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右派生涯
這之後，馬三立很快聲譽鵲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國的說唱藝人視為大臺口的天津大觀園劇場，與侯一塵搭檔，大受觀眾追捧；翌年，他第三次來到北京，在華聲電臺和茶社戲園演出，以他風格獨特的馬家相聲在曲藝迷中引起「原子彈爆炸一樣」的轟動；1950年，應新聲戲院之邀，馬三立殺了個回馬槍，重回天津衛，在同行和觀眾心目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自此之後近十年間，馬三立一帆風順，心情舒暢，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這全新的一切給他帶來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經「翻身」了，由「臭作藝的」變成一名職業文藝工作者，他參加赴朝慰問團文藝隊並任副隊長，他當上了市曲藝團副團長，他被定為市政協委員，他滿腔熱情地改編表演新相聲，他要求團裡的同志們熱愛黨熱愛新中國，他說，「黨和政府讓我們有了單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幹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資領，還發給我們工作證。」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運動很快地開始了，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關於他為何被打成右派，佔主流的說法是他改編並表演了《買猴兒》，塑造了一個聞名全國的辦事馬虎、工作不認真的人物形象「馬大哈」。但1979年平反時才發現，在他的檔案裡，沒有任何「右派」認定材料，完全是因為指標由起初的4個增加到11個，太多了，只好把他報上去湊數。
就是這個「湊數」的右派，徹底地改變了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爭過，甚至跳過樓，但毫無用處。一次批判會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聲：「你們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舊友冷笑兩聲，啪地推開窗戶：「喲嗬，你還拿死嚇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麼大氣性，從這兒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種！」馬三立二話沒說，猛地站起來跳向窗外，大半個身子已經懸在窗外了，桌邊一個彈單弦的藝人趕緊一伸胳膊，夾住了馬三立的一隻腳，保住了馬三立一命。
這個時候的馬三立，四十多歲，正值盛年，按照馬志明的說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時候。但是，從1958年秋天當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藝團，19年間馬三立只說了3年相聲，相對應的是長達11年的四次下放勞動，以及被關進「牛棚」做了5年的團煤球、打掃衛生等雜役。
1970年，響應戰備疏散城市人口，馬三立全家離開天津，到南郊區北閘口村落戶。
在那個普通的村莊裡，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間，他甚至還學會了一手很不錯的木匠活。
馬志明在回憶北閘口生活時說：「當時一起下放六家，後來落實政策，我們是最後一家走的。房子壞了，下大雨，裡外屋沒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個傘坐著，爸媽在門檻上坐著。不下雨了，我到市裡找曲藝團革委會，不同意回來，把我們調到已經空下來的一處空房子，又住了兩年。
後來，家裡養了四十隻雞，兩隻鵝，一條狗，院子裡所有邊邊沿沿都種上向日葵、茄子、黃瓜、豆角，滿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幾麻袋，雞蛋多得連洗澡盆都盛不了。我們在那兒小康啊，落實政策時，老爺子都不想回來了。」
馬三立不想回來只會是一時的想法，這麼多年來，不管是在城裡還是農村，不管是下放還是蹲牛棚，他從來沒有忘記過背詞，幾乎每天早晨都要練上一番，身上的功夫並沒有荒廢。作為一個技藝超群的老藝人，他心裏無時不在想著舞臺，想著舞台下那些愛他捧他的觀眾。
他平素沉默寡言，極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為右派之後，他竟然幾次當眾落淚，而每一次都是因為相聲。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東郊軍糧農場，馬三立已經下放到這裡勞動了兩年。這天晚上農場開大會，領導突然宣布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單位重操舊業。馬三立當場落淚。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馬三立闊別觀眾兩年之後，在勸業場樓上天樂曲藝廳進行首場演出，台下暴風雨般的掌聲持續了幾分鐘，久久平息不下來。面對闊別兩年多而且如此歡迎、鍾愛自己的觀眾，他以慣有的方式，向台下諸位頻頻作揖，人們終於靜下來了。他喉間哽塞，盡量平和地說：「老沒見我了吧（場內一陣應和的笑語聲），我——病啦！」話音剛落，掌聲再次響起，馬三立不知不覺間，兩行熱淚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閘口村，當他聞知給他捧哏的老搭檔趙佩茹去世時，禁不住大哭一場。知道內情的馬志明說，老爺子是傷心失去了一個好夥伴，以後再也沒有這麼好的人給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後在黃河戲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禍端的《買猴兒》，謝幕時觀眾起立鼓掌，久不退場，馬三立站在台上，「嘩嘩地流著眼淚」。
