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7 00:24:16作者：牟傳珩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目標，據說具有戰略「破題」意義。最近《光明日報》發表長篇文章透露，中共高層經過兩年縝密研究的決策過程，糾正20年來只重經濟發展，片面追求GDP，無視社會正義的政策取向。該文章透露了有關這一戰略轉變決策出臺的時代背景、政策基礎、理論依據、以及醞釀過程和有關可行性研究等等，頗耐人尋味。這是在為中共決策告別單純的GDP主義，開始了以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為核心的「和諧社會」建設階段作政策解讀。這也許就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要向社會刻意傳達的最新、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一個政治信息。
另據大陸官方人民網轉載《第一財經日報》一側消息稱：「六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的規劃藍圖，表明中國現代化建設已經結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已經步入發展戰略明確、發展手段穩定、發展方法現實的新階段。」並認為，中共決策層把「老百姓最關心的事」總結為民生「三難」，即各界輿論關注的「上學難、住房難、看病難」，老百姓又稱之為新「三座大山」。因此，解決就業、分配、社會保障「三難」，被普遍認為是中共決策層切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突破口。
又據最新一期的《亞洲週刊》發文稱，中國社會建設和穩定問題實際上早就引起中共前高層領導人的注意，他們擔心在強調發展經濟的同時，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和考慮，社會矛盾將激化，最終會威脅中共政權的穩定。據說提出這個戰略轉變決定的原因在於兩個基本的判斷：國內的「發展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並存；國際社會的「深度依存期」與「摩擦高發期」並存，這也就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概括出的「兩個前所未有」。該《決定》認為：國內方面，正面臨著「五個新變化」的社會壓力，即社會領域出現新矛盾；經濟增長面臨新制約；社會心理出現新變化；改革攻堅出現新特點；和平發展面臨新環境。這五個方面壓力的重中之重，則是「社會領域出現的新矛盾和社會心理出現的新變化」。因而中共決策層為當今中國社會病體號脈得出這樣的基本情勢判斷：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日益凸顯，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問題尤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各種矛盾累積。與此同時，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自由意識、參與意識、維權意識等普遍增強，和對民主變革的要求十分迫切，以及對社會腐敗的一致公憤，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為此中共決策層開出醫治這些社會病症的藥方，就是從解決民生「三難」開始。
然而，中共將今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力集中在解決這民生「三難」，不過是一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隔靴撓痒的老思路。其實這「三難」的本質在於制度缺失公平，說穿了在於推進「政治改革」的關鍵「一難」上，即改變「大政府、小公民」的社會格局難，改變「大政權、小人權的」統治意識難。只有解決了政治改革滯後的這「一難」，才能理順民怨民氣，使社會和諧；才是對症下藥，打通經絡，解除病灶的回春之道。因為只有政府在公民的強有力監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胡錦濤曾在西柏坡講話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被稱之為「新三民主義」。然而，如今的中國百姓不再迷信大救星；不在期盼「皇恩浩蕩」。想想看，如果人們有了「一人一票」的權利，社會有了新聞自由，公民有了言論的權利、監督的權利，請願、示威的權利，社會就會產生評價與取捨權力的選擇機制、對等制約的民主監督機制、社會輿論的曝光機制等公民運用集合意志動員制度解決問題的系統機制，而不是僅靠政府的政策賞賜與恩惠。
所謂政治改革，最關鍵的就是憲政民主化的改革，即以制度建設來推進對公民權利的落實和政府權力的限制。民主的制度雖不是萬能的，但可以創造在效率與公正兩者之間實現平衡的機制，這種機制能夠導致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或有產者與無產者利益產生衝突時，藉助於規則，通過平等談判，尋求利益兩端的妥協與雙贏，藉以實現社會基本和諧。這才是解決民生「三難」的治本之道。例如在民主制度下，勞資衝突完全可以藉助於談判機制，來維護勞資雙方的利益。政治改革不僅只是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急迫的是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行政行為更能向民眾負責，更有利於民眾監督的制度設計，這比解決民生「三難」更切中時弊，更事半功倍。前些年為什麼國家「醫改」失敗？因為是在沒有監督下的「解決看病難」，結果只能讓老百姓反受其害。在沒有輿論評判與民眾監督下解決民生「三難」，肯定又會被腐敗變態。我曾在一篇評論中國「醫改」文章中指出：官場腐敗也好，醫療黑幕也罷，都是社會不公這個大背景下的爭權奪利。分贓最大最多的，權力也越高越大。伊索在其寓言中告訴我們一個獸界的法則：最大最好的一部分永遠是屬於獅子的。在這種法則不變的前提下，別想會通過解決所謂民生「三難」，讓兔子收益。當一種社會喪失了「公平」的價值准據，一切職業的道德都會隨之而滑坡！這就是中國醫療改革不僅沒有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福利與關愛，卻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與苦難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借這種所謂「醫療改革」之機大發不義之財：那些擁有醫療市場監管權力的受賄者們，那些醫藥、醫療器材的加價倒賣者們，那些握有大處方和手術刀大腕們等等、等等，哪個不肥得流油？