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能講漢語的印度朋友阿里對我說，有次他陪同中國一位高官逛德裡，該官員指著德裡的車水馬龍說：「阿里！你看你們印度的路上，有車，有牛，有馬，還有大象，這是什麼？這就是民主主義！」（主義兩個字估計是阿里加的）。
除了第一次在街頭看到作為運輸工具的大象，在印度逗留期間給我另外一個印象最深的就算是印度的新聞輿論的自由和發達。雖然印度城市貧民窟 (特別是在孟買 )也算一大特色，但我感覺如果中國一旦放開戶籍限制，進入城市的人的子女都一律享有免費官辦學校，免費醫療，中國也會有大批貧民（或貧農）湧入城市，北京、上海在製造貧民窟方面很快也能趕超孟買。
每天印度的電視和報紙報導自由地報導各種消息，經常有揭露官員舞弊，商業腐敗的各種消息。印度《今日商業》的編輯納拉彥 (Sanjoy Naranyan) 把印度媒體稱做公眾的良心，他說在1999 年德裡夜總會的一個模特被開槍謀殺，凶手的父親是印度的知名政客，所以他逍遙法外。但是印度媒體在隨後4-5 年中一直窮追不舍，大肆報導揭露其中的醜聞，最後當局不得不重新審理謀殺案。
經濟合法性
《今日商業》在印度類似於財富雜誌在美國，是在印度最有影響的商業雜誌，所以他們的主編自然要強調媒體自由和輿論監督對完善企業管理，減少商業舞弊發揮的作用。在新聞媒體發揮獨立監督作用方面，中國遠不如印度。
| 《今日商業》主編那拉彥 (BBC) |
經 濟政策和商業活動缺乏媒體獨立監督會影響決策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使經濟政策缺乏合法性，形成潛在的社會和政治風險。在社會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時候，潛在 的風險很容易轉化成社會動盪。在孟買的英迪拉．甘地研究所的庫馬爾教授（ Ganesh-Kumar ）就認為印度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
他說印度的多黨民主制度使得印度經濟決策過程中能夠吸收廣泛意見，決策會更謹慎。無論經濟決策長期產生何種影響，因為經濟決策過程的民主性，所以更容易令社會接受。
當 然接受採訪的印度經濟專家都提到印度行政效率，政策的具體貫徹效率遠遠不如中國。《今日商業的》那拉彥舉例說德裡機場附近一個叫古爾岡的地區修高速公路， 在征地過程中，一個比足球場稍大一點的土地，開發商就要和一百個小土地所有者逐個談判。我去那裡的開發區看過，商業樓，住宅樓已經建成使用，但是大片綠地 上還零星點綴著許多西瓜棚一樣的住戶，用中國的話說，就是抵制改革開放，試圖阻擋歷史進步車輪的小地主和釘子戶。
穩定和民主
英迪拉．甘地研究所的庫馬爾將印度實施效率低下，辦事拖拉歸咎於印度民主制度制度化作的不如西方（ institutionalize ），比如議會討論比較英美而言，缺乏固定的程序和機制。他認為制度化不好導致印度民主制度的效率比不上英美的制度。
關 於民主效率問題，《今日商業》的那拉彥卻說，印度的社會貧富懸殊，貧困人口面臨營養不良等基本生存問題，使民主制度不能發揮固有的優勢。他認為貧富懸殊問 題嚴重，使富人能夠利用各種手段讓民主制度為自己服務。那拉彥的看法顯然有別於他所主持的雜誌的支持市場經濟的立場。很難想像中國的為市場經濟唱讚歌的雜 志主編會擔心貧富懸殊問題，更別說中國的所謂主流經濟學者了。
| 貿易公平機構負責人阿倫．斯拉特 (BBC) |
有 趣的是，另外一位在主持印度公平貿易非政府機構和經濟智囊的著名經濟專家阿倫．拉斯特（ Arun Raste ）卻認為貧富懸殊問題會在自由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過程中迎刃而解，而他主持的公平貿易機構的初衷恰恰是鼓勵、尋找自由主義經濟以外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社 會公平。
貧窮和等級
在談到印度貧困問題的時候，那拉彥說，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羅爾每天就有大批農民湧入尋找機會，城 市貧民問題在那裡日益惡化。他還專門提到印度棉農的悲慘處境，過去幾年當中幾千棉農自殺，主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政府重點扶持紡織業對外競爭，維持棉花原料來 源的低價格，使印度棉農無力承擔種子和化肥的昂貴費用，逼他們走上了絕路。
雖然那拉彥主持的財經雜誌大量報導並且關注中國，但他本人並沒有 去過中國。在孟買的經濟專家阿倫．拉斯特去過中國，他認為中國貧富懸殊很厲害，令我感到意外。當我問到印度社會階層差異及相關的貧困問題時，他強調說，印 度的種姓和階層有幾千年歷史，同中英商會的拉馬錢德蘭（ Ramachandran ）一樣，他認為種姓階層形成，乃是長期以來家庭內職業傳承逐漸形成，他們認為從根本上說，種姓階層差別不過反映出人們世代繼承的不同的處世態度。
這是一種側重注重心靈，內在修養的對等級和貧富的解釋，不是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結構性因素當中尋找原因。這似乎不像馬克思學說那樣能夠啟發窮人的整體意識。可能這也能解釋印度和中國兩國社會對財富和富人階層的不同態度。
仇富心態
| 德裡大街上偶爾也有大象經過 (BBC) |
我 在德裡逗留的幾天正值印度搞大規模航空展覽，這是印度空軍大規模採購裝備的一部分。電視上連續幾天大肆報導印度著名工業家塔塔（ Rantan Tata ）親自駕駛（他本人是飛行愛好者，最近他的集團並購海外鋼鐵企業Corus ，受到國際關注）F-16 戰鬥機和 F-18 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印度自由媒體在報導上充斥溢美之詞，儘管還比不上中國媒體報導富翁企業老總時那種「擦鞋」的敬業精神。
印度電視記者在報導70歲的塔塔後座駕駛戰鬥機的時候聽著像在溜須拍馬：什麼他就像個少年那樣靈活地跳下飛機舷梯 ……身穿飛行服的塔塔幾乎就是個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 ……
我 就這個問題詢問了《今日商業》主編那拉彥，他解釋說，像塔塔這樣的工業家在印度的地位十分獨特。首先這個巨大的家族企業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悠久歷史，其次該 企業早在「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時髦詞出現前就服務社區，善待員工，所以塔塔企業在印度公眾推崇，不是那些新興信息產業的新富以及能源業的其他商業家族能夠 相比的。
這個例子或許能說明印度富人在展示自己財富時候比中國的新富更光明磊落，這種不同可能進而反映出財富合法性的差異。印度貧富階層形 成已經有了幾千年，相比之下，中國的新富則脫胎於實行了不到50年的平均主義，他們做事更低調，更隱秘，大多不願讓公眾瞭解自己是哪個高官的子女。
通過這幾天在印度浮光掠影的觀察，感覺印中兩國經濟差異一如兩國的交通道路，中國修路的效率更高，但也更無情。中國的機動車道上不會出現前面開頭中國高官說過的「民主」氣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