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02 02:09:07作者：魏得勝
１８８４年，在李鴻章的一份述職報告中，有一段對袁世凱的評價，說他「膽略兼優，能知大體……足智多謀，兩次勘定朝鮮變亂，厥功甚偉」〔１〕。獲此殊榮時，袁世凱年僅二十五歲。此後，李鴻章對袁世凱一度給予積極舉薦和重用，彰顯出其惜才的一面。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當李鴻章天年即盡的時候，慈禧問誰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凱。從這年起，袁世凱逐步走向清廷政壇的前臺，並在短短的五六年內，一躍成為晚清一時無二、舉足輕重的政治家。
到１９０６年前後，袁世凱不但控制著北洋集團所擁有的中國惟一一支十萬大軍的近代化武裝力量，而且他自己還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別的政治地位。這八大臣分別是：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督辦政務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督辦天津至鎮江鐵路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督辦郵政大臣、會辦練兵大臣。到這節骨眼上，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聽」了。
袁世凱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臺，尚無實據證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麼奴顏婢膝似的買官、賄官之行為，憑的完全是個人實力和舉世公認的軍事、政治方面的才幹。國內對袁世凱的讚譽(主要來自維新派)先不說，就是當時悄然崛起的西方大國美國，對袁世凱也是盛讚有加。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美國記者托馬斯 ·Ｆ．米拉德在他的《清國鐵腕袁世凱採訪錄》中開篇就說：「在西方人的眼裡，長期以來代表大清國形象的，只是從四萬萬芸芸眾生中站出來而非常突出和確定的幾個人而已。正是這些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許能夠開闢出一條道路，以迎來一個新中國的誕生。……袁世凱是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確實在這些趨向進步的高層官員中被認為第一。」〔２〕所以，即使後來他榮登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也絕非簡單地如一般常識所說的竊國。歷史表明，袁世凱的上臺，國際國內形勢、人心思定以及南北合作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至於袁世凱「成了神仙想升天」（當了總統想皇上）的倒行逆施，又在另當別論之中，本文重在言說當紅的袁世凱。
回溯至１８７９年，正是二十歲的袁世凱第二次鄉試名落孫山的一年。他因此憤而投筆從戎，還給自己找了個妥帖的理由：「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隨後就去了山東煙臺，在他嗣父故交淮軍「慶」字營吳長慶麾下，任營務處幫辦一職。隨軍入朝不久，即趕上朝鮮政變，袁世凱又出任前敵營務總理。任上一年，袁世凱果斷幹練地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為他贏得較高聲譽，連朝鮮國王都要親自請他「代韓練兵」。１８８４年，吳長慶因故內調回國，袁世凱接替了駐朝「慶」字軍的統率權，僅年餘，便獲得「知兵」美譽。李鴻章在述職報告中對袁世凱的高度評價就來自這裡。兩年後，在李鴻章的大力舉薦下，袁世凱終奉旨「以知府分發」並「賞加三品銜」，其平步青雲的速度，史無前例。當時的袁世凱僅二十七歲。此後，袁世凱以清朝大臣身份，駐朝長達十年之久，直至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戰起，他才奉命回國。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促使袁世凱致力於陸軍軍制學的研究。「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自東北前線返京的袁世凱就居在北京的蒿雲草堂。摒絕雜物，邀集同志，潛心蒐集、整理、翻譯了各類西方軍事著作……」〔３〕袁世凱此舉，在朝野上下引起強烈反響，以致「人皆未見，目為奇書」。「聯繫自甲午中日開戰以來袁世凱對於中國傳統軍制所提出的強烈批評，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凱一時成了眾人矚目的當代‘軍事奇材’。」〔４〕眾望所歸，袁世凱被當時（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的督辦政務大臣們一致舉薦為練兵大臣。就這樣，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組建了帝國惟一一支「裝備完善」的陸軍部隊，名曰「北洋新軍」。袁世凱正是靠這支軍隊樹立起了他在政府（包括國內各派勢力）及列強面前的崇高威望，也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治基礎。
