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憤懣難當的國學大師瀋曾植寫下了「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的詩句。這既是他的悲涼自況，也是對知識份子命運的喟然長嘆。在這一聲浩蕩的長嘆裡，我試著稍稍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彷彿窺見了那些卓絕矗立的孤傲背影。這其中，便有儲安平。
儲安平？這是個被人淡忘的名字，即便是上了些年紀的長者，恐怕也只能對這個冷僻的姓氏搖搖頭。由他一手創辦，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風光無限、引領思想界潮流的《觀察》週刊，早已成昨日雲煙，難覓蹤影了。
解放後的儲安平也曾「風光」過一陣子。那是在1957這個只有虛假的「早春」和真實的謊言的年份.
「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這便是「黨天下」三字的由來。接著他放言：「我認為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這還沒完，他又論定：「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在那場統戰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身為九三學社宣傳部長、民盟盟員、《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語出驚人，好不風光。當然，風光以後就是跌入谷底，乃至被徹底從這個世界上抹去。
儲安平早年畢業於光華大學政治系（一說英文系），熱衷過一陣子文學創作，上海良友公司曾策劃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說集《說謊者》。其時的儲安平雖是新月派的後起之秀，並以《一條河流般的憂鬱》等散文為諸多名家看好，但他的理想卻是出洋求學，為困境中的祖國找尋一條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辛苦籌措了數年學費後，儲安平終於得償夙願。1935年他踏上了奔赴英倫留學的長途。
到達英國後，他師從英國著名思想家拉斯基，潛心研究英國歷史和政治制度，充分侵染了英式民主自由理念。眾所周知，拉斯基是費邊社的核心人物之一，有強烈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費邊主義採取羅馬元帥費邊緩進待機的辦法，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調和社會矛盾和各階級的利益，溫和地推進社會變革。儲安平對此篤信不疑，終身矢志不渝。
「抗戰既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日深，儲安平自英國取道回國……曾在湘西的藍田師範學院講授英國史與英國憲法。」（王祖榮：《自由主義在戰後的起落》）。到了1945年，儲安平和張稚琴合辦《客觀》週刊，儲任主編。主持了十二期後，儲安平離開重慶，並於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另起爐灶，締造了後來名動一時的《觀察》週刊，開創了一個堪稱輝煌的「《觀察》時代」。
在創刊號的發刊詞裡儲安平寫道--
在這樣一個出版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甘受艱苦、安於寂寞，不畏可能的挫折、恐懼甚至失敗，仍欲出面辦這樣一個刊物，此不僅因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熱忱，亦因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
這樣飽含激情的政論文字今日讀來叫人感慨萬千，時下的知識份子們還有如此豪情麼？時下的刊物還有如此膽識麼？當時抗戰硝煙剛剛散盡，本應大家齊心協力重建家園，熟料國民黨獨裁政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披著「沒收敵產」的外衣中飽私囊，弄得經濟凋敝、民怨沸騰。政治上國共兩黨又各持武力互不相讓，和平的曙光甫一露面便為戰場的滾滾濃煙所掩埋。
此情此景令素來議政熱情高漲的儲安平憂心如焚。他辦《觀察》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國內有一種真正無所偏倚的言論能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並使楊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個共同說話的地方。」從這封儲安平致胡適信的心中我們可以看到，儲安平決非為議政而議政，而是切切實實的想傳播自由主義理想。《觀察》實際上是一份為自由主義者提供說話平臺的同人刊物，其「野心」是著力培育中國的自由民主土壤，同五四精神一脈相承。
正是基於上述這一理念，儲安平提出了《觀察》的四點精神：客觀、理性、公平、自由。《觀察》週刊始終超越於黨見之外，堅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聽、用自己的大腦去想、用自己的筆桿去寫。這即便放到現在，也實屬難能可貴。
《觀察》的這種嚴正原則使它成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重鎮，它的不偏不倚、堅持主見、客觀報導、抨擊時政的風格也使其銷量最高時達到了十萬餘份，影響的讀者逾百萬。這在金融大崩潰的年代簡直算得上是奇蹟。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今天許多人對走「第三條道路」的報刊如《大公報》、《觀察》等無甚好感（儘管他們根本不瞭解這些報刊），斥之為「小罵大幫忙」，實乃反動政權的附庸。這是偏頗的。僅以《觀察》而論，經濟上它未收過政府一分錢，政治上的嚴厲批評也是從來不絕於耳的。只是儲安平牢牢站穩自由主義立場，不但導致國民黨對他的尖刻抨擊異常惱怒，中共也對他的持中態度大為不滿。令無端指責儲安平的人頗為尷尬的是，國民黨查封《觀察》的罪名之一乃是它「譏評國事，為匪宣傳」。匪者，「共匪」也！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就是這樣在夾縫中求生存的。
儲安平把知識份子的參政方式分為「干政」與「執政」。前者指「輿論的做法，以輿論影響干預政治決策」；後者是指「組黨的做法，以政黨參與政治角逐競爭。」身為自由主義者的儲安平選取的當然是「干政」之路。實際上無論是「干政」還是「執政」，都是以知識份子的人格獨立為基礎的，是對傳統「幕僚型」知識份子的一大跨越。
儲安平為《觀察》撰寫的一系列政論便是這種「書生議政」精神的典型體現。指責他「小罵大幫忙」的人往往忽略了歷史人物的具體理念，忽略了歷史事實的具體背景，忽略了歷史環境的複雜變幻，忽略了歷史文字的白紙黑字，而作不切實際的、想當然的、盲從的攻擊。
為儲安平辯誣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自己說話。儲安平的政論曉暢尖銳，筆下常帶感情而又以理性為依托，別具一格。
