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造字之初是「依類像形」，即依樣畫樣，稱為「文」。「文」者「紋」也，即交錯而畫的意思。《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玄註：「古曰名，今曰字。」《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鄭玄註：「正名，謂正書字也。」所以在古代，稱文字為「書」或「名」。春秋時代以前只稱「文」，到了戰國時代，才開始稱「字」。
《呂氏春秋》成書時，秦相呂不韋將此書懸於秦國首都陝西咸陽，並出了佈告說：「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這是稱作「字」的開始。所以「文」是指事物的本像，「獨體為文」。「字」是後來滋生增加的，以補「文」之不足。「字」的形與聲相並成字而見義，所以說「合體為字」。
因此，舊時所謂「書」、「名」、「文」、「字」四者之區別為：
凡稱「書」者，乃就文字的「書寫」而言。
凡稱「名」者，乃就文字的「聲音」而言。
凡稱「文」者，乃就文字的「形體」而言。
凡稱「字」者，乃就文字的「發展」而言。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滅了韓、趙、魏、齊、楚、燕六國，三年後在琅玡刻石記功，刻上「同書文字」四個字，這是「文」與「字」連稱的開始。秦漢以來「文字」連稱盛行，為了避免與「書籍」之「書」、與「名家」之「名」相混，所以將「書」或「名」之稱法除掉了。
(二) 「小學」謂文字學，乃襲用古傳：
漢代稱「文字學」為小學，意思是孩童八歲入小學時，就開始學的科目，當作「禮、樂、射、馭、書、數」這《六藝》中的一藝，小學科目中的一科。
因此，「文字」的定義可說是：「凡有形體可供書寫，而代表一音、一義之符號，能組成章句，表達情意者，稱為文字」。
宋朝王安石說：「人言為聲，述以為字。」所以漢字之「字形」、「字音」與「字義」，是組成中國文字學的三要素。而研究「文字」之「形、音、義」，及其相互之關係與其變遷者，可稱為「文字學」。
(三) 六書即「形音義」之學：
「六書」之名，最早見於《周禮》。《說文解字序》：「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像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中國的文字可歸納分析為「六書」。清朝的文字學家，乾隆期間舉人段玉裁說：「六書者，文字、聲音、義理之總會也。有指事、像形、形聲、會意，而字形盡於此矣。有轉注、假借，而字義盡於此矣。」所以「六書」是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即「形、音、義」之學。
清朝另一位文字學家，道光年間舉人王筠曾說：「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神、影、形也。不能離形而為影與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與神，附此人之形也。」王筠的譬喻，是對漢字「形、音、義」三者，瞭解透徹，並能貫通融會的說法也。
(四) 文字的起源：
相傳漢字的創始，有所謂的「結繩」、「書契」、「八卦」、「河圖」、「洛書」、「甲子」、「圖畫」、「倉頡造字」等說法。
《淮南子》：「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敘》：「倉頡之作書也，蓋依類像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像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但這些說法，皆因時代久遠無法細考。至於是作書或作圖，分別不大，因為古文原為像形字也。
文字非一時一人所創。古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星辰，鳥獸之跡」皆可作為創造文字之啟示，何況遠古時期，言語聲音，不能留存並傳到異地，故有創製文字的必要。
(五) 文字起源之年代考：
清德宗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 ，一位在北京擔任國子監祭酒的京官，山東福山人，名叫王懿榮，以收藏古董，精通金石聞名。他患了瘧疾，僕人到藥店逵仁堂買藥，王懿榮的好友劉鶚，發現其中有一味名叫「敗龜版」的中藥，上面刻了隱隱約約的圖文，兩人仔細研看後，認定是珍貴的古文字，於是王懿榮便將這藥鋪的「敗龜版」收購一空，進而追溯到這些「龜甲」，是來自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這地方。
另種說法是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 ，有位叫範維卿的古董商人，在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收購了一些甲骨，他帶了十多片，到北京給精通古物的王懿榮看，王氏大喜，遂以高價購買。這即最早可見的「龜甲文字」。根據推斷，這種文字的創造，當在距今約三千餘年前，也即在商代之前。
商朝人好占卜，他們將占卜的文辭刻在龜甲獸骨上，這些刻在龜甲與獸骨上的文字，稱為「卜辭文字」或「殷墟文字」。因為商朝的第十九位帝盤庚，將國都自商(今河南商丘) 遷至殷(今河南安陽小屯) ，所以將從這裡挖出的文字，稱為「殷墟文字」。
殷墟甲骨為刀筆文字，但從出土的甲骨文看來，那時已有毛筆和朱墨，有調和朱墨的石臼和硯盤。這些出土的甲骨文，已相當成熟，顯現出脫離圖畫的階段，走向真正記載語言的文字。其中已有很多字，是將兩個形體併合在一起的表意文字了。
