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6 04:10:52作者：
近年，中國高中、大學學費一直有升無降，一些農村家庭甚至被高額學費逼得家破人亡，中國教育收費亟待給農村家庭減負以及規範。在其中一個例子，一個在北京的兩孩之父王俊華被拖欠半年工資，他因為沒有錢交付學費而喝農藥後死在自家院裡。死前，他在院子裡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讓孩子上學。」對教育官員來說，「執政為民」這四個字，似乎只是一句口號而已。
一個署名寒心的《「學費殺人」全記錄》網文最近在網上流傳甚廣，文中提到二十例因不堪高額學費重負而自殺的個案，其中有時間錯誤，也有一些個案無從查證，以下是從報紙更正並查實的十二例個案。
個案一：自殺者：王靜娜（成都金牛區土橋中學高三畢業生），19歲，女
2005 年8月14日《成都商報》報導，05年8月13日16時王靜娜許喝下農藥「滅蠅靈」自殺身亡。她的自殺誘因是：王靜娜被成都某民辦高校錄取，學費 13000元（人民幣，下同）。王靜娜生活在單親家庭，父母多年前離婚，經濟較為困難。王靜娜的學雜費共要13000元，出事前，母親表示一下子拿不出這麼大一筆錢來，不過勸她說不要著急，會慢慢想辦法。在王靜娜找過爺爺要錢，但是沒有成功後，自殺。
個案二：林冰心，李清培（泉州永春縣達埔鎮獅峰村應屆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4日《泉州晚報》報導。因承受不了家庭貧困及兒子大學費用無著落等生活壓力，04年7月26日，林冰心喝農藥自殺。
原來，李清培被福建集美大學的錄取以及家庭債臺高筑。2001年，李清培的父親李德斯去世。2003年，李清培16歲的妹妹李少玲初中畢業，但因家裡已經負債1萬多元，只能輟學打工。當年3月剛年滿16歲的李少玲到南安詩山一家雨傘廠打工，每月給家裡200元錢幫補家用。
當年李家向親鄰們暫借數千元弄起來的蘑菇種植房幾乎絕收，又負債數千元。林冰心臨死前多次告訴鄉鄰，自己因無法承擔家庭貧困及撫養一對子女的壓力，「很想早早解脫」。
個案三：劉淑傑，周娜（瀋陽四中高三畢業生）之母，經搶救，倖存
2004年08月27日《遼瀋晚報》報導，2004年8月26日8時，劉淑傑在家中吞下100片「安定」，經搶救，倖存。
周娜被北京應用技術大學計算器本科專業錄取，每年學費高達8000多元，周娜決定放棄到北京讀本科，準備在瀋陽讀個花錢少的專科，但念專科學費也得要 4000家裡同樣也負擔不起。自殺前，劉淑傑曾留下遺書：「……我很想圓了你的大學夢，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媽媽，不能給你一個很好的環境……對不起，……」。
周娜上小學時，父母離婚。母親有嚴重的心臟病。母親下崗後，母女每月就靠社區和單位補助的200多元錢以及崔女士（劉淑傑的朋友）的接濟艱難生活。
個案四：龔某，焦志梅（皋蘭二中高三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27日《甘肅農民報》報導， 2004年8月22日，龔某凌晨投入自家水窖井。
焦志梅被張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錄取，湊不齊女兒近5000元的學費。
焦家裡條件不好，焦志梅的哥哥又到了娶媳婦的年齡。母親曾幾次向焦志梅提出讓她放棄上大學。後來，父母看到她執意要上大學，便四處籌錢，但直到8月21日，才湊了3200元。
個案五：趙麗芹，系李致富（永吉縣實驗中學高三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26日《東亞經貿新聞》報導，2004年8月20，李致富收到高考錄取通知書，幾天後趙麗芹在家中牛棚外上吊。
李致富被長春汽車工業學院錄取，每年學費要8000元。趙麗芹到處給兒子籌錢，但也只是借了4000多元錢，自己又再次病倒在床，父親和李致富商量這 4000塊先給媽媽治病，結果趙麗芹就背著家人牛棚外懸樑自盡了。自殺前她對李致富說：「我這病看也看不好了，媽就不花冤枉錢了。你不要總想家裡的事，好好上大學，這就是孝順我了。」
