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27）
在文革浩劫中出現的各種名目的向人們灌輸邪理的所謂的學習班，都可稱之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因為，從根本上講，毛澤東思想就是非人的思想，是共產邪靈附體那套邪理的表述，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反天理，反人性的毀滅人的洗腦班。
一位文革浩劫的受害者陸雲芳記下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怎樣殺人害命的：「我的丈夫，1954年從部隊復員後，在一所縣中學教語文並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對工作認真負責，嚴於律己，樂於助人，關心愛護學生，每次高考，他所任教的班級基本上都名列榜首。他因此而受到學生、家長、及學校領導的稱讚。任教十幾年，基本上年年被評為優秀教師。
可是文革一開始，他就被該校的造反組織‘瀝血兵’扣上‘三十四條罪狀’，作為歷史反革命批鬥，因為我丈夫參加共軍前曾經在廣西日報當過編輯和記者。‘瀝血兵’非常凶狠、殘暴，專門踢打肋部、小腹部等要害部位，我丈夫身上經常被打成紫蘭色，傷痕纍纍，舊傷未好又添新傷，打傷後又被他們押去做苦工。在縣革委會和學校革委會成立後，這種殘忍的毒打比過去還升級，我丈夫每天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1968年8月15日，縣革委會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我丈夫的這所中學來辦所謂的「中小學教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要負責人是縣革委會副主任齊某某。當時我是一名小學教師，也被迫參加這個學習班。因為學習班人太多，這所中學住不下，就分散到縣城的各小學住，每個小學是一個點，每個點都有人負責，每個教師都不能隨便離開住地，違者嚴懲。第二天所有教師都被叫到該中學來聽齊某某的所謂動員大會，在大會上齊某某要求各個點的負責人要狠抓階級鬥爭，把混在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揪出來，鬥垮斗臭。陰火點燃了，第二天各個點就揪出他們認定的所謂‘階級敵人’，我丈夫早已是所謂的‘階級敵人’，我也被認定為‘階級敵人’。我們這些所謂的 ‘階級敵人’基本上都被掛上‘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牛鬼蛇神’的黑牌，無情批鬥，而且有的被剃成十字頭，有的被命令跪在地上，有的被用繩子反手綁在後背，有的被拳打腳踢，有的被用棍子打。逢集市的時候（當時是三天一集市），白天就拴著這些‘牛鬼蛇神’和‘反革命分子’上街游鬥，強迫我們一邊敲著口盅、臉盆，一邊喊著：‘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喊得不夠大聲，就被跟在後面的批鬥者拳打腳踢；晚上回到住地還要在學習班上繼續批鬥。如果負責人認為你‘頑固不化’就輪班通宵批鬥，不讓你休息。學習班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長被‘瀝血兵’用繩子綁緊，拉到該學校的池塘邊，用步槍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死狀恐怖，然後被扔到池塘裡。
我丈夫慘死的那天晚上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原來我們一家六口（四個孩子和我們夫妻倆）都住在我丈夫學校的宿舍裡，六七年我和孩子們就被趕出學校宿舍回娘家住，家庭早已被黑心黨拆散，而且在學習班上，我和我丈夫不在一個點。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去給我丈夫送早餐時，發現他不在宿舍裡，我感到不妙，就出去找，在校內碰到一個‘瀝血兵’的頭目，我就問他我丈夫哪兒去了。他說昨天晚上你丈夫被革命群眾打死在池塘裡了。當時我驚呆了，一個好好的人就這樣被打死了？！我悲憤萬千，立即去找齊某某，我質問他：‘齊副主任，昨晚是誰打死我丈夫的？你打算怎樣處理？’他惡狠狠地說，你丈夫干了很多壞事，被革命群眾打死了有什麼好處理的，說完轉身就走。我的淚水只有往肚裡咽，悲憤只能在心中埋，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只好請假回去處理後事。我先回家把這不幸的事小聲告訴我媽，以免幼小的孩子們聽到，哭著要爸爸。當我媽聽到這噩耗時，驚呆了，她淚流滿面地說：‘冤啊，誰這樣害他啊，這個世道還讓人活嗎？你四歲時就沒有爸爸，生活雖然很苦，但那時我年輕，我有力氣，可以去做苦工養活你和你弟，我精神上沒有受到什麼壓力。但你的情況與我不同，你有四個孩子，大的才10歲，小的才3 歲，人家把你當作反革命家屬看待，將來孩子們怎麼辦？從目前來講，他不在了，家庭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二，你怎麼能把這些孩子養大？而且這場運動還沒有結束，不知道你還要再受多少罪才能過關啊？’媽媽非常為我和孩子們擔心，本來她身體很好，但這場運動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她沒想到這場運動這麼殘酷，把她唯一的女婿奪走了。這巨大的打擊使她幾天之內就像變了一個人，身體消瘦了許多，人也衰老了許多。
埋葬我丈夫後的當天，他的學校就勒令我在兩天內把我丈夫的東西從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我丈夫的生命剛被奪走，我們的住房又被剝奪了。共產黨的心要多黑有多黑，要多狠有多狠，人性全無。」 （《陸雲芳：我遭受共產黨迫害的血淚史》）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種邪惡的洗腦班，在文革浩劫中，出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大至機關學校，小至家庭個人。不知殘害了多少人，造下了多少罪業。真是罄竹難書啊。