春秋戰國時期，書寫的工具有：竹簡、木片與絲帛，文字可用筆寫，因此使用日廣。
(六) 漢字的流變：
商代(西元前1751年到西元前1111年)的銅器，已進入銅錫合金時期，稱為「青銅器」。所以，刻在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或「鐘鼎文」。
「古文」是指倉頡以後，史籀以前的文字之通稱。古文的字形「首尾銳而中豐」。到了春秋時代周宣王時，太史籀(音宙)作了《史籀十五篇》(今已失傳) ，這即是「大篆」的文字。
戰國時期(西元前403年到西元前221年) ，六國之文字雜亂，各國各地，自製文字，所以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就有了「書同文、車同軌」的作法。秦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七章，皆為「小篆」的文字。(這三篇共有3,300個字) 。小篆的字形則「豐銳停勻」。後來，秦國的獄吏程邈，增減大篆，去其繁複作了「隸書」，秦時只在公家文書用隸字。
「小篆」之字體與「大篆」相差不多，但「隸書」則將大篆字之體多事刪減，形體上變了很多，如「魚、燕、秦、春、奉、泰」等很多的字皆如此，所以說：「篆書變古而古猶存，隸書變古而古文從此絕矣。」
漢朝初年，有仿《倉頡篇》的小篆字體來作字書者。到了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漢成帝時，李長作了《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小學不修，文字不正，錯謬甚多。所以到了東漢光武帝劉秀統一天下後(西元25年)，伏波將軍馬援曾上書「請正文字」。要求廣徵通曉古文字者，來更正當時文字的錯誤。
「草書」者乃草創之書。《說文解字敘》：「漢興有草書」，這是所謂「赴急之書」，並不用來教孩童，僅施於簡檄(一種用以徵召的文書)，絕少流傳。或謂「草書」自隸書變來，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之字，體勢不連綿，「今草」之字，體勢一筆而成。
「行書」又叫「行押書」，其起源及作者均不明。《六體書論》：「真書(正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所以行書介於草書與正書(楷書)之間。清朝道光年間進士劉熙載說：「行書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縱於真，草行近草而斂於草」。
目前我們寫的正體漢字，原叫「正書」，即「楷書」或「真書」。《宋．宣和書譜》：「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書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於是西漢之末，隸書石刻間雜為正書，降及三國鐘繇 者，乃有《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晉王羲之作《樂毅篇》《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為今昔不貲之寶」。
「正」字從「止」從「一」。「一」者《許慎，說文解字》說：「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止」者「足」也，引申有達到，止於至善之意。因此「正」字有建中立極，不偏不倚，止於最好的地步。
所以「正書」即楷書，即「正體字」。我們將中國一脈相傳的字，稱為「正體字」，這個名稱有其歷史淵源。自漢朝發展到唐朝定型而大備，一千餘年來，基本上沒有大的變更。一直延用到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
(七) 許慎與《說文解字》：
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許慎(字叔重)作《說文解字》，以「形」「義」為主，收錄了9353個字，分為540個部首。使文字有了歸類。但許慎卻等到東漢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 ，才獻給皇帝。不到幾十年便流行於天下，是文字學最早的一本書。
明朝顧炎武，對東漢古文經學家，文字學家，被時人稱為：「五經無雙許叔重」的許慎之功勞十分推崇。他說：「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恉，使三代(夏商周)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識古人之製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江蘇昆山人。西元1644年明朝亡後，始改名為炎武。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為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
清乾隆時，翰林院編修孫星衍說：「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惟其書雖經表上，當時未見頒行，故魏晉之間，惟有《急就篇》為學童所學。」