趙麗芹患有心臟病、風濕病等多種疾病。自殺前，家中兩頭牛突然死亡，從此趙麗芹一病不起。家裡東挪西借，拉下了１萬多元債。李致富經常到縣城裡打零工，但是他在一個工地干了半個多月，卻沒得到一分錢工資。
個案六：王俊華，北京市順義區楊鎮二街村村民，兩個孩子之父
2004年8月18日《京華時報》報導，2004年8月4日晚，王俊華喝農藥身亡。
2004年8月3日，王俊華的兩個孩子同時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學費共約8000元。
王俊華的工作是清理村裡的垃圾，年工資7900元，這是全家的生活來源。8月4日晚，王俊華討要上半年的工資未果，喝農藥後死在自家院裡。死前，他在院子裡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讓孩子上學。」
個案七：孫守軍，孫大朋（遼寧遼陽四中高三畢業生）之父，遼寧省遼陽市太子河區小祁家鎮竇雙樹村農民
2006年3月16日《南方人物週刊》報導，2004年8月2日，孫守軍在家中喝下大半袋「萬靈」牌殺蟲劑自殺。
孫大朋被錦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錄取，學費每年5308元。自殺前，曾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2003年，遼陽市政府征地，孫守軍一家僅得6000多元補助。失地後，孫守軍做卸火車皮、當瓦工等苦力工作，平均一天掙20來塊錢。幾年來，孫守軍因勞累過度，患有腰間盤突出、前列腺炎等疾病。
個案八：達州通川區蒲家中學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
2004年06月24日《華西都市報》報導，高考前兩天2004年6月4日，鄭清明臥軌自殺。
鄭清明家裡非常窮，這一學期還差學校600多元學費，學校為了收回這筆費用，對鄭清明多方相逼，考前又沒有給其發放准考證。
鄭清明由外公鄭自禮撫養。2004年，鄭自禮的老伴生了病，花了不少錢，萬般無奈之下欠了學校600多元錢。鄭清明的班主任張旭渡多次當著同學們的面為難鄭清明，趕他回家找錢。2004年6月4日，鄭清明再次回家要錢，說要到學校去考試，他外婆就翻箱倒櫃找了些錢給了他，誰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個案九：邵某，河北省大城縣王香屯村村民，兒子即將高考
2004年6月9日《燕趙都市報》報導，2004年6月2日割腕自殺。
考慮到孩子今後上大學的高額學費和家庭的難處，邵某在兒子高考的前5天自殺身亡。
小邵的母親身體不好，1999年腎結石治療時花費了一萬多元，自此家中收入一直很緊張。邵某供三個孩子上學，家中已經借了大筆外債。自殺前，家中僅有5000元。事情發生後，邵某在醫院裡搶救花了近一萬元。
個案十：甘肅省山丹縣一中高三畢業生蘇天將，男，１７歲
2003年8月25日《蘭州晨報》，2003年8月4日蘇天將上吊自盡。
原來，蘇天將被蘭州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錄取，每年學費3200元。無法籌集到學費，在生活的重壓下感到前途無望自殺。
蘇天將的母親沒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父親一個人的微薄工資維持。父親患有膀胱癌，花了很多錢。2000年，「山丹煤礦」下馬，所有職工都失去了工作，包括蘇天將的父親在內。
個案十一：景統仕，景艷梅（榆林一中高三畢業生）之父，榆林市子洲縣苗家坪鄉牛心疙瘩村
2003年07月26日《燕趙都市報》報導，2003年7月14日，景統仕在家中服毒自殺。
景艷梅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每年至少需要1萬元的費用，弟弟和妹妹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也要好幾千元。
景統仕有５個孩子，雖然大女兒和大兒子已成家，但景統仕的家庭負擔仍然沈重，家中已經欠了３萬多塊錢的債。除了景艷梅的學費，還有景冬梅、景雄的學費，學費每年近萬元。因為欠賬太多，又經常借錢，所以再借錢就比較困難。景艷梅高考完後，景統仕父親的病加重，但他的菜地一斤蓮花白還賣不到5分錢。事情發生後，家中又增加了8000多元的搶救費。
