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6 04:05:26作者：茉莉
瑞典大選那天清晨霧氣瀰漫。有記者拍了一張大霧籠罩國會的照片，放在報紙頭版，意味著這場選舉迷霧重重勝負難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參加選舉的中國姑娘問我，投哪個黨派的票比較好。我說，你就隨便投好了，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個黨派上臺，實際上都差不多。
◎ 右派上臺世界一片驚呼
9月17日晚，不斷跳躍的屏幕統計數字顯示，左右派雙方的選票比較接近。夜裡11時，終於塵埃落定：由溫和黨、人民黨、基督教民主黨和中心黨等四黨組成的右翼聯盟獲勝，業已連續執政十二年的社會民主黨以些微差距輸掉政權。
於是世界各報一片驚呼：「瑞典大選變天」，「瑞典最成功的社會模式‘向右轉’？」……。
為什麼一個人口僅九百萬的小國，其選舉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這是因為，七十餘年來，這個小國創造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社會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發達國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著全球最優越的高福利。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認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
作為「瑞典模式」的忠誠捍衛者，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成績不俗。但在過去七十四年裡只執政過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間鹹魚翻身，以四黨聯盟的力量奪得政權，這就震驚了歐洲。人們格外關注本次大選，是因為「瑞典模式」具有標竿意義，對歐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範和衝擊的效應。
◎ 右派繼承左派的各項政策
一片驚呼的輿論普遍認為，這個選舉結果表明：被視為福利典範的瑞典將要向「右」走了，因為瑞典人民已經不滿這個模式。作為瑞典納稅人，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廂情願的猜測罷了。
毫無疑問，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永遠有不滿，社會永遠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這次選擇，並不表示他們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轉，也不意味著要拋棄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會出現審美疲勞，一個政黨執政久了，其領導人面孔也會有令人生倦的時候。那麼，如果在野黨中冒出一個清新的領導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諸如減少失業率之類的積極改革措施，選民們自然會產生「換個黨做做」的心理。
那麼，為什麼右派聯盟業已上臺執政，而瑞典卻注定不會向右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觀察新政府準備實施的各項政策，並認識右派不得不繼承左派政策的深層原因。
首先，讓我們比較一下新舊兩個政府的具體政策：
1），在稅收方面。新上臺的右派政府提出減稅，但減稅的額度將是微小的。從總體上看，瑞典人將和以前一樣交很高的稅。
2），在社會津貼和其他福利方面。雖然會減少一些失業金，但新政府承諾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其他津貼。
3），在對待瑞典強大工會和勞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經許諾，將以締結強大的集體協定的方式，在勞工市場保護「瑞典模式」。
4），在對待墮胎和社會主義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會有所改變。與人們的預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準備採用一種特別資助的方式，讓爸爸媽媽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裡帶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絕不會讓瑞典加入北約，因為這是瑞典人民一致贊同的中立傳統。
由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到，新舊兩個政府的政策差異如此微小，幾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黨的政策。這一點，很難為信仰西方經典模式「華盛頓共識」的美國及歐洲他國所理解，更難為中國人所認識。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戰的原因
筆者試圖來解釋一下這個奇怪的現象——「右派繼承左派政策」——背後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是因為這個制度保護窮人並且養懶人，因此獲得窮人和懶人的選票支持。這個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卻不是全部的真實。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產階級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關鍵作用，否則，瑞典模式不會如此長期地維持下來。
為什麼中產階級要支持福利制度？我們不能說，瑞典的中產階級都是主張財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單純從經濟人的角度看，中產階級保護瑞典模式，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幾十年以來，瑞典的中產階級一直交納高稅，為了換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質量的教育，並獲得有效率的醫療。在交完稅之後，他們已經所剩無幾，沒有多餘的錢購買私人保險。這個制度，即是個人與社會締結的一個長期合約，任何有關減稅的美麗承諾，都不能中止這個合約。由於中產階級已經付出了高額的稅款，他們因此認為自己有權享受福利制度的回報，這個制度就必須繼續下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費爾德。這位才四十出頭的年輕首相，其成長時期正是社民黨的福利社會大發展的時期。作為這個制度的受益者，林費爾德從一出生就享受兒童津貼，中小學時期享受免費教育、免費巴士和免費午餐，讀大學時享受學習津貼。因此，儘管從父母的創業過程中，林費爾德看到高稅收制度下企業家的艱難，因此參加右派黨，但他絕不會徹底顛覆瑞典特有的社會模式，而只是要進行局部的修補。
事實上，經過長期在野和很多次選舉失敗，右派黨終於認識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幾乎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社民黨的政策是大多數選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贏得選舉的政黨都不能挑戰這一政策。右派黨因此停止了不聰明的做法，於是，這次選舉成為圍繞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一次競賽，左右雙方較量的中心是：看誰能給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這個重大的思想轉彎之後，右派聯盟才獲得政權。在選舉前，林費爾德給選民吃定心丸，用很溫和的語調告訴選民，瑞典現有的模式將會是安全的。他說：「我們要表明，我們喜歡現在的瑞典，不過我們也要顯示，我們希望通過謹慎的步伐來進行改革的意願。」