漢代有所謂的「今文學家」與「古文學家」之爭。那是因為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古籍難見。漢宣帝時，找了耆老(伏勝)來背誦《尚書》，但失誤頗多。後來魯恭王劉余，在封國內拆除孔子舊宅的牆壁時，發現一批用古文寫的經書，其中有《尚書》《禮記》《論語》《春秋》《孝經》等。這些在孔宅發現的《古文尚書》，是用先秦小篆寫的，比伏生(即伏勝)背誦後，用漢代通行之隸書寫的《今文尚書》，多了十九篇等。
今文學家雖喜言文字，但多為荒謬之論。古文學家則根據《說文解字》自「六書」入手，進而建立一種文字學之系統，用來解說經籍，保存了中華正確的文化傳統。到了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均有文字學之書撰述。
(八) 明清之字典巨著：
明朝神宗萬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編了《字彙》，改用楷書，共分十四冊，分別以「首」「尾」及「十二地支」命名，收錄了33,197個字，都是經史中常用之字。他將許慎《說文解字》540個部首，簡化為214部首，按筆劃順序排列，便於檢閱。用「反切」及「直音」注音。
《字彙》並列有教人寫字的筆順，辨認字形相似的字等等。對近代語言史之研究價值頗高。目前我們使用的《辭海》，即沿用《字彙》的部首檢字方法。
到了明末崇禎年，國子監江西宜春人張自烈，編了《正字通》，分十二卷，共收33,549字，部首亦分為214個。其部首秩序與每部所納之字，亦按筆劃多少排列。《正字通》並收了許多方言及俗語的意義。
1644年滿州人入關。清朝初年，清聖祖康熙皇帝有鑒於宋元時期，流行於賬簿、當票、藥方、小說、唱本等文字記載中所用的「破體字」「俗體字」(即簡體字)充斥，文字之亂象叢生。
康熙四十九年(西元1710年) ，令翰林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等，共三十人參與主編《康熙字典》。他們參考明朝梅膺祚的《字彙》，與明朝張自烈的《正字通》兩本字典為藍本，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歷時七年始編纂成。嚴格要求，正確書寫，「正體漢字」之方法。
《康熙字典》共分十二集，每集以「地支」命名。共收集漢字47,000餘字，部首亦分為214個。並有反切注音，註明出處及參考等等，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語文工具，並一直被廣泛地使用。
所以，僅就《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三部字典所收錄的字數與部首看來，漢字明顯的增加。但其字之增加，皆依循「六書」的規範。但部首卻從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9,353個字，所歸納成的540部首，而減少到214部首。這即證明漢字是極科學化的，有其演變之規則。不因字數增多，而「部首」亦隨之增加。
「部首字」則是認識千千萬萬漢字之基礎，漢字亦根據這有限之「214」個部首字，以「形、音、義」之規範，加以排列組合。凡筆劃多之漢字，可以依照部首，將文字拆開講解，再合併回覆其字之原形，這是以簡馭難的最佳識字方法。
清代文字學家王筠在其《文字蒙求》自序中提到：「人之不識字也，病於不能分，茍能分一字為數字，則點劃必不可以增減，且易記而難忘矣。茍於童蒙時，先令知某為像形，某為指事，而會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聲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豈非執簡御繁之法乎。」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見解，說出了學習正體漢字的簡易辦法。
(九) 清代的文字與聲韻研究：
有清一代，研究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文字學家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桂馥的《說文義證》。王筠的《說文釋例》。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書。
另外，清朝學者對古文字，聲韻學與訓詁學之研究，皆有具體輝煌之成就。自清末發現甲骨文，一直到民國以後，有名的甲骨文專家有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等等。聲韻學專家則有章太炎，黃季剛，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等等。
(十) 中國歷代字體的演變：
從甲骨文→鐘鼎文(金文)→大篆(籀文) →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
都是字形簡化的結果。亦為用筆簡化的結果。
由「篆書」變「隸書」，變圓曲之筆為方直之筆，以便書寫。
由「隸書」變「楷書」，字形亦簡略。外貌雖不像形，而像形之本質仍存。
故「楷書」(即「正體字」) ，創始於漢末，完成於魏晉，一直沿用至今。近一千八百年來，漢字沒再改簡的原因：乃「楷書」已達最簡的地步了。
如果再簡略下去，不免入於符號化，不能維持漢字的像形本質，並完全脫離漢字依據「六書」的規範。使漢字原本具有「因形見義」「望文生義」的功能，皆消失殆盡。
這種符號化的文字，既不能像舊時的漢字能表義，亦不像拼音文字般表音，「形、音、義」三方面皆無是處，成了最沒用的文字。
(十一) 漢字之特性：
正體漢字是單形體，單音節的方塊字，是左腦右腦可並用的「復腦文字」。它有聲調，同音字多，有單詞與複詞，既可用來表徵外界的萬千事物，更具有「形音義」的特殊功能，易於辨認分析，易讀性高。