個案十二：小丁之父，小丁（當年寶雞市高三畢業生）
2002年8月29日《華商報》報導， 2002年8月25日，小丁之父跳樓身亡。
小丁考上復旦大學，丁父無法籌足7000多元學費。
丁父給個體運輸戶開貨車，家庭經濟十分拮据。丁父死前近兩個月僱主不發工資，他試圖向僱主借2000元但未能如願，回到家中他從自家窗戶7樓跳下自殺。
上述十二個經過中國媒體報導的真實例子，也許已經說明瞭中國教育實在是存在太多問題：
去年，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0000元，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500元。一項調查顯示，農村家庭約用於教育的開支佔家庭收入1／3，這個數字城鎮家庭約是1／4。許多家庭因要負擔很重的公眾教育費用，倍感到生活困苦。約6成受訪者對初高中的各項收費不滿，而且初高中的收費已達到大學收費的8 成。
僅2004年一年中國小學、初中學費就飆升了48－50％。有中國網民表示，我姐姐的女兒（在哈爾濱）每個月要交 1000多元學費和一些相關費用（包括課外補習班，還不包括鋼琴課費，那算是校外額外課程）。普通初中的基本學費每月都在幾百元不等（這對每月吃600低保的家庭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且每月還有其他雜費。
另外，甘迺迪政府學院哈沃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項有關近三年公民對政府以及政府服務態度的調查顯示，在教育開支這塊，截至到 05年10月，05年、04年、03年，中國大城市每個學生的教育費分別為5507元（人民幣，下同）、5626元和4992元，而小城鎮學生這個數字分別是3511元, 3287元 和2299元，農村學生這個數字分別是2165, 1804和1412。調查結果顯示，教育開支佔國人家庭收入總和的30.2%。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學者陸璟撰寫《高中學費政策的對比研究》一文，對2003年中國高中學雜費以及佔家庭收入比例進行研究。陸璟認為，目前中國高中收費較為混亂，為人病垢的問題集中在幾個方面：學費標準高，雜費名目繁多，擇校費管理混亂，代收費層出不窮。其根本原因是對於高中教育的投入與收費還存在政策法規方面的空白。
陸璟提出，從理論上看，高中教育私人收益率低於高等教育階段而社會收益率高於高等教育階段，所以私人分擔的成本比例應低於高等教育階段，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國外公立高中收費一般不超過成本的 10％，中國高中學費也可參照這一標準制定。同時要充分考慮學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學雜費標準不應超過家庭收入的10％或者人均收入的30％（國際上高等教育學費佔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只有10％- 15％），其中學費最好控制在人均收入的20％以內。
陸璟認為，從國際情況比較來看，中國高中學費中國國民的個人成本分擔的比例是比較高的。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公立高中學費佔生均經費的比例超過了10％，不少地區超過了25％，這還是不加雜費的情況。
陸璟還指出，農民學費負擔普遍較重，特別是中部地區，收費標準過高。從學費佔收入的比例來看，中國各地高中學費標準與實際生均學費佔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大多處於10％-25％之間，但農村的情況就不同了，中部地區的兩個省無論是最高學費標準還是最低標準都超過了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0％，上海、浙江、湖南、內蒙古實際生均學雜費水準都超過了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0％。