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紅極一時的袁世凱，使皇室大為不安。袁畢竟是漢人——而讓漢人掌握著如此強大的一支軍隊，在滿清史上絕無僅有。１９０７年，皇室為「裁抑」袁世凱及其北洋勢力，免去了袁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職，內調軍機處「主持樞垣各政」。這不但沒削弱袁世凱的勢力，相反，袁還利用在軍機處工作的機會，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憲政治的步伐。「果然，自１９０８年軍機重組之後，清政府的《資政院章程》、《欽定憲法大綱》等一系列立憲文件相繼頒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立憲機構相繼設立，清廷立憲政治的步伐明顯加快。袁世凱也由此獲得中國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好感，他們在袁世凱的身上寄託著中國實行立憲政治的希望。」〔５〕
袁世凱的立憲主張並非一帆風順，甚至早為他的政治夙敵載灃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凱為首的立憲派提出一項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內容是：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制。內閣制主要仿照立憲國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責任，互不統屬」，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在政務處的一次立憲討論會上，當袁世凱提出這一議案時，「醇王（載灃）聞言益怒，強詞駁詰，不勝，即出手槍，擬向余（袁世凱）放射」〔６〕。真還可以說，為追求三權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凱在當時是冒了生命危險的。這時，我們還看不出袁世凱有何不良動機（如皇帝夢），因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這說明，此時期的袁世凱，其政治思想是足以為人所稱道的。
從載灃過激的行為可以看出，當時的袁世凱被定為滿清皇室的頭號政治對手。歷史證明，在清末的憲政運動中，袁世凱確為當時地方官僚中「最為激進」的立憲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國家，「別無良策，仍不外趕緊認真預備立憲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則國勢日傾，主權日削……」〔７〕袁世凱的立憲主張得到了相當一批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這也「使得袁世凱本人在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中樹立了良好的印象」，並獲巨大支持。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在晚清的統治層內部，還沒有哪一位官員能像袁世凱那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改良爭取到這樣多的東西」〔８〕。
在這次立憲會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凱的命，載灃一直耿耿於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去，載灃搖身一變，成了新皇帝（溥儀）的爹爹，且握監國攝政王的大權，他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滅掉不同政見者總首領袁世凱。他本想置袁世凱於死地，可他錯估了自己的能量；於是，殺不了袁世凱，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職務。後又以袁世凱的黨羽為目標，將他們一個一個從重要位置上摘拔下來，企圖以皇族勢力取代袁氏勢力。但載灃所做的這一切，在袁世凱及北洋勢力面前，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因為在「北洋軍中，自統制以下的各級軍官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的，非袁不從。滿族親貴們既然無法徹底地更換這一龐大集團的下層，其對於集團上層的局部人事調整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９〕。
進而，我們看到這樣一種奇特的政治現象：一個以「布衣」、「野老」隱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凱，卻牢牢地控制著北洋的幾萬精兵和全國政局。當時的洹上村，實際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這裡專門設有電報房，隨時保持著與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聯絡，袁世凱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來處理「公務」。北洋各路將領還隨時赴洹上村，向袁世凱請示匯報。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國使節也常常到洹上村來拜望袁世凱，聆聽他的政見。這使人想起當年李鴻章在天津辦公的情景。外國使節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幾天，以專程拜訪在那裡的李鴻章。因為那一時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鴻章摸得上頭緒，有定准，說了算。這一點，袁世凱很像發現他的伯樂李鴻章。