我們這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而利益的爭奪卻越來越激烈，正如腐敗的氾濫，曝出的案子也越來越大，究竟是反腐敗打擊了腐敗，還是刺激了腐敗？在沒有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制度保障下，反腐敗甚至成了權力爭奪和政治博弈。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髮展政治制度，才能將新興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納入到新的政治體系中去。如今中國社會的改革就是要從發展政治制度入手，即使不能全面推進，也要給民眾一個時間表、線路圖，首要的問題是從現在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然而，當下中國的政治改革僅僅被理解成「體制改革」，即簡單地停留在「精簡機構，提高效率、轉變職能」等行政措施上。其實上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率領黑人隊伍向華盛頓進軍的政治口號就是：我們要向政府兌現一張支票。因為這張支票開出的公民利權，公民並沒有完全享受到。結果，這次歷史性的進軍，使黑人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涉及制度本質的決勝口號。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大部分都是空頭支票，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簡單地說就是要求兌現這張支票。例如，可以先解放言禁，讓各種群體都有語話權，由此社會的首腦才會知道身體的病灶在哪裡？其實我在去年發表的《胡溫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的結尾處如此解讀過老祖宗造字「和諧」的意義：「胡溫的‘和諧’，卻只是被閹割了其精髓的‘和諧’。‘和’字本是‘禾’與‘口’的結合，是指人人都有飯吃；‘諧’字是‘言’與‘皆’的結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發言權。而胡溫新政的悲劇正在於，他們只能困守在舊體制的窠臼裡‘合和’，從人治傳統中尋求合法性。因而他們不敢觸碰‘6、4’平反，不會開放言禁。」
今天中共雖又借隆重紀念孫中山，進一步在「統戰」的旗幟下「合和」一切為我所用的統治資源。但我們發現胡溫在對待中國改革過程中有關「主體性」與「主體間」的政治爭論中，仍然站在「集體主義」一邊。胡溫者更看重的是社會「主體間」的調和，而不是「主體性」的自由。因而他們不準備開放言論自由，推動民間社會成長。也許「十七大」他們還會把黨內民主再向前推進一點，卻又會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不願直接觸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標，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黨政分家」問題，並繼續打壓維權，封殺異己。因此，我只能說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將今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力集中在解決民生「三難」上，雖說號准了社會需要「和諧」的脈搏，卻又開錯了打通脈絡，調氣養精的治本藥方。
另據大陸官方人民網轉載《第一財經日報》一側消息稱：「六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的規劃藍圖，表明中國現代化建設已經結束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已經步入發展戰略明確、發展手段穩定、發展方法現實的新階段。」並認為，中共決策層把「老百姓最關心的事」總結為民生「三難」，即各界輿論關注的「上學難、住房難、看病難」，老百姓又稱之為新「三座大山」。因此，解決就業、分配、社會保障「三難」，被普遍認為是中共決策層切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突破口。
又據最新一期的《亞洲週刊》發文稱，中國社會建設和穩定問題實際上早就引起中共前高層領導人的注意，他們擔心在強調發展經濟的同時，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和考慮，社會矛盾將激化，最終會威脅中共政權的穩定。據說提出這個戰略轉變決定的原因在於兩個基本的判斷：國內的「發展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並存；國際社會的「深度依存期」與「摩擦高發期」並存，這也就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概括出的「兩個前所未有」。該《決定》認為：國內方面，正面臨著「五個新變化」的社會壓力，即社會領域出現新矛盾；經濟增長面臨新制約；社會心理出現新變化；改革攻堅出現新特點；和平發展面臨新環境。這五個方面壓力的重中之重，則是「社會領域出現的新矛盾和社會心理出現的新變化」。因而中共決策層為當今中國社會病體號脈得出這樣的基本情勢判斷：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日益凸顯，就業、社保、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問題尤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各種矛盾累積。與此同時，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自由意識、參與意識、維權意識等普遍增強，和對民主變革的要求十分迫切，以及對社會腐敗的一致公憤，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為此中共決策層開出醫治這些社會病症的藥方，就是從解決民生「三難」開始。
