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張藝謀打聽到北京電影學院要招生，心裏就暗暗下定決心，積極做著準備。我的心情和他一樣興奮而緊張。我千方百計地到處給他借書，幫他整理材料。張藝謀精心地裱糊好許多硬紙板，把自己拍攝的好作品收集粘貼成冊，並詳細地將每一張的拍攝經過寫成文字附在其中。五月份他利用一次去瀋陽出差的機會，把這本冊子帶到北京去找招生的老師們看。那幾個老師把張藝謀的作品傳著看一遍，都面露喜色，非常欣賞，說：「從來沒有見到過攝影基礎這麼好的考生！」但一問年齡就直搖頭。張藝謀那年已二十八歲，攝影系最大年限是二十二歲，他已超出六歲。這些老師都是搞專業的，作不了主，他們對張藝謀說，他們向學院反映這個情況，建議他先返回西安，等待西安考點的招生組去。
來西安招生的電影學院的老師們對張藝謀也極熱情。他們都很欣賞張藝謀的攝影才能，卻又為校方不能放寬招生年齡而替張藝謀惋惜。他們對張藝謀講了許多鼓勵的話，並主動表示要盡力幫助他。老師們還到過陝西省文化局，反映了張藝謀的情況，向他們竭力推薦張藝謀，請求他們幫助張藝謀，使他能發揮才能。誰知對方反而嫌這些老師多事，當面頂了回去說：「你們好好招你們的學生，少管這些閑事。」 當時和張藝謀一起報考的還有兩個小青年，一個叫王進，現在在西安美院搞攝影工作；另一個叫吳俊，現在在西安晚報當記者。當年他們都很佩服張藝謀，把他當老師看待。結果這兩個小青年都拿到了准考證，張藝謀卻因年齡關係，連考場都沒能夠進去。王進人踏實、勤奮，基礎也不錯，張藝謀認為他有希望，就把自己所知所會盡數教給他。我說張藝謀：「你自己連考場都不能進，還好為人師。」張藝謀深沉地說：「這次可能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如果幫助王進考進去，那以後我求他在學校裡幫我借些好的攝影書籍，就有可能了。外面很少有這些書籍，我想系統地學習一下，我真是不甘心啊！」聽了他的話，我真傷心，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勸我不要難過，不要哭，說道：「這不算完，我還要努力，憑直覺我感到這不是最後的結局。」
世上的事往往都是在最後的努力中成功的！的確，這不是最後的結局。正當我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時候，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來信，這封信使張藝謀上北京電影學院的事有了轉機。
我姐夫叫王滌寰，現在北京《中國烹飪》雜誌擔任攝影記者。他是「老三屆」高中六六級的學生，酷愛攝影。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時他的報考志願表上填寫的就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耽誤他終於沒能上成學。當他知道張藝謀考電影學院碰壁的事後，決心盡最大的努力幫助他。
姐夫在信中說，讓張藝謀把他所有的作品再精心挑選製作一番。凡是上乘之作都不要拉下，再寫一封表明心跡的信，一同寄給他。他已設想了「通天」的辦法，要把這本作品和信直接送到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手中。這雖是孤注一擲的辦法，但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因為自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復以來，國家急需人才，破格錄取也有先例。他要我們快點準備。我和張藝謀真是萬分高興。張藝謀接連幹了幾夜，把他的作品集子作了充實，又給黃鎮部長寫了封非常懇切的長信，表達了自己上學的渴望，寫好後馬上就寄了出去。
王滌寰接到作品和信後，立刻找到和他交往甚密的著名老畫家白雪石先生，將張藝謀的情況一一如實相告，求白老先生幫忙。白老先生一口答應下來，表示他願意舉薦。當王滌寰把作品和信交給白老先生後，可敬的白雪石老先生沒有拖延一點時間，週末就將這些材料帶到了黃鎮部長家裡，他先把張藝謀的這些攝影作品給漫畫家華君武先生看了，華君武先生大加稱讚，黃鎮部長看後也極欣賞，認為是個人才，就委託華君武先生辦理這件事（華老先生當時是文化部秘書長）。華先生馬上打電話給北京電影學院，轉達了黃鎮部長的意見，建議破格錄取張藝謀入學。為此，北京電影學院專呈文化部一份報告，反覆強調年齡大，學攝影不合適。的確，按以前的規定攝影系畢業後只能做二助理，二三年後才能升大助理，再熬二三年才能當副攝影，要成為獨立拍片的攝影師還得拍上幾部片子才行，得要熬上七八年。
黃鎮部長看了報告後作了批示，說年齡大少學兩年。四年長了，上兩年也行嘛！人才難得。華君武先生又親自前往北京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經過研究考慮，給張藝謀的單位咸陽國棉八廠發了一個電報並寫了一封信，通知張藝謀速赴北京。
他走後，我一直處在焦慮不安中。他終於要回來了！在火車站站台上，當我第一眼看見他臉上那掩飾不住的高興的表情時就猜著了八九分，但還是急不可待地問：「怎麼樣，行嗎？」他笑著說：「當然行了。」在與他相處的這些年中，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這麼坦然愉快。
張藝謀的夙願終於實現了！