袁世凱在漳德息影林泉三年間，仍通過各種渠道盡力地建立與革命黨人的聯繫，並因此在相當一批的革命黨人尤其是年輕人中建立了極好的印象：「時留東學生之歸國者，必繞道謁袁……其私邸中談宴遊觀，無不座客常滿」，有的還「誼若父子」〔１０〕。「在宣統紀元以後的許多記載中，我們的確常常可以發現袁世凱靠著 ‘金錢蒸發之力’幫助革命黨人揭竿的例子」，如１９０８年４月，袁世凱就曾資助過同盟會在雲南河口的一次起義。「客觀上，袁世凱對於革命所持的這種曖昧態度，使相當的革命黨人對其產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南北談判期間，頗有聲勢的臨時大總統‘非袁莫屬’的呼聲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革命黨人的內部各派。」〔１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國出現混亂局面。「一位西方記者莫裡循在與友人談到這一時期的中國政局時斷言：袁世凱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國有好聲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惟一可以從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報》直接刊文，公開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凱，而且聲稱：只有他，才是能夠挽救時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載濤、載洵等人赴歐洲考察，曾受到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一致責問：中國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凱？在列強的心目中，處於 ‘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凱不但關係著中國政局的穩定，而且這種穩定也關係著他們各自在中國和遠東地區的利益。」〔１２〕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提一提趁火打劫的日本和俄國。袁世凱離職後，清廷失去了一位鐵腕人物，這在客觀上造成了政局的混亂與惡化，為日本和俄國在遠東地區肆無忌憚地擴張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也影響了英、美、德等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當然，受害最大的是中國。在國家處於分崩離析的緊要關頭，加之英、美、德等外交使團給清廷施壓，袁世凱受命出山，並提出六項條件，前兩條便是「即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
對袁世凱的條件，政府全部答應了。因為處在這種環境下，袁的條件也就算不上什麼了。問題是，這樣一個驟變的時代，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一句話，這時沒人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運，包括皇室成員和袁世凱在內。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連眾望所歸、「收拾殘局，非袁莫屬」的袁世凱都大感意外。接著，就該輪到皇室大感意外了——袁世凱的出山，不但沒有像皇室一廂情願的那樣「保我大清」，相反倒加速了滿清王朝的滅亡。南邊的革命黨人提出條件，只要袁世凱能迫使清室退位，他們就把大總統一職讓予袁世凱。袁世凱不能不心動，而且他是那個大動亂時代惟一有能力動心於大總統寶座的人。然迫使清室退位所遇到的抵抗與當時的暴力革命相比，這簡直不值一提。所以，袁世凱輕易地做到了在其他派別看來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和平退位。於是，革命黨人履行承諾，袁世凱也就如願以償地登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
這真是中國人實行先進政治民主的一次大好機遇——推翻帝制，南北統一，開啟國會，三權分立……這是戊戌變法以來多少開明之士的夢想呀！萬萬不幸的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開始就極大地削弱了總統的許可權，使其在職能上僅僅成為一個「橡皮圖章總統」（在國會和內閣通過的文件上蓋蓋章而已），而國會的許可權則無所不及，等於創造了「數百議員皇帝」，「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１３〕。不要說袁世凱這樣一個半新半舊的官僚難以就範，就是專制文化熏陶下的新官僚，也決不肯向《臨時約法》躬身。袁世凱那樣的強權人物一旦感到憲法的強烈束縛，自然就要設法去突破。一邊要破，一邊要立，總統府和國會就打起來了。一開始，雙方還有妥協和忍讓，鬧到後來，袁世凱乾脆解散國會，進而稱起帝來，踐踏憲法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袁世凱這個清末民初紅極一時的政治家，登上極權寶座僅五年，就成了一個全國人人誅之黑極一時（乃至一世）的人物！如袁世凱去世的時候，在上海養病的黃興就寄來一幅輓聯，表達了他的某種惋惜之情。輓聯曰：
好算得四十餘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一意進行，居然想學黃公路。
僅做了八旬三日屋裡皇帝，傷哉短命，援快活一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14〕
輓聯的「好算得四十餘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前十五個字，基本公正客觀地總結了袁的一生。「四十餘年天下英雄」——是對袁世凱才幹的讚譽和認可；「陡起野心」——似乎又為袁世凱開脫了不少稱帝罪責。作為袁世凱政敵的黃興，真可以說是溫良敦厚了。只可惜袁克定「這樣的曹丕」（馮國璋語）不識貨，堅決拒絕懸掛黃興的這幅輓聯。因此，在次日全國各大報登出這幅輓聯後，社會各界也多從反面去解讀，輓聯的正面意義也就埋沒了。而黃興的溫敦寬厚，更無從體現。今天來讀黃興挽袁世凱聯，我認為它實際總結了專制社會政治人物的共同命運：少壯清明建功業，老大昏庸留罵名。
