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聖人曾經說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社會基層的一個男人,三十歲沒有立起來,四十歲反而困惑越來越多,簡直可謂是「四十而大惑」。
困惑之一,不會利用關係永遠被人看不起。
我剛分配到一家設計院工作時,是抱著遠大理想去的。工作不久,我就發現這個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從上到下並不怎麼講究科學權威,只在乎領導的權威。人們挖空心思討好領導及其家屬,就為了多得那麼一點點利益。
有幾個院領導的子女也在本單位工作,他們處處享受優待,分房、就業、獎金等等,不需要他們操心,早就有人替他們辦好了。1993年前後,院裡買幾臺車子,都是院長的公子一人操辦的,他從中一下子賺取十多萬元。當時一個職工一年的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吧。後來,院領導的孩子在外面把人打成重傷,也是公家出幾十萬元擺平的,一點事也沒有。領導的子女受到許多優待,時間一久他們就心安理得了,職工們也習以為常了。有個公子經常當眾痛罵院機關的處長們,處長們總是小心地陪著笑臉,儘管公子只是其晚輩。
我看在眼裡,心中暗自盤算:單位風氣如此,我即使受不到照顧也肯定吃不了虧,因為岳父是總公司老總,正好管我們單位。可在單位呆半年以後,我發現越來越不對頭,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院領導提起我岳父時,總是稱之為老同事,幾乎沒有視為他們的領導,故他們在我面前總以長輩和領導的雙重身份自居,我不得不對他們畢恭畢敬。院領導不照顧我,中層的及基層的頭頭更不把我放在眼裡,我在他們眼裡好像是一個領救濟的人一樣。外業勘察最苦,可我一幹就是十多年呀。領導的孩子從來不搞勘察,因為這行辛苦,長年在外奔波顧不上家,收入也只是勉強而已。有關係的職工子女在外業干幾年就轉行了,只有我和少量人長期地幹下去。
頭幾年,同事們以為我只是鍍金來的。可是,當他們意外發現我和他們一樣乾時,紛紛勸我「利用你岳父關係,搞個處級或者賺個大錢多好,幹嘛這麼辛苦地干呀,我們都是些沒關係的人。」後來我才弄清楚,岳父的總公司名義上能管我單位,由於中央的一個部不放權,實際上他們沒有實權,下屬單位自然就不買賬了,只是表面應付一下了。由於岳父原則性強,不會利用官場的潛規則,院領導根本不害怕他。
我搞了幾年施工,所受的屈辱太多了。當時的院領導都是近60歲的人,快要退休了,項目經理一般是近40歲的大學畢業十多年的人,他們都在努力向上爬,爭院領導的位置。我在那裡埋頭苦幹,幾個項目經理常批評我「要不是看在你岳父的面子上,早就讓你走了。」我確實想不通,項目部十多人,說是從事管理實際上就是在工地轉一圈就走了,什麼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就是靠分包來掙管理費。我天天守在工地,晚上回來還要加班打字,一人干兩人的活拿一份工資,他們吃喝玩樂憑什麼來教訓我?
我向岳父訴了苦,不想在這個單位干了。但岳父總是那句話「路要靠你自己走,不要靠我。」我只得硬著頭皮熬下去了。「有這麼硬的後臺不用利用,太沒板眼了,我要是你早就掙幾百萬了,不在這裡受氣了。」同事們「關心」的話簡直要把我的耳朵磨破,他們見我確實混不出名堂就不再理睬我了。我成了一個特殊的人,司機、炊事員、新來的年輕職工都可以指揮我。
有幾次,某領導的公子路過這裡,幾個經理用最高規格招待,還像婊子陪客人一樣滿臉媚笑「你來我們項目部工作吧,哈哈,我們這裡條件差了」「你這個破地方,我才不來呢。」公子不屑一顧。當然,公子走時,他們幾個一起跑動買最好的禮物作紀念。
我有時感嘆他們狗眼看人低,可人家還真比我看得高,反而是自己不會混事。我更加謙卑了,誠心誠意對待每個人,但人家不領情,因為我不會混事。我萬萬沒想到,他們把我看得最低,我還真的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也許狗眼高了人眼就反而看得低了。
1998年,國家政策大的調整,部委不再管企業了,岳父的總公司有實權管我們單位了,我的好日子該來臨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該來巴結我了吧。不料,命運再次捉弄了我,岳父此時剛剛退居二線,他身體健康,離正式退休還差好幾年呀!難道像他這樣的清官,職工喜歡的領導幹部也和小人預測的下場一樣嗎?我雖然想不通,可自己在社會最底層苟且求生,又有誰能聽到我的聲音?