一些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上述這種右派上臺繼承左派政策的現象，是政客們為了選票而做的妥協，這將影響瑞典經濟的活力與發展。但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為什麼瑞典在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同時，仍然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比較歐洲其他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它們的稅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們目前的經濟狀況卻比瑞典要惡劣得多。
◎ 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無獨有偶，類似現像在加拿大也曾發生過。加拿大右派保守黨在獲得政權之前，經常指責長期執政的左派自由黨，說他們給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鉑領導的保守黨終於上臺，一上臺就要實現他們在競選過程中的承諾：不削減社會福利專案。結果，贏得大選的右派，並未使社會向右轉。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況，即左派繼承右派的政策，英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現任首相布萊爾是左派的工黨領袖，他上臺之後，卻在實踐上實行他的老對頭 ——右派黨的「撒切爾主義」，從而確立了一條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折衷路線。這條路線基本解決了「左」與「右」的矛盾。
為什麼西方政治家都會向對手的政策轉變？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理念所決定的。不論左右，當今歐美政治家都異口同聲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僅要讓大眾富裕，而且要讓大眾幸福。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全看成是討好選民的說辭，而要看到其背後的社會心理學基礎。
這種「幸福政治理論」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學和綠色環保運動基礎上的。人們早就發現「金錢買不來幸福」，一味追求金錢的社會，產生了許多令人頭疼的問題。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萊恩在他的《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書中說，為了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應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階層傾斜。
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論」裡探討如何從制度上解決人的幸福問題，這一觀點成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給人安全感的，實行這種制度的北歐國家，往往在各類全球幸福指數排名中名列前茅。這一點毫不令人奇怪。
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兩派正有互相補充的合流趨勢。但遺憾的是，筆者辛辛苦苦拾起這些「他山之石」，卻完全不能用來攻中國這塊「玉」，因為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的情況，完全不能和專制中國的現實類比。不久前，秦暉先生在中美歐學者「問題、前景與選擇研討會」上發言，談「中國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的問題時，清醒地指出了中國的悲哀現狀：
——「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 右派上臺世界一片驚呼
9月17日晚，不斷跳躍的屏幕統計數字顯示，左右派雙方的選票比較接近。夜裡11時，終於塵埃落定：由溫和黨、人民黨、基督教民主黨和中心黨等四黨組成的右翼聯盟獲勝，業已連續執政十二年的社會民主黨以些微差距輸掉政權。
於是世界各報一片驚呼：「瑞典大選變天」，「瑞典最成功的社會模式‘向右轉’？」……。
為什麼一個人口僅九百萬的小國，其選舉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這是因為，七十餘年來，這個小國創造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社會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發達國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著全球最優越的高福利。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認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
作為「瑞典模式」的忠誠捍衛者，左翼的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成績不俗。但在過去七十四年裡只執政過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間鹹魚翻身，以四黨聯盟的力量奪得政權，這就震驚了歐洲。人們格外關注本次大選，是因為「瑞典模式」具有標竿意義，對歐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範和衝擊的效應。
◎ 右派繼承左派的各項政策
一片驚呼的輿論普遍認為，這個選舉結果表明：被視為福利典範的瑞典將要向「右」走了，因為瑞典人民已經不滿這個模式。作為瑞典納稅人，筆者認為，這種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廂情願的猜測罷了。
毫無疑問，不管在哪個國家，人民永遠有不滿，社會永遠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這次選擇，並不表示他們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轉，也不意味著要拋棄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會出現審美疲勞，一個政黨執政久了，其領導人面孔也會有令人生倦的時候。那麼，如果在野黨中冒出一個清新的領導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諸如減少失業率之類的積極改革措施，選民們自然會產生「換個黨做做」的心理。
那麼，為什麼右派聯盟業已上臺執政，而瑞典卻注定不會向右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觀察新政府準備實施的各項政策，並認識右派不得不繼承左派政策的深層原因。
首先，讓我們比較一下新舊兩個政府的具體政策：
1），在稅收方面。新上臺的右派政府提出減稅，但減稅的額度將是微小的。從總體上看，瑞典人將和以前一樣交很高的稅。
2），在社會津貼和其他福利方面。雖然會減少一些失業金，但新政府承諾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其他津貼。
3），在對待瑞典強大工會和勞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經許諾，將以締結強大的集體協定的方式，在勞工市場保護「瑞典模式」。