我由衷地為張藝謀的入學而激動，也為自己的選擇而自豪。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被推在人群之外的時候，我和他相愛；在他內心世界最痛苦的時候，我和他相親。我所做的這一切，終於以這樣的形式得到了社會的承認，這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事啊！
當時我們廠和國棉八廠的許多人，在我面前委婉地表示對我們婚姻前景的擔憂，但我心中異常坦蕩。我相信我們的愛情是一種志同道合的愛情，我們的結合是這種愛的必然結果。
張藝謀也非常氣憤一些人的庸俗之見，為了表示他不變心的態度，他主動在國棉八廠開了證明信來到興平，我們領了結婚證。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評比揭曉了，《老井》獲得了四項獎。消息傳來，西影廠一片振奮。
10 月17日，張藝謀從北京回來了。晚上九點多鐘，我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只見張藝謀臉色灰黃，神態沮喪倦怠地站在門口，我趕緊接過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當攝影師、演員時，每次拍完戲回來，從沒這麼疲倦，當導演真不容易，這麼累人。現在才拍了一部戲就累成這個樣子，將來年紀再大一點，身體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開櫃子找出張藝謀的乾淨衣服，隨手把髒衣服扔到洗衣機裡。在開動洗衣機之前，我習慣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從張藝謀衣兜裡掏出不少東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隨手打開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頭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接著寫道，「我的眼睛還很疼」，是「小楊到學校打了我。鬧過之後，現在校園裡都在議論這件事，大家猜測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聽說系裡要找我談話，我已做好了準備，等他們來找我，我就向他們說清楚。他們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認為，只要把事情說清楚了，也就沒人敢動我了，……」「我認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愛情，你應該得到幸福和愛情……我想結婚，我希望能得到答覆，我期望上天賜給我幸福……」「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賴在我懷裡的樣子可愛極了！再有幾天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我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幹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們幹不完的事是指什麼嗎？」……
我的腦袋全麻木了，不斷地嗡嗡作響。我呆呆地坐了十幾分鐘。看看躺在床上睡覺的張藝謀，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可信還在手裡嗦嗦地抖動著。我不知道該幹點什麼才能穩住我混亂的心情，我來到廚房，沒活找活地做著什麼，直到兩點的鬧鐘鈴響過。張藝謀起來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從他口袋裡掏出的東西，感到不妙，他高聲地問我：「我的髒衣服呢？」 「在洗衣機裡。」我在廚房裡回答。他三步並作兩步地走到洗衣機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兒，然後在房子裡轉了幾圈，走到廚房來問我： 「看到我的信沒有？」 「看到了，但我不給你。」 「你要怎麼樣？想張貼出去嗎？」 「沒這個打算。」 「把信給我。」他堅決地說。 「不給。」我更堅決地說。他焦急地看了看表，開門走了。整個下午我都是暈暈沉沉的。
下午六七點鐘張藝謀回來了，說他還沒吃飯，我給他下了一碗麵條，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著他吃。我腦子裡一片混亂，似乎喪失了思維能力。張藝謀一邊吃，一邊對我說：「這件事我本來沒想瞞你，回來後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後再告訴你，在山東我們倆還沒有什麼，到寧夏後，發生了那麼幾次……，就是這麼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說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我胸口堵得難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一夜沒有合眼
錄完台詞大約一週光景。一天晚上張藝謀氣勢洶洶地回來問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訴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麼能認識她的男朋友？」我生氣地說。