再說岳父吧,30多歲就到了廳級崗位,擔任領導職務時間夠長的了,但他從來不為家庭謀私利,也沒有提拔一個子女。現在,他下臺了,他習慣於抽好煙喝好酒,在台上時收入高還無所謂,如今下臺了退休工資僅能維持他菸酒的開銷,他還要四處奔波掙些小錢來補貼自己的生活。哪怕他只提拔一個子女,子女有了地位就自然有人送菸酒了,三個子女都不沾菸酒自然會轉送於他,他還會經常為菸酒錢發愁嗎?他晚年陷入經濟困境,難道這就是清官的結局嗎?也許社會上勢利小人連他也看不起吧,也許一個人就應該以權謀私才對吧,也許用關係賺大錢才正常吧?反之,靠血汗掙錢就是一個異類,就會被人鄙視和嘲笑吧?
困惑之二,十多年熬成老媳婦
本院勘察部門下設很多小組。當我二十多歲剛參加工作時,小組長都是些40歲以上的人擔任,也有近60歲的人。小組長不算是什麼官,但是項目主辦,一般來說也是生產一線的負責人。當時班組長沒有多大的實惠,但是想往上晉升的話,這是必由之路。這種晉升包括行政職務,也包括技術職務。我不愛搞關係,愛干實事,對當官興趣不濃而對職稱卻很重視,畢竟是吃技術飯的人呀。
我們的工地在大部分在外地,經常在外出差,小組人吃住在一起,像一個大家庭的人一樣。我對比自己年長者十分尊重,工作上生活上盡量多幹一些。後來,陸續又分來一些新職工,比我年輕的來了幾批,我同樣關心他們。當時我想,論資排輩現象很普遍,人們能熬咱也能熬,十年媳婦熬成婆嘛,到時候我自然就有地位了。
但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兢兢業業地干了十好幾年,身邊的人都升職了,只有我一人還在原地踏步。到了2000年前後,院一級領導陸續換上40歲左右的人了,處級班子也是這個年齡段的人,他們基本上和我同齡,是恢復高考後的頭幾屆大學生。而班組長們忽然變成了比我年輕的人了。轉眼間我也快40歲了,從理論上來講我還有機會上,但實際上連百分之一的機會也沒有了。公司領導和一些同事私下議論我說「這傢伙一輩子完了,定型了。」
這麼多年來,院裡進行多次改革,可改來改去,始終朝著一個方向:名義上是按貢獻拿錢,實際上按職務拿錢。院領導一年合法收入在20萬左右,處領導在12萬左右,就是當個小組長,一年也比職工多拿3萬元。實際上,本單位一直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各級領導都有灰色收入,官越大灰色收入就越多。上層的我說不准,就說小組長吧,他們每年通過報銷現場開支就可以多撈3萬元左右。層層多拿,層層剝皮,最基層職工一年到頭拚命干也只能解決溫飽問題。職工有意見也沒用,改革最絕的一招是基層職工的命運握個小組長手裡。「不想幹就滾蛋!」小組長如此說,處領導也如此說。院領導呢,基層職工的事他們根本不管,因為他們高高在上,他們關心下屬單位給自己送多少紅包。
本單位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各級管理人員都有很高的風險獎,但卻不承擔任何風險;所有的風險全部集中到一線班組了,但這些人從來沾不上風險獎金的邊。我們的產品主要是技術圖紙資料,只要有一個數據計算錯了就屬於質量事故,經手的一線職工的獎金要扣掉幾千甚至上萬元,而各級領導和總工卻一分也不扣,口袋裡裝滿了幾萬元的風險獎,暖洋洋,樂融融。
不當官算了,總得給個高級職稱吧,我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因為在這種科研單位,職稱不受指標的限制,到時候就評上了,尤其是常年在生產一線干的人。更讓我想不到的事,職稱也上不去了。院職稱評委說,本人沒有主辦過大項目,職稱就不能上。可是,一些行政人員的職稱也上了,他們又主辦過什麼項目?我何嘗不想主辦項目,可領導從來不安排我主辦,我無可奈何呀。前幾年,領導說我年輕,再過幾年就可以主辦了,我覺得有道理。可是,近幾年他們又改口了,說我年齡大了,出於關心我的目的,就讓我協助年輕人來工作。這話說的也對,但不久我就發現是騙人的,比我大的還在主辦,比我小的也當主辦,自己年富力強卻一直當配角。想不通也無法,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一員,誰能聽到我的聲音?如果我發泄不滿,他們不僅不聽我的,還要無情地整我,因為我沒有地位,因為我無足輕重,就算把我活活逼死也對單位沒影響,更對社會無影響。