在《失敗的統治》一文中，儲安平認為國民黨二十年的執政結果是「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愈來愈艱難；一般社會的道德生活愈來愈敗壞。」其原因是「他只知以加強‘政治的控制’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接著儲安平又猛烈抨擊政府「只有在徵稅和壯丁兩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幾不復佔到重要地位！」最後他警告說：「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以政績來維護其既得的政權。能如此，國家有利，黨亦有利；否則，國家也許有前途，而黨決無前途。」
像這樣犀利的文字在儲安平的政論裡比比皆是。當全國各地學生舉行「反內戰、反飢餓」示威遊行時，儲安平立即發表社論《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指出「這次全國的學潮，完全是政府逼出來的」。態度鮮明地找到了學生一方。1945年5月24日，文匯、新民、聯合三報同時遭國民黨政權查封，《觀察》衝破重重封鎖，不但對政府的蠻橫行徑表示強烈抗議，而且批評了在此事件中態度曖昧的《大公報》。儲安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之所以要查封這三家報紙，是因為它們屢屢登載「那些為政府當局引為大忌的新聞……政府既無力防止那些‘新聞’的發生，於是只好設法來制止那些‘新聞’的發表。」在社論結尾他寫道：「……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託在我們身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為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這一大義凜然的夫子自道，無疑是那個時代的抗暴強音！
到了1948年，隨著內戰愈發酷烈，局勢愈加動盪，經濟幾近崩潰。11月6日，第五卷第十一期的《觀察》刊登了儲安平的《一場爛污》。在回顧了腥風血雨的國事後，儲安平怒斥道：「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污爛污爛，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這篇文章令蔣介石惱羞成怒，加上《觀察》連載長篇通訊《濟南之戰》，向民眾揭示了戰爭真相，於是數「罪」並罰，《觀察》不久被封。
其實查封《觀察》的傳言早就滿城風雨了。7月17日儲安平發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質問當局「你們行的到底是什麼‘憲’！」隨後更是昂然抗議道：「我們反對政府一切摧殘輿論的行為和任何摧殘輿論的意圖，我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自己的作風，封報館封刊物的作風，是萬萬要不得的。」「老實一句話，今日造成社會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製造社會的不安，而反將其責任嫁移到我們言論界身上，可謂不平之至……我們在此忠告政府，你們要挽回你們的頹局，就得全盤檢討，痛改前非，人民受你們的迫害，已經到了歷史上少見的程度，假如你們以為封幾個報紙刊物就能挽回你們的頹局，那就大錯特錯！」可見《觀察》遭封，實是「咎由自取」。
縱觀儲安平在《觀察》的言行，可知他是牢牢站住民間立場的，最後迫於專制政權的打壓才歸於沉寂。近年來不斷有學者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仍未脫「治國平天下」的桎梏，這是他們的悲劇根源。從前我對這一觀點很贊同，但在稍稍研究了中國幾位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後，我有了新看法。
「治國平天下」的情結始終深深侵染了中國知識份子，幾乎沒有人能擺脫它。這當然和中國文化成熟過早，從源頭起便以政治倫理為中心有關。但這並非是悲劇的根源，癥結其實是知識份子與統治者、與現實的關係。傳統知識份子總是把「治國平天下」侷限於「忠君」的框架下，當前者與後者發生矛盾時，他們往往要經歷激烈的思想鬥爭，顯出異常痛苦的人格分裂和人格掙扎。本質上，他們是不獨立的。自由主義者則不同，雖然梁啟超、胡適等人依附廟堂搞改革的思想依然濃重，但以儲安平為代表的第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民間立場和「第三條道路」走得是比較堅決的。在國共之間的狹長走廊裡，總算步履蹣跚地留下了歷史的足跡。然而在專制統治者看來，你不支持我就是支持我的敵人，就要封鎖你、打擊你、消滅你。另一方面，中共濃重的意識形態話語和階級劃分理論也導致他們不滿於走「第三條道路」人的謹小慎微和個性化思考，不肯徹底投向「革命」的懷抱。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始終沒有把握住中國的命脈，始終只徘徊於上層知識份子之間而無力像中共那樣能深入民間形成意識形態的籠罩。所以一旦新的強有力的政權建立，原本還算自由的大學體制在歷次院系調整中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他們就迅速失卻了民間依托和立身根基，薄弱的自由主義很快便煙消雲散。
至於有人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走「第三條道路」就等於為國民黨張目，我的回答是：每一個「大時代」都有為國家命運上下求索的人，他們各個採取不同的方式、走上不同的道路，都為國家做出了貢獻，都在歷史的坐標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沒有什麼好苛責的。
中共建政後儲安平的遭遇是值得人們去深思的。很難說他在講出我文章開頭提到的那番「黨天下」言論時對自己的命運就沒有一點認識。然而儲安平還是說了，義無反顧地說了。在經過了歷史的淘洗之後，錯與不錯已顯得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真正明白什麼叫做言論自由！如果說脫不去「治國平天下」的情結、處理不好與當權者的關係、「看不清現實」等等是儲安平的悲劇的原因，那麼書生論論政、發發聲，堅持堅持自己的獨立思想，竟要遭此罹難，難道不是我們民族的悲哀麼？！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好反省麼？！
1966年後儲安平便似乎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至今也沒回來，連同他的思想、他的輝煌過往，甚至老姦巨滑的康生都皺眉問道：「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沒人說得清楚。傳言很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寧願相信他做了「飄然一杖天南行」的高僧，也寧願用李敖的一句詩結尾--
當百花凋謝的日子，
我將歸來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