「那又是誰說的？誰這麼愛多管閑事？」他搖著頭，自言自語道。一會兒他態度緩和下來對我說：「她打來電話，說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頓。」看看他那認真的樣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兩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張藝謀開門進來。我聽到他用鑰匙開門的聲音，沒有睜眼，也沒有理會。誰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著我的頭，他可從來沒有這樣粗暴地對待過我。我睜開眼，疑惑和驚愕地看著他。他瞪著眼睛說：「你到底給她的男朋友說過這件事沒有？」 我忽地坐起來，怒不可遏地對他說：「張藝謀你別昏過了頭！」
「那別人怎麼會知道得那麼詳細？」他火氣也很大。「那個男的什麼都知道了。她說肯定是你老婆說的，我也覺得別人不可能。」我一聽再也忍不住了，說：「她說是我說的，你就認為是我說的？她算什麼，我看說不定，還是她自己說的，玩弄把戲，給你施加壓力。你既然這麼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聽你這些臭事。」他一邊往外走，一邊狠狠地說：「我現在回家去問，是不是家裡說出去的，以後我就按我自己的意願行事。」 「啪」的一聲把門關上走了。末末早已被吵醒，鑽在被窩裡不敢動，見張藝謀走了，一把抱住我，帶哭腔地說：「爸爸為什麼和你吵架？」我緊緊地摟著孩子，淚流滿面。晚上張藝謀回來了，他的神情不再那麼凶，很憂鬱，和白天不大一樣。
「你回家了？是家裡說的嗎？」我問他。
「不是。」他輕輕地說。我們都沉默著，他點上煙，慢慢地抽著，好一會兒才說：「如果是你或家裡人說的這件事，我還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我感到這是有人別有用心，想借這事給我好看，整垮我。這件事如果傳出去，大家一定會像我獲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一樣驚奇，因為我給外人的印象是個很正派的人。在中國，這種事就能使個人身敗名裂……。我不認為有這種事的人都是壞人。她說她男朋友揚言要來西安找我算帳，我告訴她，叫他不用來西安，我會去北京會他的，他能把我怎麼樣？家裡讓我把事情都推淨，躲起來，我認為這樣做才是壞人。作為我，現在有的榮譽已經夠了，我不想再干了……」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了好久，他的情緒頹喪到了極點。看看他那削瘦、灰黃，幾乎失形的臉，我心中不由地憐憫起他來，就勸他說：「別再說了，別再同自己較勁了，你先睡吧，這樣熬下去，你身體會垮的。」他揚起頭深深嘆口氣，掐掉煙頭，說：「我也感到自己早晚會大病一場。」他躺在被窩裡還在嘟嘟嚷嚷， 「……她說她不想再上學了，她想給我生個孩子，……」我很氣憤，但又怕傷了他，沒再說什麼，熄了燈，背轉身去不再理他。他嘆著氣睡著了，而我卻一夜沒有合眼。
我眼中的一切都成了虛幻
11月26日，張藝謀為《老井》的事去參加夏威夷電影節。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張藝謀走後兩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個電話，是個男同志打的，他問：「你是肖華嗎？」
「對，我是。」
「你知道我是誰嗎？」打電話的人突然問。「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楊××。」
「你給我打電話有什麼事？」我雖然感到意外，卻並不吃驚，淡淡地問。
「你知道張藝謀和她的事嗎？」
「知道。」
「他們太不像話，太不道德，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打算怎樣辦？」 「無可奉告。」
就在這次接了電話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幾天沒能上班。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圖書室的一個女孩跑到家裡來找稱，說：「圖書館有你的長途電話，北京打來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來到圖書館拿起電話，一聽又是楊某，他說：「張藝謀已從夏威夷回來了，你知道嗎？」
「知道。」
「張藝謀一回來就去找她，有兩天時間到處找不到他們倆。他給她買了許多化妝品，還有首飾。我見到了張藝謀，和他談了一次話。我問他，聽說你愛人很不錯，你這樣做對得起她嗎？張藝謀說，我和我愛人的結合是農村插隊時的誤會。……」
開始我還有點漫不經心，聽到最後這句話，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話就再也聽不清了。雖然我知道從楊某那裡不會聽到關於張藝謀的好話，但這一句話我相信不是編造的。如果張藝謀沒有說過類似的話，楊某也不會知道我們在農村插過隊，也不會想到用這句話來刺激我。
一連幾天我的心都在絞痛，農村三年的美好歲月和真摯感情在我的心裏是那麼的純真和聖潔，曾幾何時竟然被說成是一場誤會，我實在接受不了這個可惡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躪。
元旦過後不久，張藝謀從北京回來，那天夜已經很深，末末睡熟了，我們倆圍坐在火爐旁，他問我：「楊××給你打過電話？」
「打過。」