這麼多年了,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單純的小孩子,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玩遊戲「排排隊,吃果果」。我耐心地按規則排除,誠實對待前後左右。遊戲在進行著,我前面的人都排上了,就要輪到我時,主持人突然宣布遊戲規則變了,整個長隊向後轉,把排除秩予倒過來發果果,這樣後來的又先於我拿到了果果,我又成了最後一名了。
十年媳婦熬成婆,這話在周圍的人身上應驗了,在我同學們身上應驗了。如今,和我同時大學畢業的人大多成為處級了,在軍隊的也混成師團級了,搞技術的也成為教授、總工了。他們已經成為社會上和既得利益者,有地位有保障,受人尊重。而我呢,十年媳婦熬成老媳婦了,根本沒能升級為婆婆,成為受人厭惡的黃臉婆、黑臉婆了,成為誰也不喜歡的人了。對比我年長的,我要畢恭畢敬,對比我年輕者更要以禮相待,因為他們比我這一代人更勢利,更浮躁,更難以對付。
我有一個精神殘疾的兒子,他需要我守在身邊照顧他。我對單位說過多次,可領導總是說「你的處境我們理解,家裡問題要自己解決,還要干好工作呀。」如今,我兒子快15歲了,精神不正常也不能上學,同齡人的孩子都健康成長,領導的孩子更是時代的寵兒,許多人在關心著他們。有幾次過年,我守著病兒冷冷清清,不禁心痛得哭了起來,都是自己沒有本事害了兒子,我要是經常在家裡他也不至於這樣呀,我要是有個一官半職,就會有更多的人來關愛他,而他缺乏的就是最基本的關愛呀。
困惑之三,兒子殘疾多磨難
我在農村長大,但思想比較開通,受傳宗接代的思想影響很小,對婚後是否要孩子看得很淡,對男孩女孩一樣喜歡。我對其他人就富有愛心,對自己的孩子更會充滿愛意了。但是,命運再次殘酷地捉弄了我,讓我先有個健康可愛的兒子,再把他淪為精神殘疾。
兒子長得很俊,心地善良,這點像我。可是,他三歲時後腦受過重傷一次,加上他母親思想不成熟而對孩子不耐煩等,他就很快變成不正常的兒童了。我原來指望他讀博士,可他只上一年幼兒園就被退回了。
我們花很多錢四處為他治病,可是就是檢查不出來他的病症,不能確診。曾經不少醫院判斷他是兒童孤獨症,但又不像。可是,就在給他治病過程中,醫院的做法太令人想不通了。
1995年他在兒童醫院住院一段時間,出院結賬時醫院硬是多收了400多元的化驗費。據知情者透露,是醫生把自己的一些開支劃到患者頭上了。
不久,在婦幼保健醫院裡,本市著名的一位女醫生為他診斷測試。女醫生五官端正,言談舉止都顯示她的愛心。她給我們開了一種中成藥,並解釋道「不要亂吃藥,這藥有效果我才讓你們的孩子吃的,全市只有我這裡有。」她還要下我們家的電話,說「以後有什麼醫學上的進展或者治療信息,我會打電話通知你們的。」後來,她唯一打過一次電話,是讓我們再開幾個月的同樣的藥。我那天立即趕到了,而藥房的這類藥不多了,她還和藥房裡人吵一架,讓他們去倉庫領回來。我等了兩個小時,再拿1200多元的藥,女醫生記下我買藥的數量就什麼也不說,讓我回家了。後來,我請一位專家看了她開的中成藥,專家說「都是些普通的成分,不會有效果,她哪是關心你們呀,分明是為了拿藥廠的回扣。」我想也是的,她不讓我們給她打電話,只是她單線與我們聯繫,這本身就不正常。
河南一地區精神病醫院裡,某專家開藥方讓我兒子吃氟哌啶醇,這是副作用較大的抗精神類藥。他要求從一天吃一片開始逐步加大劑量,最多一天可以吃十五粒。當時我在外地出差,由我父母來照顧兒子。當兒子一天吃六片時,可能是藥量太大了,他完全不能說話了,也不動了,眼睛也沒神了。我聽說匆忙回家,就讓他減少劑量,又經過半年多的訓練,他才開始說話。而這個所謂的專家還在講「加大劑量,加大就好了。」幾個月後,武漢同濟醫院的陳教授聽說後憤怒地說「庸醫害死人啊!」
兒子離開幼兒園後的頭兩年,沒地方可去就呆在家裡,我也為之主動下崗一年來照顧他。一次,我領他逛大街,路過他的幼兒園,他慌張地跑了起來「不上幼兒園,不上幼兒園!」第二天,我故意領他從另一個路口經過幼兒園,他無意中看見幼兒園,就嚇得臉變了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幼兒園受到過多大的傷害?因為他不會完整地向家長學話。如果真是這樣,那也太殘酷了,幼兒園本來是愛的園地,這樣可憐的孩子也受傷害就太不可思議了!