因此，他建議，高中教育收費除了考慮地區差異之外，還必須考慮城鄉差異的問題，必須實施城鄉差別定價。但農村地區收費標準過高，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學費標準應降低一半左右。
一個署名寒心的《「學費殺人」全記錄》網文最近在網上流傳甚廣，文中提到二十例因不堪高額學費重負而自殺的個案，其中有時間錯誤，也有一些個案無從查證，以下是從報紙更正並查實的十二例個案。
個案一：自殺者：王靜娜（成都金牛區土橋中學高三畢業生），19歲，女
2005 年8月14日《成都商報》報導，05年8月13日16時王靜娜許喝下農藥「滅蠅靈」自殺身亡。她的自殺誘因是：王靜娜被成都某民辦高校錄取，學費 13000元（人民幣，下同）。王靜娜生活在單親家庭，父母多年前離婚，經濟較為困難。王靜娜的學雜費共要13000元，出事前，母親表示一下子拿不出這麼大一筆錢來，不過勸她說不要著急，會慢慢想辦法。在王靜娜找過爺爺要錢，但是沒有成功後，自殺。
個案二：林冰心，李清培（泉州永春縣達埔鎮獅峰村應屆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4日《泉州晚報》報導。因承受不了家庭貧困及兒子大學費用無著落等生活壓力，04年7月26日，林冰心喝農藥自殺。
原來，李清培被福建集美大學的錄取以及家庭債臺高筑。2001年，李清培的父親李德斯去世。2003年，李清培16歲的妹妹李少玲初中畢業，但因家裡已經負債1萬多元，只能輟學打工。當年3月剛年滿16歲的李少玲到南安詩山一家雨傘廠打工，每月給家裡200元錢幫補家用。
當年李家向親鄰們暫借數千元弄起來的蘑菇種植房幾乎絕收，又負債數千元。林冰心臨死前多次告訴鄉鄰，自己因無法承擔家庭貧困及撫養一對子女的壓力，「很想早早解脫」。
個案三：劉淑傑，周娜（瀋陽四中高三畢業生）之母，經搶救，倖存
2004年08月27日《遼瀋晚報》報導，2004年8月26日8時，劉淑傑在家中吞下100片「安定」，經搶救，倖存。
周娜被北京應用技術大學計算器本科專業錄取，每年學費高達8000多元，周娜決定放棄到北京讀本科，準備在瀋陽讀個花錢少的專科，但念專科學費也得要 4000家裡同樣也負擔不起。自殺前，劉淑傑曾留下遺書：「……我很想圓了你的大學夢，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媽媽，不能給你一個很好的環境……對不起，……」。
周娜上小學時，父母離婚。母親有嚴重的心臟病。母親下崗後，母女每月就靠社區和單位補助的200多元錢以及崔女士（劉淑傑的朋友）的接濟艱難生活。
個案四：龔某，焦志梅（皋蘭二中高三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27日《甘肅農民報》報導， 2004年8月22日，龔某凌晨投入自家水窖井。
焦志梅被張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錄取，湊不齊女兒近5000元的學費。
焦家裡條件不好，焦志梅的哥哥又到了娶媳婦的年齡。母親曾幾次向焦志梅提出讓她放棄上大學。後來，父母看到她執意要上大學，便四處籌錢，但直到8月21日，才湊了3200元。
個案五：趙麗芹，系李致富（永吉縣實驗中學高三畢業生）之母
2004年8月26日《東亞經貿新聞》報導，2004年8月20，李致富收到高考錄取通知書，幾天後趙麗芹在家中牛棚外上吊。
李致富被長春汽車工業學院錄取，每年學費要8000元。趙麗芹到處給兒子籌錢，但也只是借了4000多元錢，自己又再次病倒在床，父親和李致富商量這 4000塊先給媽媽治病，結果趙麗芹就背著家人牛棚外懸樑自盡了。自殺前她對李致富說：「我這病看也看不好了，媽就不花冤枉錢了。你不要總想家裡的事，好好上大學，這就是孝順我了。」
趙麗芹患有心臟病、風濕病等多種疾病。自殺前，家中兩頭牛突然死亡，從此趙麗芹一病不起。家裡東挪西借，拉下了１萬多元債。李致富經常到縣城裡打零工，但是他在一個工地干了半個多月，卻沒得到一分錢工資。
個案六：王俊華，北京市順義區楊鎮二街村村民，兩個孩子之父
