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太湖生態災難的「元凶」

江蘇太湖的生態危機發生十多天後，終於有官員受到懲處。無錫市紀委、市監察局通報，宜興市五位官員在對企業違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監管失責」，分別受到行政記過、記大過、行政撤職的處分，其中最高級的是鎮長，最低級的是環保局監察大隊下轄一個中隊副隊長。雖然只是芝麻綠豆小官，部分國內傳媒卻稱之為「太湖環保風暴」！

對這樣的「環保風暴」，總理溫家寶當然不滿意，他在國務院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談會」上作出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開展多年，但未能從根本解決問題。太湖水污染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但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先找到這次生態災難的「元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次災難絕非那五位受懲處的官員能夠搞出來的，諒他們也沒有這份能耐，他們只是替死鬼而已。

究竟誰是太湖生態災難的元凶？是無錫市的市委書記，還是江蘇省的省委書記呢？

的確，我們很容易落入這樣的問責窠臼，而中共的政治體制也是以這種方式問責的。每次出現重大人為災害，都是一層一層的把責任往下推，先是省政府推到市，市又推到縣，而縣就把責任再卸到鄉鎮。在這個 「責任路線圖」中，所經之處，總會有一、兩個官員被問責，而損失愈大，被問責的官員也就愈高級。

以吉林化工廠大爆炸引發的松花江生態大災難為例，最終受牽連而被解職的是當時的環保局長解振華；四川開縣的井噴事故，造成二百四十三人死亡，最後有六名鑽探公司的基層職員被判刑，而最高問責官員就是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伏櫪，解振華和馬富才又重出江河，分別出任發改委副主任和新成立的能源辦副主任。

因此，若要追究下去，無錫市委書記，甚至江蘇省分管環保問題副省長，也難逃責任。但是，這種走過場式的所謂「懲罰」，對於解決太湖的污染，又有什麼用處呢？即使有更高層的官員被問責，但只要他們朝中有人，也就是有強硬後臺，他們就很快可以平調，甚至重新獲得重用，再步步高陞！要真正問責，甚至找到中國環境污染問題治本之道，那麼，就請中央政治局先拿自己開刀，從問責自己開始！！

太湖污染，早在九十年代初已露出端倪，過去十年，國家投入逾百億元人民幣去整治太湖，但藍藻危機還是無法避免。為什麼？因為國家把白花花的老百姓血汗錢扔向太湖，天真的以為這樣就可以漂白太湖的黑水！太湖水黑，但又怎比得上太湖邊的中共官場呀！？這一百億「水瓜打狗」，有去無回，不是落到貪官手中，就是被用來招商引資，打造一項項「政績工程」。

太湖的北邊是無錫，東邊是蘇州。過去十多年，太湖周邊地區有所謂「蘇南經驗」，也就是先全力發展鄉鎮企業，然後大量引入外資，令太湖流域變成官見官愛的 「經濟奇蹟」！太湖邊上的蘇州，不就是因為經濟年年高速增長，令中共官場出現所謂「蘇州現象」，前後三任的市委書記都坐上擢升的火箭，成為部級幹部。但是，在蘇南和蘇州的經濟奇蹟背後，不就是太湖付出了高昂代價嗎？那些「踩著」太湖污水升遷的官員，當年又何曾意識到，這種粗放的發展模式，將對環境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呢？更重要的是，蘇南地區官員的短視行為，反而得到中央高度讚賞，否則，三任的蘇州市委書記又怎能年年三級跳般升職呢？

因此，太湖的生態危機，最終應該問責的，正是大力提拔蘇南地區幹部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政治局！但是，能懲處他們嗎？不能！！即使專責環保問題的副總理問責下臺，對太湖的治本也是於事無補。要徹底解決太湖，甚或全國各地的環保問題，或者令問題不再惡化，唯一可行的就是：一、新聞自由，讓傳媒獨立的行使監督之責；二、准許成立獨立的非政府組織，讓他們成為老百姓監察環境污染的守護神。當然，如果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民意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對整治污染確有事半功倍之效！但這些構想有落實的一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