兒子到了學齡而不能上學,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亂動一氣,又不能及時治好,我們又為他的歸宿憂心如焚。我為了掙那幾個可憐的錢,還得四處奔波,就不得不把他送給我父母了。我父母對這個孫子很好,可他們都快70歲的人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並且經濟條件也不寬裕。可是,他們毫無怨言地照顧孫子,不止一次為他累出了病。
我父親的幾個朋友建議「你這個孫子沒有希望了,不如找個地方把他拋棄算了,你們還可以再要一個健康聰明的孫子。」父母知道朋友是好心,但他們怎麼可能下了這樣的手?附近幾里範圍內也有幾個這樣的孩子,都先後被親人領到火車上遺棄了,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父母當初下狠心遺棄之,幾年後又生下正常的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而我們家人善待病兒,幾代人付出這麼多心血,一家人都快被拖跨了,可兒子還沒有好轉,還要繼續拖累一大家人。蒼天啊,你睜開眼睛看看呀,你不分好歹何為天?地呀,你錯勘賢愚枉做地!
兒子先後丟失過多次,每次都是所有親人四處尋找,把他找了回家。像他這樣的孩子,不能正常和人交流,手上也沒有錢也不會花錢,一旦走失也就意味著回不來了。有時我曾下了狠心,他自己走丟了就不找他了,全家人卸下一個大包袱算了。去年春節前後,他又走丟了,我們發動了20多親友全力尋找四天三夜才找了回來。三九寒天,正常人在外面呆一個晚上就會凍死,而他竟然還活著。他回來了,全家人心裏輕鬆一下,可不久又沈重起來了,這個包袱越背越重,不知道還能背多少?
這幾年,我也結識了一些同病相憐的人,他們家裡也有同樣精神不正常的子女。他們也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也看不出任何希望。他們建議我給孩子辦一個殘疾證,以後說不定有補助。我專門到社區居委會問,工作人員說「辦個殘疾證對孩子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到14歲就可以領救濟金。你到醫院開個證明交上來就行了」
我到市精神病醫院,才知開證明十分麻煩,每月只有幾天辦,還要單位開證明,還要交1000元。我說自己經常出差,抽不出時間來這裡,可醫院不管這些。後來我到區裡指定一家醫院,領孩子跑了幾趟,一位女醫生才接待我們。她說院長要我們交500元,我說這麼錢我們交不起,有這樣的孩子家裡本來就十分困難了。她後來才格外開恩,讓我交一百元,給兒子開了個證明。幾個月來,他的殘疾證辦下來了。
到兒子滿14歲後,我就找居委會要求補助。居委會主任說「沒有這項補助,你們家三口人平均收入低於120元了,就可以吃低保。」我不理解了「照你說三個人一月360元,我兒子一個人也不止花那麼多呀,他現在大了,力氣也大了,弄不好對社會危害也要大,社會當真一點也不管嗎?」
主任說「國家太窮了,管不了。」
我反問「你說管不了,重擔全讓我們家庭來擔我們承受不起,再一個他以後打人傷人了,責任誰來付?」
「當然由你們監護人來付責任了。」
「哪有這種邏輯呀,我們苦得要死沒人管,也沒機構來過問,可了出事責任全部由我們來擔當。你說是嗎?」激動了,嗓門也大了起來。可嗓門再大也沒有用,社會這麼冷漠無情,把人逼死逼瘋了也無所謂。
今天,兒子快15週歲了,肯定成不了人才,也成不了正常人,而注定成為殘疾人了。從他3歲多生病至今,我們夫妻一直陷入一個很深的疑惑之中,到底該不該要第二個孩子?親友們紛紛勸我們「再要一個孩子吧,生活有個寄託,以後他長大了好照顧哥哥,你們老了也就放心了。」他們的話很有道理。我也不止一次想再生一個,因為本人特別愛孩子,我把不少愛心獻給別人,別人還不理解,有的還恩將仇報;那麼,我對自己的孩子多一些愛心總可以吧,他至少可以理解我吧?等我們老了,他長大成人了可以照顧哥哥吧。可是,多想一步後我就不想再要孩子了。在這個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社會裏,孩子如果像我一樣誠信善良就會被他人吃掉,就會活得很痛苦;孩子如果性格和我相反,集坑矇拐騙於一身,就會專門欺負那些老實人,就會吃掉他們而壯大自己,那也是我所不願意看到的。想來想去,乾脆不要孩子算了。
近幾年,我和家人始終沒有走出這個漩渦之中。因為我40歲了,要孩子是最後的時機了,再不要就沒有機會了。妻子也處於猶豫之中,看來,我們還要在水深火熱中掙紮好久好久呀!
