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自己也知道，一國兩制只能是一種過渡狀態。早有人指出，一國兩制的最終結果不是大陸香港化，就是香港大陸化。不過，十年來香港和大陸社會的巨變，讓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大陸和香港都在走向「犬儒化」。儘管大陸和香港仍存在重大的制度差異，但兩地社會文化形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趨同於徐賁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現代犬儒主義」，而鄧小平是這種社會形態無可爭議的主要締造者。
不容置疑，不僅是香港，今日的大陸都要比極權社會‘自由’ 的多，但正如徐賁先生指出的，「這種‘自由’是極有限度的, 因為它是一種受制者的自由。統治者隨時可能進行干涉，受制者和統治者都知道這一點。正是這種受制地位, 使得受制者即使在不再相信統治者的情況下, 也必須按統治者所定的規則繼續玩假裝相信的遊戲。」
這種由「強人」帶來的的假裝相信的遊戲和偽自由，會把香港和大陸帶向何處呢？難道這就是中華民族賴以「崛起」的基礎嗎？香港回歸十年來的歷史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種假裝相信統治者的遊戲和受制者的偽自由不僅不能讓我們的民族獲得真正的尊嚴，而且很可能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災難。
大陸醜聞連連曝光，給粉飾升平帶來巨大的困難。山西「黑磚窯」事件的一個重大意義，就在於這一醜聞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種偽自由之下的大陸社會危機深重的嚴峻事實。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從這一事件看到，大陸存在著危機惡性爆發的危險。
一個偽自由的中國為何對世界也構成威脅？因為這個偽自由的中國已經把自己的經濟和世界經濟捆綁在一起，而這一點恰恰與香港的回歸直接相關。鄧小平借香港回歸，找到了一條維繫扭曲的大陸經濟的出路，同時也把中國社會危機的風險與廉價商品一道，輸出到整個世界。而香港回歸十年之際，世界已經幵始發現，這些用中國農民工的血汗加工的廉價商品，到頭來並不見得便宜，因為他們自己的環境和社會也要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
鄧小平在多大程度上要對他死後的事情負責？畢竟「一國兩制」不僅給了大陸打破內部改革僵局的機會，也給了香港走向民主自治的可能。鄧小平是否僅僅作了他的時代允許他作的事情，苛求於他是否有欠公正？這些問題都將長期被人們爭論。
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談判的回憶錄將成為後人評價鄧小平歷史地位的一份重要史料。與鄧小平談判失利後，撒切爾夫人在大會堂的台階上跌了一跤，成為許多中國人津津樂道的一個細節。但撒切爾夫人究竟為何會如此失態呢？原來，她為鄧小平的冷酷而震驚。她看到的鄧小平，可以為了達到一個政治目的，不惜犧牲成千上萬無辜者的生命，這是當年迫使薩切爾夫人就範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前的中越戰爭和此後的六四慘案，都印證了撒切爾夫人對鄧小平的判斷。
權衡鄧小平功過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時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還在應用這種冷酷的政治算術是否最終導致了與他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不僅沒有增加中華民族的生機，反而再度讓中國深陷泥潭？香港回歸十年之際，作最後的評價可能為時尚早。不過，九泉之下的鄧小平，看見胡錦濤在香港冷落民主派，應該焦急，因為只有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勝利，才能夠說明，他當年堅持「一國兩制」，還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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