2004年8月18日《京華時報》報導，2004年8月4日晚，王俊華喝農藥身亡。
2004年8月3日，王俊華的兩個孩子同時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學費共約8000元。
王俊華的工作是清理村裡的垃圾，年工資7900元，這是全家的生活來源。8月4日晚，王俊華討要上半年的工資未果，喝農藥後死在自家院裡。死前，他在院子裡大喊：「我就是死也要讓孩子上學。」
個案七：孫守軍，孫大朋（遼寧遼陽四中高三畢業生）之父，遼寧省遼陽市太子河區小祁家鎮竇雙樹村農民
2006年3月16日《南方人物週刊》報導，2004年8月2日，孫守軍在家中喝下大半袋「萬靈」牌殺蟲劑自殺。
孫大朋被錦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錄取，學費每年5308元。自殺前，曾留下遺書：「我兒……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
2003年，遼陽市政府征地，孫守軍一家僅得6000多元補助。失地後，孫守軍做卸火車皮、當瓦工等苦力工作，平均一天掙20來塊錢。幾年來，孫守軍因勞累過度，患有腰間盤突出、前列腺炎等疾病。
個案八：達州通川區蒲家中學高三應屆畢業生鄭清明
2004年06月24日《華西都市報》報導，高考前兩天2004年6月4日，鄭清明臥軌自殺。
鄭清明家裡非常窮，這一學期還差學校600多元學費，學校為了收回這筆費用，對鄭清明多方相逼，考前又沒有給其發放准考證。
鄭清明由外公鄭自禮撫養。2004年，鄭自禮的老伴生了病，花了不少錢，萬般無奈之下欠了學校600多元錢。鄭清明的班主任張旭渡多次當著同學們的面為難鄭清明，趕他回家找錢。2004年6月4日，鄭清明再次回家要錢，說要到學校去考試，他外婆就翻箱倒櫃找了些錢給了他，誰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個案九：邵某，河北省大城縣王香屯村村民，兒子即將高考
2004年6月9日《燕趙都市報》報導，2004年6月2日割腕自殺。
考慮到孩子今後上大學的高額學費和家庭的難處，邵某在兒子高考的前5天自殺身亡。
小邵的母親身體不好，1999年腎結石治療時花費了一萬多元，自此家中收入一直很緊張。邵某供三個孩子上學，家中已經借了大筆外債。自殺前，家中僅有5000元。事情發生後，邵某在醫院裡搶救花了近一萬元。
個案十：甘肅省山丹縣一中高三畢業生蘇天將，男，１７歲
2003年8月25日《蘭州晨報》，2003年8月4日蘇天將上吊自盡。
原來，蘇天將被蘭州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錄取，每年學費3200元。無法籌集到學費，在生活的重壓下感到前途無望自殺。
蘇天將的母親沒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全靠父親一個人的微薄工資維持。父親患有膀胱癌，花了很多錢。2000年，「山丹煤礦」下馬，所有職工都失去了工作，包括蘇天將的父親在內。
個案十一：景統仕，景艷梅（榆林一中高三畢業生）之父，榆林市子洲縣苗家坪鄉牛心疙瘩村
2003年07月26日《燕趙都市報》報導，2003年7月14日，景統仕在家中服毒自殺。
景艷梅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每年至少需要1萬元的費用，弟弟和妹妹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也要好幾千元。
景統仕有５個孩子，雖然大女兒和大兒子已成家，但景統仕的家庭負擔仍然沈重，家中已經欠了３萬多塊錢的債。除了景艷梅的學費，還有景冬梅、景雄的學費，學費每年近萬元。因為欠賬太多，又經常借錢，所以再借錢就比較困難。景艷梅高考完後，景統仕父親的病加重，但他的菜地一斤蓮花白還賣不到5分錢。事情發生後，家中又增加了8000多元的搶救費。
個案十二：小丁之父，小丁（當年寶雞市高三畢業生）
2002年8月29日《華商報》報導， 2002年8月25日，小丁之父跳樓身亡。
小丁考上復旦大學，丁父無法籌足7000多元學費。
丁父給個體運輸戶開貨車，家庭經濟十分拮据。丁父死前近兩個月僱主不發工資，他試圖向僱主借2000元但未能如願，回到家中他從自家窗戶7樓跳下自殺。