漢字其基本結構有三種秩序：「上下結構」如：「朵、忠、霜、替」等。「左右結構」如：「北、林、劉、騎」等。「內外結構」如：「康、匍、聞、圍」等。
漢字由於有了「部首字」的分類與歸納，那麼「獨體之文」與「合體之字」，有了條理可循。何況漢字雖多，形聲字居十之七八，轉注以聲轉為本，假借亦以聲借多。既識「部首」之義，其相屬之字義，亦必相近。既識本字之音，則本字之音與配合之音，亦相去不遠。故「字義」「字音」皆有其根源，可以以簡(即用「部首字」) ，來馭繁 (即駕馭「眾多之漢字」)也。
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不隨語言之變化而變化，穩定性高，可以超越時空，古詞(字)皆可今用。中國地大人多，方言雖異，但使用之文字卻相同。易於溝通，促進團結。
正體漢字，字型勻稱優美，書寫時自上往下，自右往左，自左往右，均可通行。用諸書信文章、詩詞、歌賦、對聯、書法、謎語、文字遊戲等等，皆能歷久彌新。而正體漢字中所蘊藏之豐富資料，更可上溯中華文化淵源、史地背景及發展。
如今電腦專家發現：漢字適用於電腦有三大優點：
(一) 漢字是單音節，其語音信號，可以迅速的進行頻譜分析處理。
(二) 漢字是單形體的方塊字，比拚音文字更易於儲藏。
(三) 漢字的偏旁部首，其相互結構，符合現代電腦的邏輯原理。比拚音文字更適於電腦的發展。
事實證明，電腦輸入「正體漢字」的速度，絕不比拚音文字慢，由此可見，這經過千百年錘鏈的「正體漢字」，既經得起時代的考驗，亦能隨著時代的潮流前進，光輝永在，價值永存。
(十二) 簡化字的起因及演變：
自清世祖順治帝於1644年入關，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滿清皇朝有十二帝，立國共268年。清皇室歷經聖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 三帝，134年間，可謂盛世之外，到了清仁宗(嘉慶)、清宣宗(道光)時，就步入國勢衰弱之途。(「康乾盛世、嘉道中衰」)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由於清廷舉棋不定，主戰者欽差大臣林則徐被革職，英軍兩次北犯，先至大沽口，後再兵臨南京。光緒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被迫訂下中國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至此，中國門戶洞開，紙老虎之面目被拆穿。
由於清朝腐敗無能，列強之勢力由海口進入中國內地，仗著船堅炮利，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中國境內禍亂不止，社會秩序破壞，百姓流離失所。故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興起。
於是有模仿西法，洋務建樹，增強國防，發展交通礦業，建立新式學堂，留學教育，翻譯西書等等之措施。當時許多讀書人，像嚴復(留英)、蔡元培(留德)、章太炎(留日)、熊十力、錢玄同(留日)、周樹人(留日)、胡適(留美)、劉半農(留英法)、趙 元任(留美)、顧頡剛、馮友蘭(留美)、林語堂(留美)等人，皆清咸豐、同治、光緒年間出生的大學者。
但他們之中，或有過於偏激如錢玄同者。他提倡「廢除古文」、「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主張「自左向由橫寫」等等。錢玄同曾說：「欲袪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當以廢孔學為唯一辦法」。「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的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解決。」
周樹人(魯迅)則謂：「漢字是勞動人民的結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就說過：「漢字真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茅坑」。
民國元年(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首先廢除「讀經書」，接著再以迷信的理由「廢除祭孔」。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後，像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人，更是大力倡導「反傳統」，要冒進要西化。提倡白話文，抨擊儒家思想，推動「疑古」風氣，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
中共統治大陸之初，大力推行簡化字。1956年8月，舒慶春(老舍)在《關於語言規範化》說：「……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規範化。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文字改革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們將來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塊字難處很多：難認、難念、難懂、難記、難寫。過渡期間，消滅漢字不行，那麼辦就天下大亂了。」「文字改革不規範化，因為漢字歷來就不規範化，誰也說不清楚漢字是怎麼回事。……」