困惑之四,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古代時有一種嚴厲的刑罰,叫五馬分屍,就是用五個馬把一個人向五個不同方向拽,最後拉得支離破碎。現在,我覺得自己也被幾匹馬向不同的方向拉著,它們不馬上把我處死,而是慢慢折磨而死。其中,最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掙錢少和負擔重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我想回報父母和兒子讓他們極度受累之間的矛盾。
我很想守在兒子身邊,因為這有利於他的病情好轉,也可減少我為人父的內疚之情。兒子身體發育正常,長得也很帥,特別是愛笑,笑起來很甜。每次我出差回來,他見了就向我身上扑,讓我有種當父親的自豪感。他至今喜歡聽我哼小曲,這是他很小時我哼給他聽的,至今百聽不厭煩。我的口哨吹得不好,但他最喜歡聽,也許他心靈中這是天下最美妙的樂曲了。
可是,我為了掙錢就要出差,而一出差就離他幾千里遠,就不能照顧他了。他不會打電話,無法聽到我的聲音。多年來,我的良知讓我往家里拉,守著兒子不能不離家,讓他天天有個好心情;但工作卻讓我遠離家庭在外漂泊。兩種強大的力量把我往相反方向拉,不把我拉得粉身碎骨才怪呢。
家人常對我說,我一走兒子就念叨「爸爸回來」。他不愛說話,也只能說幾個簡單的句子,但這句話正是表達了他的心靈需要。可是,我連這點要求也做不到呀,我愧對兒子。
我多次找單位領導談,想換一份工作,可領導總說「我們很同情你,但你還是在外干吧,至少比你在社會上亂闖強。」領導也只是在應付我。
咱體諒領導的難處,就到外面闖。有家大企業打算聘用我任辦公室副主任,講好待遇很高,還沒上班就發現原來是一場騙局,是利用招聘來做廣告,其實根本不需要人。後來,我去當業務員搞各種推銷,業績幹得都可以。正當我要擴大業績做下去時,老闆突然不見了,原來他們追求短期行為,賺點錢就跑了。
再後來我嘗試跑保險,因為這行業不需要關係,靠刻苦就行了。一干方知,該行來掙錢太難了,我跑幾個月一分沒賺反而還賠了幾百元的交通費和通訊費。因為人不願意聽保險的事,他們連講的機會都不給我,我無處施展本領,只有做不成了。這件事對我觸動十分大,跑保險也需要關係,在中國任何事全要靠關係。一般業務員都是從親友手裡拿訂單,親友的生意做完也就完了,在本行業的生涯也就宣告結束了。還有的能力強一些的,靠親友再介紹些客戶生存下去,然後靠自己拉保險業務員擴大業績,就和做傳銷一樣堅持下去。
說起來可笑,我實在太想拿保單了,就對一些熟人說「我兒子病了,想在保險行業里長期干,就差一個保單可轉正了,你照顧一下買我一份吧?」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他們不僅不買保單,反而對我疏遠了。也許不能說他們缺乏同情心,但可以斷定在社會上你混得越倒霉,你越痛苦,就越沒人理睬你,你混得越好,來關心你的人越多。這一條可以說是真理,在所有單位都適用。
我用工作之餘爬格子,試圖通過寫作來闖出新路來。前幾年還感覺自己在進步,近兩年越寫越找不到感覺了,越寫發表越難,稿費越來越少,根本不足以維持一人基本的開銷。我反思,是因為自己寫的東西太真實了,而現在的報刊迎合讀者心理,獵取新奇、無病呻吟的東西,自己不符合人家的風格吧。我索性把真實進行到底,就花費一年的心血寫了近20萬字的長篇,幾經修改後列印出工工整整的稿子,專程送到省出版大廈。那是2005年的兒童節,天氣很熱,我手持沉甸甸的書稿到了一家出版社,總編辦的一位女士說「我們這經辦人不在,你到其它出版社問問吧」這個大樓有十幾家出版社,我一一跑遍,除了一家有一個編輯翻了一下稿子外,其它的都是看也不看就說不行。我幾乎哀求「我跑一趟不容易,今天就把稿子放這裡你們細看行不?」他們還是拒絕了。我跑了一頭汗,沒有一個人給我端一杯水喝。我徹底失望了,回家就把書稿燒了。