「他跟你都說些什麼？」
「你還真想聽？」
見他點頭，我就把所能記住的，一字不拉地轉述了一遍。 我問道：「你說咱們倆的結合是農村插隊的誤會，是嗎？」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他急忙辯解。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但也是這個意思，對嗎？」我憤怒了，「你為什麼不說實話？你現在連過去自己的真實感情都不敢承認，什麼原因使你這樣卑鄙？」他不作聲。此時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張藝謀之間的小裂痕已成為溝壑，再要填平它，該是多麼困難。如果他能挺著胸脯對別人承認：那時在農村我愛肖華，現在我又愛上了別人。我還會認為張藝謀是個堂堂的七尺男兒。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裡開始佝僂萎縮。
儘管這時我清楚地感到張藝謀已和我離心離德，可我還是不願他由此沉淪，我從心底裡希望他能繼續穩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廢。廠裡要送《紅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舉辦「首映式」，張藝謀在家心緒惶惶，想去參加。我勸道：「你還可以輝輝煌煌地干十年，還應該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為它無價值地浪費時間了，好壞自有大眾評說。你應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但他不聽，他也聽不進去，最終還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這一走直到西柏林電影節結束後才回來，西柏林電影節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節奔在當中。
這個春節我們過得陰冷而又灰暗。
2 月23日，是西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天。十一點多了，末末早已入睡，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忽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吳天明的愛人穆淑蘭。她說：「肖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紅高梁》在西柏林電影節上得獎了，還是大獎，金熊獎！」剎那間我清楚了，我心裏盼的不是這個好消息，我不由得脫口而出道：「我多麼希望不得獎。」話出口以後，我自己也有點驚異，我怎麼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穆淑蘭說：「你應該高興，為西影廠也應該高興。」
「對，我為西影廠高興。」我真情地順著說。
穆淑蘭走後，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裏一點高興的影子都沒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張藝謀第一次得最佳攝影獎，我那時的心情像是在做夢，興奮得不敢相信會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這個獎要比那個金雞獎大得多，我卻絲毫高興不起來，心中還隱隱地泛著悲哀。
3 月3日張藝謀從北京回到西安，廠裡歡天喜地地組織人員去迎接，吳天明特別叮囑我一定帶上末末去飛機場，托兒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囑女兒見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裡一樣親熱，不要怕周圍那麼多的人，想對爸爸說什麼就說什麼，想親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應該。因為爸爸拍的電影得獎了，得了個很大很大的獎，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著眼睛聽著我的話，不住地點頭，看得出孩子心裏很自豪。
時間會證實一切
3月6日是個星期天，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我和張藝謀帶著末末，一塊回他媽媽家。走到汽車站，張藝謀說：「我們不坐車，走著回家吧，路上說說話。」我欣然同意了。我們順著城外的馬路走著，末末在一旁蹦著、走著，時而離我們近，時而離我們遠。
看來他早已做了準備，打好了腹稿，他轉著彎子由遠到近，又由近到遠地說著。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幹什麼了，就一聲不吭地等他這個過門曲奏完。足足五分鐘了他還沒有完的意思。我就說：「行了，你的鋪墊也太長了，就直說吧！」
「我的感情已經是回不來了，我想和她在一起，過另外一種生活。」他說，「別人愛說什麼讓他們說去，陳世美也罷，王八蛋也罷，我不是為別人活著。再說，別人說什麼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關鍵是你的態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後一條路，背井離鄉，浪跡天涯。」