在文革浩劫中，張志新被殘酷殺害後，共產邪靈附體還要利用她的死去迫害她的親人，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向人講述過她被迫參加的死囚家屬學習班的經過：「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著大風雪。瀋陽法院來了兩個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縣城開會。爸爸和我牽著弟弟，冒著風雪來到縣城招待所。我們推門進去，屋內有暖氣，一股熱氣撲面而來。然而我心裏發顫，感覺比在風雪裡還要冷。瀋陽法院的人要我們坐下，說是給我們辦個‘學習班’。接著，一個人掏出《毛主席語錄》，翻開念了兩段語錄，內容我記不全，一段是講什麼階級鬥爭，一段是講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然後提到我媽媽，並問了爸爸一些話。爸爸說幾年前他已同張志新離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給了他。法院的人問我：‘你知道你媽媽在監獄中的表現嗎？’我搖搖頭。我確實不知道。我當時只知道媽媽是個反革命則聽人說的。她怎樣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媽媽被關進監牢後，爸爸上監獄送衣物，不讓見。姨父從北京來瀋陽，到監獄去探監，也不讓見。媽媽自被捕以後，同我們的一切聯繫都斷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什麼態度？’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
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什麼都不要。’
他們再也不問什麼了。兩個人嘀咕了一會兒。一個人在寫什麼，另一個在教育我，說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要我和媽媽劃界限。他要我說說對媽媽犯罪的看法。我說了，是照老師平時教導我說的。當時心裏很亂，說了什麼現在記不清了。那個人把寫好的東西，交給同我談話的人，他們又啼咕了一陣，又在上面寫。寫完之後。要我在上面簽字，按上手印。‘學習班’就這樣結束了。整個過程，弟弟被嚇得不敢出聲，他靠著爸爸身旁，緊緊地抱著爸爸。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甚飯，爸爸將家裡僅剩下的一個窩窩頭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
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從瀋陽家裡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了下床，一頭扑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接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領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張志新女兒林林曾參加死囚家屬學習班》）當時，張志新的兒子彤彤不滿10歲，女兒林林也未滿18歲。共產邪靈附體製造的這類人間慘劇，不知毀掉了多少正常的家庭，刺下了多麼深長的創傷。林林和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國。他們不願讓外人知道他們的身世，兒子在檔案中「母親」一項上都寫「幼年喪母」。可見他們受傷害之深，之重。
文革浩劫中，共產邪靈附體用暴力殺害了許多人，殘害了許多人，嚇倒了許多人；用謊言毒害了許多人，欺騙了許多人，但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傳統文化的根它是無法根除的。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傳統文化在民眾中還起著作用，所以，隨著共產邪靈附體倒行逆施所產生的災難性的後果的逐漸的顯現，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逐漸的在被打破，即使在那樣邪惡的高壓恐怖下，也還是有人敢於發聲反對共產邪靈附體邪惡行徑，在所謂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共產邪靈附體將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的一個小學生樹為反「師道尊嚴」的英雄，有人就敢於對這種作法表示不同意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 團政治處宣傳幹事王文堯、放映員恩亞立、新聞報導員邢卓3人，以「王亞卓」為筆名致信這位小學生，提出了尖銳的不同意見。，北京內燃機廠的一位老工人當時就給這位小學生寫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來的人是些什麼玩藝?為什麼拿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做文章，又為什麼竟借題發揮，當然你還小，容易受壞人影響，但我相信隨著歷史的演變，你一定會明白」，嚴肅地指出此事是背後有人導演的。正是如此，在這個事件中，小學生是被利用了，罪行在共產邪靈附體及其操控的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一夥身上。
共產邪靈附體及其操控的人中敗類欲借批林批孔之機斷絕中華民族之根，借「五七干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種邪惡的組織形式，將中國民眾變成任其驅使、殺戮的牲畜邪惡企圖並未完全得逞，但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是深重的，這慘痛的歷史教訓不應忘記。在己有一千六百萬覺醒的中華兒女退出中共及中共的其它組織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中華兒女從歷史教訓中認清共產邪靈附體的邪惡本質，退垮中共，清算它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纍纍血債，解體黨文化，重建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和傳統文化，中華民族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