上述十二個經過中國媒體報導的真實例子，也許已經說明瞭中國教育實在是存在太多問題：
去年，中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0000元，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500元。一項調查顯示，農村家庭約用於教育的開支佔家庭收入1／3，這個數字城鎮家庭約是1／4。許多家庭因要負擔很重的公眾教育費用，倍感到生活困苦。約6成受訪者對初高中的各項收費不滿，而且初高中的收費已達到大學收費的8 成。
僅2004年一年中國小學、初中學費就飆升了48－50％。有中國網民表示，我姐姐的女兒（在哈爾濱）每個月要交 1000多元學費和一些相關費用（包括課外補習班，還不包括鋼琴課費，那算是校外額外課程）。普通初中的基本學費每月都在幾百元不等（這對每月吃600低保的家庭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且每月還有其他雜費。
另外，甘迺迪政府學院哈沃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一項有關近三年公民對政府以及政府服務態度的調查顯示，在教育開支這塊，截至到 05年10月，05年、04年、03年，中國大城市每個學生的教育費分別為5507元（人民幣，下同）、5626元和4992元，而小城鎮學生這個數字分別是3511元, 3287元 和2299元，農村學生這個數字分別是2165, 1804和1412。調查結果顯示，教育開支佔國人家庭收入總和的30.2%。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學者陸璟撰寫《高中學費政策的對比研究》一文，對2003年中國高中學雜費以及佔家庭收入比例進行研究。陸璟認為，目前中國高中收費較為混亂，為人病垢的問題集中在幾個方面：學費標準高，雜費名目繁多，擇校費管理混亂，代收費層出不窮。其根本原因是對於高中教育的投入與收費還存在政策法規方面的空白。
陸璟提出，從理論上看，高中教育私人收益率低於高等教育階段而社會收益率高於高等教育階段，所以私人分擔的成本比例應低於高等教育階段，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國外公立高中收費一般不超過成本的 10％，中國高中學費也可參照這一標準制定。同時要充分考慮學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學雜費標準不應超過家庭收入的10％或者人均收入的30％（國際上高等教育學費佔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只有10％- 15％），其中學費最好控制在人均收入的20％以內。
陸璟認為，從國際情況比較來看，中國高中學費中國國民的個人成本分擔的比例是比較高的。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公立高中學費佔生均經費的比例超過了10％，不少地區超過了25％，這還是不加雜費的情況。
陸璟還指出，農民學費負擔普遍較重，特別是中部地區，收費標準過高。從學費佔收入的比例來看，中國各地高中學費標準與實際生均學費佔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大多處於10％-25％之間，但農村的情況就不同了，中部地區的兩個省無論是最高學費標準還是最低標準都超過了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0％，上海、浙江、湖南、內蒙古實際生均學雜費水準都超過了農村人均純收入的30％。
因此，他建議，高中教育收費除了考慮地區差異之外，還必須考慮城鄉差異的問題，必須實施城鄉差別定價。但農村地區收費標準過高，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學費標準應降低一半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