註釋：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４、６０、５２、４９、６１、５８、６３、６４、５９、７４、１１２頁。
〔２〕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頁。
〔１４〕程潤：《護國風雲》，載２００２年８月新作家網。
到１９０６年前後，袁世凱不但控制著北洋集團所擁有的中國惟一一支十萬大軍的近代化武裝力量，而且他自己還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別的政治地位。這八大臣分別是：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督辦政務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督辦天津至鎮江鐵路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督辦郵政大臣、會辦練兵大臣。到這節骨眼上，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聽」了。
袁世凱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臺，尚無實據證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麼奴顏婢膝似的買官、賄官之行為，憑的完全是個人實力和舉世公認的軍事、政治方面的才幹。國內對袁世凱的讚譽(主要來自維新派)先不說，就是當時悄然崛起的西方大國美國，對袁世凱也是盛讚有加。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美國記者托馬斯 ·Ｆ．米拉德在他的《清國鐵腕袁世凱採訪錄》中開篇就說：「在西方人的眼裡，長期以來代表大清國形象的，只是從四萬萬芸芸眾生中站出來而非常突出和確定的幾個人而已。正是這些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或許能夠開闢出一條道路，以迎來一個新中國的誕生。……袁世凱是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確實在這些趨向進步的高層官員中被認為第一。」〔２〕所以，即使後來他榮登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也絕非簡單地如一般常識所說的竊國。歷史表明，袁世凱的上臺，國際國內形勢、人心思定以及南北合作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至於袁世凱「成了神仙想升天」（當了總統想皇上）的倒行逆施，又在另當別論之中，本文重在言說當紅的袁世凱。
回溯至１８７９年，正是二十歲的袁世凱第二次鄉試名落孫山的一年。他因此憤而投筆從戎，還給自己找了個妥帖的理由：「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隨後就去了山東煙臺，在他嗣父故交淮軍「慶」字營吳長慶麾下，任營務處幫辦一職。隨軍入朝不久，即趕上朝鮮政變，袁世凱又出任前敵營務總理。任上一年，袁世凱果斷幹練地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為他贏得較高聲譽，連朝鮮國王都要親自請他「代韓練兵」。１８８４年，吳長慶因故內調回國，袁世凱接替了駐朝「慶」字軍的統率權，僅年餘，便獲得「知兵」美譽。李鴻章在述職報告中對袁世凱的高度評價就來自這裡。兩年後，在李鴻章的大力舉薦下，袁世凱終奉旨「以知府分發」並「賞加三品銜」，其平步青雲的速度，史無前例。當時的袁世凱僅二十七歲。此後，袁世凱以清朝大臣身份，駐朝長達十年之久，直至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戰起，他才奉命回國。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促使袁世凱致力於陸軍軍制學的研究。「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自東北前線返京的袁世凱就居在北京的蒿雲草堂。摒絕雜物，邀集同志，潛心蒐集、整理、翻譯了各類西方軍事著作……」〔３〕袁世凱此舉，在朝野上下引起強烈反響，以致「人皆未見，目為奇書」。「聯繫自甲午中日開戰以來袁世凱對於中國傳統軍制所提出的強烈批評，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凱一時成了眾人矚目的當代‘軍事奇材’。」〔４〕眾望所歸，袁世凱被當時（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的督辦政務大臣們一致舉薦為練兵大臣。就這樣，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組建了帝國惟一一支「裝備完善」的陸軍部隊，名曰「北洋新軍」。袁世凱正是靠這支軍隊樹立起了他在政府（包括國內各派勢力）及列強面前的崇高威望，也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治基礎。
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紅極一時的袁世凱，使皇室大為不安。袁畢竟是漢人——而讓漢人掌握著如此強大的一支軍隊，在滿清史上絕無僅有。１９０７年，皇室為「裁抑」袁世凱及其北洋勢力，免去了袁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職，內調軍機處「主持樞垣各政」。這不但沒削弱袁世凱的勢力，相反，袁還利用在軍機處工作的機會，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憲政治的步伐。「果然，自１９０８年軍機重組之後，清政府的《資政院章程》、《欽定憲法大綱》等一系列立憲文件相繼頒發，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立憲機構相繼設立，清廷立憲政治的步伐明顯加快。袁世凱也由此獲得中國資產階級立憲派的好感，他們在袁世凱的身上寄託著中國實行立憲政治的希望。」〔５〕
