汪湧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