然而，中共將今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力集中在解決這民生「三難」，不過是一種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隔靴撓痒的老思路。其實這「三難」的本質在於制度缺失公平，說穿了在於推進「政治改革」的關鍵「一難」上，即改變「大政府、小公民」的社會格局難，改變「大政權、小人權的」統治意識難。只有解決了政治改革滯後的這「一難」，才能理順民怨民氣，使社會和諧；才是對症下藥，打通經絡，解除病灶的回春之道。因為只有政府在公民的強有力監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胡錦濤曾在西柏坡講話中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這被稱之為「新三民主義」。然而，如今的中國百姓不再迷信大救星；不在期盼「皇恩浩蕩」。想想看，如果人們有了「一人一票」的權利，社會有了新聞自由，公民有了言論的權利、監督的權利，請願、示威的權利，社會就會產生評價與取捨權力的選擇機制、對等制約的民主監督機制、社會輿論的曝光機制等公民運用集合意志動員制度解決問題的系統機制，而不是僅靠政府的政策賞賜與恩惠。
所謂政治改革，最關鍵的就是憲政民主化的改革，即以制度建設來推進對公民權利的落實和政府權力的限制。民主的制度雖不是萬能的，但可以創造在效率與公正兩者之間實現平衡的機制，這種機制能夠導致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或有產者與無產者利益產生衝突時，藉助於規則，通過平等談判，尋求利益兩端的妥協與雙贏，藉以實現社會基本和諧。這才是解決民生「三難」的治本之道。例如在民主制度下，勞資衝突完全可以藉助於談判機制，來維護勞資雙方的利益。政治改革不僅只是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急迫的是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行政行為更能向民眾負責，更有利於民眾監督的制度設計，這比解決民生「三難」更切中時弊，更事半功倍。前些年為什麼國家「醫改」失敗？因為是在沒有監督下的「解決看病難」，結果只能讓老百姓反受其害。在沒有輿論評判與民眾監督下解決民生「三難」，肯定又會被腐敗變態。我曾在一篇評論中國「醫改」文章中指出：官場腐敗也好，醫療黑幕也罷，都是社會不公這個大背景下的爭權奪利。分贓最大最多的，權力也越高越大。伊索在其寓言中告訴我們一個獸界的法則：最大最好的一部分永遠是屬於獅子的。在這種法則不變的前提下，別想會通過解決所謂民生「三難」，讓兔子收益。當一種社會喪失了「公平」的價值准據，一切職業的道德都會隨之而滑坡！這就是中國醫療改革不僅沒有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福利與關愛，卻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與苦難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借這種所謂「醫療改革」之機大發不義之財：那些擁有醫療市場監管權力的受賄者們，那些醫藥、醫療器材的加價倒賣者們，那些握有大處方和手術刀大腕們等等、等等，哪個不肥得流油？我們這個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而利益的爭奪卻越來越激烈，正如腐敗的氾濫，曝出的案子也越來越大，究竟是反腐敗打擊了腐敗，還是刺激了腐敗？在沒有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制度保障下，反腐敗甚至成了權力爭奪和政治博弈。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髮展政治制度，才能將新興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納入到新的政治體系中去。如今中國社會的改革就是要從發展政治制度入手，即使不能全面推進，也要給民眾一個時間表、線路圖，首要的問題是從現在開始，朝這個方向努力。然而，當下中國的政治改革僅僅被理解成「體制改革」，即簡單地停留在「精簡機構，提高效率、轉變職能」等行政措施上。其實上世紀60年代，馬丁·路德·金率領黑人隊伍向華盛頓進軍的政治口號就是：我們要向政府兌現一張支票。因為這張支票開出的公民利權，公民並沒有完全享受到。結果，這次歷史性的進軍，使黑人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涉及制度本質的決勝口號。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大部分都是空頭支票，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簡單地說就是要求兌現這張支票。例如，可以先解放言禁，讓各種群體都有語話權，由此社會的首腦才會知道身體的病灶在哪裡？其實我在去年發表的《胡溫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的結尾處如此解讀過老祖宗造字「和諧」的意義：「胡溫的‘和諧’，卻只是被閹割了其精髓的‘和諧’。‘和’字本是‘禾’與‘口’的結合，是指人人都有飯吃；‘諧’字是‘言’與‘皆’的結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發言權。而胡溫新政的悲劇正在於，他們只能困守在舊體制的窠臼裡‘合和’，從人治傳統中尋求合法性。因而他們不敢觸碰‘6、4’平反，不會開放言禁。」
今天中共雖又借隆重紀念孫中山，進一步在「統戰」的旗幟下「合和」一切為我所用的統治資源。但我們發現胡溫在對待中國改革過程中有關「主體性」與「主體間」的政治爭論中，仍然站在「集體主義」一邊。胡溫者更看重的是社會「主體間」的調和，而不是「主體性」的自由。因而他們不準備開放言論自由，推動民間社會成長。也許「十七大」他們還會把黨內民主再向前推進一點，卻又會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不願直接觸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標，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黨政分家」問題，並繼續打壓維權，封殺異己。因此，我只能說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將今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力集中在解決民生「三難」上，雖說號准了社會需要「和諧」的脈搏，卻又開錯了打通脈絡，調氣養精的治本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