袁世凱的立憲主張並非一帆風順，甚至早為他的政治夙敵載灃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凱為首的立憲派提出一項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內容是：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制。內閣制主要仿照立憲國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責任，互不統屬」，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在政務處的一次立憲討論會上，當袁世凱提出這一議案時，「醇王（載灃）聞言益怒，強詞駁詰，不勝，即出手槍，擬向余（袁世凱）放射」〔６〕。真還可以說，為追求三權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凱在當時是冒了生命危險的。這時，我們還看不出袁世凱有何不良動機（如皇帝夢），因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歐美考察憲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這說明，此時期的袁世凱，其政治思想是足以為人所稱道的。
從載灃過激的行為可以看出，當時的袁世凱被定為滿清皇室的頭號政治對手。歷史證明，在清末的憲政運動中，袁世凱確為當時地方官僚中「最為激進」的立憲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國家，「別無良策，仍不外趕緊認真預備立憲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則國勢日傾，主權日削……」〔７〕袁世凱的立憲主張得到了相當一批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這也「使得袁世凱本人在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中樹立了良好的印象」，並獲巨大支持。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在晚清的統治層內部，還沒有哪一位官員能像袁世凱那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改良爭取到這樣多的東西」〔８〕。
在這次立憲會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凱的命，載灃一直耿耿於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去，載灃搖身一變，成了新皇帝（溥儀）的爹爹，且握監國攝政王的大權，他第一個目標就是要滅掉不同政見者總首領袁世凱。他本想置袁世凱於死地，可他錯估了自己的能量；於是，殺不了袁世凱，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職務。後又以袁世凱的黨羽為目標，將他們一個一個從重要位置上摘拔下來，企圖以皇族勢力取代袁氏勢力。但載灃所做的這一切，在袁世凱及北洋勢力面前，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因為在「北洋軍中，自統制以下的各級軍官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的，非袁不從。滿族親貴們既然無法徹底地更換這一龐大集團的下層，其對於集團上層的局部人事調整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９〕。
進而，我們看到這樣一種奇特的政治現象：一個以「布衣」、「野老」隱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凱，卻牢牢地控制著北洋的幾萬精兵和全國政局。當時的洹上村，實際成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這裡專門設有電報房，隨時保持著與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聯絡，袁世凱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兩個小時來處理「公務」。北洋各路將領還隨時赴洹上村，向袁世凱請示匯報。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國使節也常常到洹上村來拜望袁世凱，聆聽他的政見。這使人想起當年李鴻章在天津辦公的情景。外國使節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幾天，以專程拜訪在那裡的李鴻章。因為那一時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鴻章摸得上頭緒，有定准，說了算。這一點，袁世凱很像發現他的伯樂李鴻章。
袁世凱在漳德息影林泉三年間，仍通過各種渠道盡力地建立與革命黨人的聯繫，並因此在相當一批的革命黨人尤其是年輕人中建立了極好的印象：「時留東學生之歸國者，必繞道謁袁……其私邸中談宴遊觀，無不座客常滿」，有的還「誼若父子」〔１０〕。「在宣統紀元以後的許多記載中，我們的確常常可以發現袁世凱靠著 ‘金錢蒸發之力’幫助革命黨人揭竿的例子」，如１９０８年４月，袁世凱就曾資助過同盟會在雲南河口的一次起義。「客觀上，袁世凱對於革命所持的這種曖昧態度，使相當的革命黨人對其產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南北談判期間，頗有聲勢的臨時大總統‘非袁莫屬’的呼聲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革命黨人的內部各派。」〔１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中國出現混亂局面。