還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結束後，馬三立作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領導對他約法三章：按勤雜工使用，每天早來晚走，來去事先報告，不許接電話，不許打電話，不許值夜班；上臺不許逗哏；不許壓場演大軸；不許在海報上寫名字；不許和演員們交談；工作出色不表揚，不獎勵。馬三立馬上明白，自己雖然摘帽了，但還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對此，馬三立平靜地接受了。
用馬志明的話說，老爺子骨子裡是那種老藝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臺表演我的「玩意兒，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讓觀眾樂得岔氣，台下的觀眾高興壞了，他這心裏也就美了。
據《馬三立別傳》記載，在當時特殊環境下，動輒得咎的馬三立再一次逆來順受。曲藝團裡設置超額獎，別人每月指標20場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場，而馬三立的指標是每月必須演出60場，平均每天兩場，即使不生病不請假，劇場不停電內部不暫停營業，也只能將就完成任務。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別人大把領錢時，演出最多的馬三立還要被扣錢，對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後，就在傳達室旁邊呆著，任何人來問任何話一概回答「沒有」或「不知道」。樂隊演奏員給胡琴燙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裡捏著也抱歉地說「沒有」。萬一著了火追查責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問他是否知道誰把當天報紙拿走了，他儘管看見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兩個人為報紙打起來，他不是有挑撥之嫌嗎？多年以後，舊事重提時，馬志明直言不諱：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會鑽營。我爺爺外號是「相聲公司」，他傍「萬人迷」，「萬人迷」蓋洋房了，我爺爺什麼都沒有。到我爸爸這兒，他把這一點發揚得更厲害。
五、尋常晚景
平反以後，年屆古稀的馬三立和王鳳山搭檔，將《西江月》、《文章會》、《開粥廠》、《賣挂票》等眾多拿手絕活再度搬上舞臺。尤為難得的是，老人在無人捧哏的情況下，又積畢生之功，編創表演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單口小段：《逗你玩》、《家傳秘方》、《檢查衛生》、《八十一層樓》、《追》等等。
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傳統相聲諷刺、幽默的固有特點，一方面又帶有馬派相聲的特色，有著濃郁的市井氣息，因此，一經推出，歷久不衰，形成馬三立藝術創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許是看淡了，也許是更清醒了，即便總是要被掌聲包圍，總是要被前呼後擁，歷經磨難的馬三立對紛至沓來的榮譽和光環總是要保持距離。在掌聲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說：「我不是大師，不是藝術家，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老藝人，是個熱愛相聲、喜歡鑽研相聲的老藝人。」
在傳統相聲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業內風氣已經日趨庸俗的背景下，這位老藝人的節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幾年以來，我在劇場、學校、機關、工廠、部隊等處演出，都是通過諮詢委員會領導下達的任務或義務演出。得到的禮品有相冊、花瓶、鏡子、鋼筆架等等。有的演出，什麼也沒有。給民進、武警、政協、人代會、車站、外環、平房改建、居委會、焊條廠、油墨廠等單位演出，沒有禮品報酬，一分錢也沒給。北京笑星約我一星期，沒經過組織聯繫，我婉言謝絕。打來長途，約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報酬給港幣，我回答暫時不去。他們又來掛號信，提些待遇，我沒給回信。貴州某單位組臺演出，約我坐飛機去，寄來一千元演出費。郵遞員讓我蓋章取款，錢我不收，請郵遞員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我是五個小學的校外輔導員。兒童節我必須趕場，最少要去三個學校講話、說故事，報酬是戴紅領巾。
我去八里臺南邊的養老院，慰問演出。我連說四段小笑話，老爺子、老奶奶們樂的高興極了。愛聽，不讓我說了，怕我累著。我回答，不累，只要你們高興，心情愉快，我可以多來幾次。有一個姓朱的老頭子，稱我三哥。他說，您也到這地方來吧，這裡的孤老戶、老大娘很多，能搞個對象。想用美人計騙我。
我參加居民委員會的義務值班巡邏，戴紅袖箍兒，在樓群、路口轉一轉，防匪防盜，維護治安。每月我輪班兩次。不管是風雨冬夏，我決不缺勤。查一查各戶的門鎖，還有門前的自行車上鎖沒有。監督路口的車輛停車，交警就不敢讓我在路口值班，因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寫於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匯報中，馬三立十分細緻地描述過多年來自己的真實一面：「二十年來，我是見人不主動說話，見人不主動握手。事事寡言，不聞不問。內心總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親友家、同行家串門聊天，也不參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視我。」
這當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個二十年過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選出10個地方名人，要在海河邊上為他們樹立雕像，供後人瞻仰，最後，他們把最多的票投給了這位為他們說了一輩子相聲的老人——馬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