4），在對待墮胎和社會主義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會有所改變。與人們的預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準備採用一種特別資助的方式，讓爸爸媽媽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裡帶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絕不會讓瑞典加入北約，因為這是瑞典人民一致贊同的中立傳統。
由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到，新舊兩個政府的政策差異如此微小，幾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黨的政策。這一點，很難為信仰西方經典模式「華盛頓共識」的美國及歐洲他國所理解，更難為中國人所認識。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戰的原因
筆者試圖來解釋一下這個奇怪的現象——「右派繼承左派政策」——背後的原因。
很多人認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是因為這個制度保護窮人並且養懶人，因此獲得窮人和懶人的選票支持。這個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卻不是全部的真實。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產階級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關鍵作用，否則，瑞典模式不會如此長期地維持下來。
為什麼中產階級要支持福利制度？我們不能說，瑞典的中產階級都是主張財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單純從經濟人的角度看，中產階級保護瑞典模式，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幾十年以來，瑞典的中產階級一直交納高稅，為了換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質量的教育，並獲得有效率的醫療。在交完稅之後，他們已經所剩無幾，沒有多餘的錢購買私人保險。這個制度，即是個人與社會締結的一個長期合約，任何有關減稅的美麗承諾，都不能中止這個合約。由於中產階級已經付出了高額的稅款，他們因此認為自己有權享受福利制度的回報，這個制度就必須繼續下去。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費爾德。這位才四十出頭的年輕首相，其成長時期正是社民黨的福利社會大發展的時期。作為這個制度的受益者，林費爾德從一出生就享受兒童津貼，中小學時期享受免費教育、免費巴士和免費午餐，讀大學時享受學習津貼。因此，儘管從父母的創業過程中，林費爾德看到高稅收制度下企業家的艱難，因此參加右派黨，但他絕不會徹底顛覆瑞典特有的社會模式，而只是要進行局部的修補。
事實上，經過長期在野和很多次選舉失敗，右派黨終於認識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幾乎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社民黨的政策是大多數選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贏得選舉的政黨都不能挑戰這一政策。右派黨因此停止了不聰明的做法，於是，這次選舉成為圍繞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一次競賽，左右雙方較量的中心是：看誰能給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這個重大的思想轉彎之後，右派聯盟才獲得政權。在選舉前，林費爾德給選民吃定心丸，用很溫和的語調告訴選民，瑞典現有的模式將會是安全的。他說：「我們要表明，我們喜歡現在的瑞典，不過我們也要顯示，我們希望通過謹慎的步伐來進行改革的意願。」
一些右派經濟學家認為，上述這種右派上臺繼承左派政策的現象，是政客們為了選票而做的妥協，這將影響瑞典經濟的活力與發展。但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為什麼瑞典在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同時，仍然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比較歐洲其他國家，例如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它們的稅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們目前的經濟狀況卻比瑞典要惡劣得多。
◎ 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無獨有偶，類似現像在加拿大也曾發生過。加拿大右派保守黨在獲得政權之前，經常指責長期執政的左派自由黨，說他們給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鉑領導的保守黨終於上臺，一上臺就要實現他們在競選過程中的承諾：不削減社會福利專案。結果，贏得大選的右派，並未使社會向右轉。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況，即左派繼承右派的政策，英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現任首相布萊爾是左派的工黨領袖，他上臺之後，卻在實踐上實行他的老對頭 ——右派黨的「撒切爾主義」，從而確立了一條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折衷路線。這條路線基本解決了「左」與「右」的矛盾。
為什麼西方政治家都會向對手的政策轉變？這是由他們的政治理念所決定的。不論左右，當今歐美政治家都異口同聲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僅要讓大眾富裕，而且要讓大眾幸福。我們不能把這種說法全看成是討好選民的說辭，而要看到其背後的社會心理學基礎。
這種「幸福政治理論」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學和綠色環保運動基礎上的。人們早就發現「金錢買不來幸福」，一味追求金錢的社會，產生了許多令人頭疼的問題。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萊恩在他的《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書中說，為了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應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階層傾斜。
獲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論」裡探討如何從制度上解決人的幸福問題，這一觀點成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權，給人安全感的，實行這種制度的北歐國家，往往在各類全球幸福指數排名中名列前茅。這一點毫不令人奇怪。
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兩派正有互相補充的合流趨勢。但遺憾的是，筆者辛辛苦苦拾起這些「他山之石」，卻完全不能用來攻中國這塊「玉」，因為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的情況，完全不能和專制中國的現實類比。不久前，秦暉先生在中美歐學者「問題、前景與選擇研討會」上發言，談「中國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的問題時，清醒地指出了中國的悲哀現狀：
——「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