「一位西方記者莫裡循在與友人談到這一時期的中國政局時斷言：袁世凱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國有好聲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惟一可以從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報》直接刊文，公開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凱，而且聲稱：只有他，才是能夠挽救時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載濤、載洵等人赴歐洲考察，曾受到歐洲帝國主義列強的一致責問：中國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凱？在列強的心目中，處於 ‘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凱不但關係著中國政局的穩定，而且這種穩定也關係著他們各自在中國和遠東地區的利益。」〔１２〕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提一提趁火打劫的日本和俄國。袁世凱離職後，清廷失去了一位鐵腕人物，這在客觀上造成了政局的混亂與惡化，為日本和俄國在遠東地區肆無忌憚地擴張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也影響了英、美、德等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當然，受害最大的是中國。在國家處於分崩離析的緊要關頭，加之英、美、德等外交使團給清廷施壓，袁世凱受命出山，並提出六項條件，前兩條便是「即開國會和成立責任內閣」。
對袁世凱的條件，政府全部答應了。因為處在這種環境下，袁的條件也就算不上什麼了。問題是，這樣一個驟變的時代，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一句話，這時沒人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運，包括皇室成員和袁世凱在內。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連眾望所歸、「收拾殘局，非袁莫屬」的袁世凱都大感意外。接著，就該輪到皇室大感意外了——袁世凱的出山，不但沒有像皇室一廂情願的那樣「保我大清」，相反倒加速了滿清王朝的滅亡。南邊的革命黨人提出條件，只要袁世凱能迫使清室退位，他們就把大總統一職讓予袁世凱。袁世凱不能不心動，而且他是那個大動亂時代惟一有能力動心於大總統寶座的人。然迫使清室退位所遇到的抵抗與當時的暴力革命相比，這簡直不值一提。所以，袁世凱輕易地做到了在其他派別看來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和平退位。於是，革命黨人履行承諾，袁世凱也就如願以償地登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
這真是中國人實行先進政治民主的一次大好機遇——推翻帝制，南北統一，開啟國會，三權分立……這是戊戌變法以來多少開明之士的夢想呀！萬萬不幸的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開始就極大地削弱了總統的許可權，使其在職能上僅僅成為一個「橡皮圖章總統」（在國會和內閣通過的文件上蓋蓋章而已），而國會的許可權則無所不及，等於創造了「數百議員皇帝」，「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１３〕。不要說袁世凱這樣一個半新半舊的官僚難以就範，就是專制文化熏陶下的新官僚，也決不肯向《臨時約法》躬身。袁世凱那樣的強權人物一旦感到憲法的強烈束縛，自然就要設法去突破。一邊要破，一邊要立，總統府和國會就打起來了。一開始，雙方還有妥協和忍讓，鬧到後來，袁世凱乾脆解散國會，進而稱起帝來，踐踏憲法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袁世凱這個清末民初紅極一時的政治家，登上極權寶座僅五年，就成了一個全國人人誅之黑極一時（乃至一世）的人物！如袁世凱去世的時候，在上海養病的黃興就寄來一幅輓聯，表達了他的某種惋惜之情。輓聯曰：
好算得四十餘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一意進行，居然想學黃公路。
僅做了八旬三日屋裡皇帝，傷哉短命，援快活一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14〕
輓聯的「好算得四十餘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前十五個字，基本公正客觀地總結了袁的一生。「四十餘年天下英雄」——是對袁世凱才幹的讚譽和認可；「陡起野心」——似乎又為袁世凱開脫了不少稱帝罪責。作為袁世凱政敵的黃興，真可以說是溫良敦厚了。只可惜袁克定「這樣的曹丕」（馮國璋語）不識貨，堅決拒絕懸掛黃興的這幅輓聯。因此，在次日全國各大報登出這幅輓聯後，社會各界也多從反面去解讀，輓聯的正面意義也就埋沒了。而黃興的溫敦寬厚，更無從體現。今天來讀黃興挽袁世凱聯，我認為它實際總結了專制社會政治人物的共同命運：少壯清明建功業，老大昏庸留罵名。
註釋：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郭劍林主編：《北洋政府簡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４、６０、５２、４９、６１、５８、６３、６４、５９、７４、１１２頁。
〔２〕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三聯書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頁。
〔１４〕程潤：《護國風雲》，載２００２年８月新作家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