我下決心不在單位干了,要自己闖路子。父母理解我,但他們經濟薄弱,為我帶孩子把身體累壞了,就讓我還在單位幹下去。岳父退休了,他還是那句話「你要靠自己。」所有親友都是那句話「你還在單位干吧,好歹一個月能掙幾千塊」。弄來弄去,外在的各種力量總是推動我原地轉圈子,還在單位幹下去。
那麼,靠自己的力量能闖出去嗎?一個40歲的男人給人家打工已經不行了,人家也不會要了。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創業,這是我多年的夢想。可是,妻子不同意我自己闖,經濟上不支持,我眼睜睜望著時光流逝幾年了,至今也無法邁出實際性的一步。一分錢能難倒英雄好漢,況且我不是英雄好漢,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呀,是一個身陷泥潭長期不可自拔的人,是一個在眾多圍觀者的目光下將要沉淪的人!
我們家裡開銷大,存款不多,還要為兒子留下一大筆錢,這點我理解妻子。於是,我想通過貸款獲得啟動資金另開闢新天地。可是,貸款要抵押,我那套房子也押不幾個錢。窮人本來沒有錢,再貸不到款,這樣一輩子命運就定下來了,就是終生受窮。據說,我這樣的家庭有殘疾孩子,政府在創業方面有專門照顧。我打電話問報社,他們不知道,問居委會,回答是沒聽說,要我找殘聯問問。我感覺十分納悶,自己每年僅個人所得稅就交了幾千元呀,這錢都到哪裡去了?我作為納稅人,不指望像發達國家納稅人那樣的政治地位,但是當我困難時,怎麼沒有一個機構來主動關心我呀?哪怕來一個電話問問,你需要哪些幫助?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失業後,幾天裡就接到社會很多機構的電話,把應該退給他的錢和應該享受的保障金全部打入他的帳戶。理由很簡單,他以前是納稅人,這一切都是應該享受的。
如果繼續保持下狀,還在單位混下去,沒有前途是小事,油水榨干後被一腳踢走也是小事,關鍵在於我走不出如此死循環,掙錢──花干——掙錢——不夠花。加上不能照顧兒子精神上的壓力,也許不久本人精神上徹底崩潰,兒子的病沒治好,社會又多了一個成年精神病人。這不是隨便的猜想,一個長期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凡人肯定有一天會全面崩潰的。在本市,已經有兩個和我一樣的苦命人自殺身亡了,其中一個近40歲的男人跳樓死的很慘。我哀悼並同情他們,一點也不覺得他們比常人脆弱,說不定他們比常人還要堅強,只是他們的壓力超出了允許的範圍太多了,太多了!
在我身邊,也有幾個人在看我的笑話。他們說三道四,說我脆弱等等,「他不就是孩子有病嗎,有什麼大不了的?要是我精神狀態肯定比他強」。說這番話的是一些凡人中的庸人,自己沒有多大本事而靠幸運生存著,他們苦難較少但也活得痛苦不堪,同時也讓周圍的人活得很苦。他們的能力在於正常吃飯,然後通過消化轉化成大便,說白了就是動物本能。如果他們承受我一半的壓力,經歷我一半的磨難,我敢斷定他們早就瘋了,早就光著屁股在大街上亂跑一氣,亂叫一氣,說不定還要傷及無辜。
算了,不為他們擔憂了,還是說自己吧。我預感遲早有一天,我會被逼成瘋子,也光著屁股上街大喊大叫,手持大刀見人就砍,見人就打,最後自己累死笑死為止。也許,那時我就沒有什麼困惑了,徹底從苦難的深淵中解脫出來了。那時,社會上站出來一大批智者對我進行評論,讓更多的人從中吸取教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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