在這種對漢字的結構與「六書」毫不瞭解，並執意非把「正體字」鏟除而後快的情況下，「正體漢字」揹負了許多罪名，說它是「造成文盲眾多，造成科學落後，造成貧窮，造成學生對國文學習沒興趣……」等的障礙，希望先藉著簡化字，將「正體字」去掉，然後將中國文字拼音化。
簡化字(有兩個階段)與漢語拼音：
壹：(一) 1922年，錢玄同發表《減省現行漢字筆畫表》，《簡省漢字筆劃提
議》。 (五四運動時期)
(二) 1935年6月，錢玄同編成《簡體字譜》，收了二千三百多字。當時國民
政府教育部，從中選了三百二十四個，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結果
全國大嘩，1936年2月 便被收回。
貳：(一) 1950年簡化字運動，中共教育部開始蒐集常用簡化字。
(二) 1956年1月，中共國務院通過《漢字簡化方案》，共收了515個字。簡化
偏旁54個。
(三) 1958年2月11日，中共第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批准：《漢字拼音方案》
(四) 1964年，中共文改會編印了《簡化字總表》，將簡化字增到2,236個。
(五) 1986年10月10日，中共國務院批准《簡化字總表》。
(六) 1988年1月26日，中共教育部發布：《現代漢語常用字表》。
(七) 1988年3月25日，中共語文工作會發布：《現代漢語通用字表》。
(八) GB/T 16159-1996：《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
(九) 2002年3月31日，中共教育部試行：《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
五十餘年來，中共簡化字左改右改了數次，人民無所適從，以至使用時，錯字、別字、自造簡字，層出不窮。而拼音文字的發展，也遇到無數的困難。因為光是漢字的同音異義字，就是拼音字一個逾越不過的鴻溝。
事實上，先學「正體字」再學簡化字是正確的途徑。因為使用簡化字，是一種輔助的手段，為的是方便書寫而已。而正式的書刊、文件、報章、雜誌、課本，應該用正體字出版。這樣一來，人們對漢字的理解，皆依據正體。有了正體為標準，自然覺得簡體作手書是種方便，錯字、別字自然減少。
1920年，錢玄同在給胡適的信中說：「看見自己發表在《新青年》時的舊作「慚汗無地」。1927年時，更說自己數年前的謬論，「十之八九都成懺悔之資料」 。」《錢玄同文集》
1938年1月，在法國巴黎求學的錢玄同之次子錢三強，收到父親的信，其中有一段：《葛能全．錢三強傳》：「吾家三世業儒。故料量田產及經營米鹽之事非所熟悉。我才尤短。更拙於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趨貧困。你有志求學，作顯親揚名榮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順孫。數年以後，領得學位文憑，博得一官半職，繼承祖業，光大門楣，便足以上對祖先，下亦慰我老懷，娛我晚景矣…。」
「我雖閉門養病，但自幼讀孔孟之書，自三十歲以後(民五以後)，對於經義，略有所窺知，故二十年來教誨後進，專以保存國粹昌明聖教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們弟兄述說者。今雖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溫習經書一二十頁，有時臥病在床，則閉目默誦，此於修養身心最為有益，願終身行之也。」
晚年的錢玄同所顯示的，與他早年提倡「反傳統」提倡「疑古」等等，這些偏激的言論、行為與看法，真是截然不同。
曾任北大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國的古文字專家，1952年曾任大陸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唐蘭先生，文革後到香港中文大學，當時他嘆了一口氣道：「有句話過去不敢說，現在要講，漢字是不該簡化的。」
自元明以來，一直有簡體字，當時稱為「破體字」或「俗體字」。中共推行簡化字，簡化字要能符合「漢字演化的規範」，要能「約定俗成」，才算成熟，方能推廣。
如果只是為了簡省筆劃而亂簡，又為了簡省文字，竟然以一個同音字，代替其它「同音異義字」的作法，不僅是破壞漢字與中華文化，擾亂文字系統，增加古今的隔閡，開啟了學習中文的錯誤方式，導致國文程度更低落，其種種弊端及遺害，真是應了順口溜所謂：「簡化、簡化、再簡化。叉叉、叉叉、又叉叉」了。
(十三) 如何解決因簡化字造成文字錯亂使用及語意混淆之問題：
(一) 從根本著手，提倡「讀經」教育，選讀最有價值的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易經》、《詩經》、《莊子》、《老子》、《唐詩三百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觀止》等等，提高國民的中文程度與道德標準。
(二) 加強214部首的認識與瞭解，是為認識漢字之基礎。
(三) 提高漢文教師之國文程度，加強他們學習史地與基本文字學之知識。
(四) 官方與民間，均應鼓勵並提倡本國語文之學習。鼓勵全體國民讀書，養成讀好書的風氣。
(五) 凡印刷文字宜用「正體漢字」印行。鼓勵國民認識並書寫正體字。凡民間日用「約定成俗，流行成熟」之簡體字，其書寫或運用，聽其自然，不加干涉。
(六)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文字是民族的命脈，應該再三審慎處理，才能「不負於前人，無愧於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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