「請便，你愛去哪就去哪，愛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我既不憤怒，也不輕鬆地對他說。
「難道你非得要我償還你為我付出的嗎？」張藝謀深深地嘆著氣說。
他不提這句話倒好，聽他這樣說，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齊湧了出來，滿胸、滿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難忍。我臉色慘白，說不出一句話。
見我半天不說話，他又說道：「你怎麼不明白，現在的環境是什麼樣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沒感情就分手。」我心裏在說，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談論感情！
「再過五年、十年，那時社會潮流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定會變的。」他繼續說著。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會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二十歲，可能就會明白，可能比你還明白。我已三十七歲。你也三十八歲了，我們都不年輕，都不是小青年了，我們相愛了十幾年才結婚，所以離婚也不能這樣輕率。」
「你就非要碰個魚死網破，三敗俱傷嗎？」張藝謀有些惱怒。
「哼，我已被傷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傷害。你們傷害別人這麼輕鬆，這麼心安理得？！到了自己達不到目的的時候就暴跳如雷？」我憤憤地說。
張藝謀沉默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那我只好背井離鄉了。有人也勸過我說，這樣做不值得，我現在感覺不到，如果我以後真落了這樣的下場，我自己活該。只是請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著威脅我，該怎樣做我自己知道。」我對著他說。到了他家，我們倆都盡量裝著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樣子，誰也沒提路上的談話內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這事。這次是換了個方式，幾乎是用哀求的口氣：「我們把事情辦了，以後我會愛末末的，我要讓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我不由得笑出了聲：「算了吧，你別開空頭支票了，你愛不愛孩子我太知道了。這五年來，你盡過多少做父親的責任？現在你竟能不顧對一個幼小心靈的傷害，還提什麼以後！」他仍是那樣低聲下氣：「人會變的，我一定會愛孩子，我要用我的影響為末末創造一切條件。」我什麼都能忍受，但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對女兒末末的傷害，對孩子，心靈和感情的傷害，因為這將會影響她的一生啊！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犧牲女兒的感情；用我們母女的痛苦，來換取自己的滿足，還認為能用自己的影響來彌補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嗎？我相信末末長大成人後，她一定會說：「我什麼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顆做爸爸的心。」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張藝謀在我腦海裡的影子越來越遙遠。雖然在我的心底裡永有一塊聖潔的土地，雖然這塊聖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懷戀著皆日的純真和誠實。是呀，個從年少時就在艱苦環境中拚搏出來的人，竟也會那樣軟弱，他能克服許多常人無法克服的困難，但卻永遠不能戰勝自身的慾念和自恣。《紅高梁》塑造了個有作為的導演，也最終熄滅了顆曾經真誠過的心。在我與張藝謀二十幾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個悲劇人物，但我相信張藝謀也不會例外，時間會證實一切！
《紅高梁》主題歌再鼓勵要「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但願這不是一種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叫喊。對於一個誠實的人來說，應該無所畏懼。我不會更多地表達自己，但我將無所畏懼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將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獻著真誠、善良和純潔，我相信這個世界最終會屬於真誠與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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